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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指人的等级的词——法律、社会或经济地位以及与这些相关的出生条件——倾向于变成指称某类品性和行为的词。暗示优越地位的会变成赞美词；暗示劣等地位的就成了负面词。 c hivalrous （侠义）， courteous （文雅）， frank （坦诚）， generous （慷慨）， gentle （温柔）， liberal （自由），以及 noble （高贵）都属前者； ignoble （可耻）， villain （恶棍），以及 vulgar （庸俗），皆为后者。
有时情况也会更复杂。我从小到大听到 bourgeois （中产阶级）作为修饰语，在很多语境中都是一个表达鄙视的词，但背后的原因各异。我小时候——我是个 中产阶级 男孩——这个词被在其之上的阶级用来指称我所属的阶级；它的意思是“非贵族阶级，因而庸俗”。等到我二十多岁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所属的阶级被在其之下的阶级诋毁；中产阶级此时的意思是“非无产阶级，因此是寄生虫，反革命”。于是，它总是一个批评的词，用来把某人归到那个阶级，而正是这个阶级为世界贡献了几乎所有的神学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画家、医生、建筑师和管理者。当中产阶级因为不属于无产者而被鄙视时，我们就有了违反上述一般原则的一个例外。一个较高阶级的名称暗示更糟糕的品性和行为。我视之为革命情势下的特殊、暂时的结果。早期用法——“非贵族的”bourgeois——是正常语言现象。
很多人会把身份词的词义转移诊断为人类根深蒂固的势利症状；语言的暗示当然几乎从来都不曾平等主义。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还有两个因素加入。其一是乐观主义；人们相信，或至少是希望，社会地位高过自己的人也确实比自己更优秀。另一个因素远为重要。像nobility这样一个词，当它不仅指人的地位，而且也指与这个地位相匹配的礼貌和品性时，就开始获得社会—伦理含义。但是只要对这些品质稍作思考，很快人们就不得不反省，有时候贵族不一定高贵，有时候平民也不一定不高贵。相应地，自波爱修斯 * 以降，欧洲文学就普遍认同了真正的高贵出自内心，让人变成恶棍的不是地位，而是恶性，会有“ungentle gentles”（不温柔的绅士），也有“gentle is as gentle does”（温柔一如绅士）。因此，我们所思考的这种语言现象，对于上层的傲慢和下层的奴性都既是一种逃离，也是一种肯定，而傲慢和奴性在我看来，才应该被叫作势利。某些言行举止被理想化地或乐观地赋予贵族阶层，这提供了一个范式。很明显，就很多贵族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没有实现的理想。但范式留存下来；任何人，即便是那个坏贵族本人，都可以尝试遵循范式。一个新的伦理观念上台了。
我认为，这一伦理观念最强大的地方是贵族与中产阶级相遇的边界。宫廷从其下的阶层吸取独具天赋的个体——比如乔叟——作为供自己娱乐的表演者或助手。我们一般认为乔叟在宫廷学习礼仪。毫无疑问就是这样；宫廷的礼仪比乔叟自己家的更为优雅。但是我们又怎么会怀疑他也在宫廷教授礼仪呢？像乔叟这样一个人，他期待在宫廷看到礼仪和高贵的范式被实现，基于范式已然实现的假定他写下不朽的诗篇，就这样，他贡献出对宫廷现实风气的批判——无意识的批判——却无人能够拒绝。那不是奉承，但听者如沐春风。正如人们说的，被爱的女人会变得更美，基于身份地位的高贵也会因为被如此对待而变得更“高贵”。贺拉斯们、乔叟们、拉辛们、斯宾塞们，就是这样让资助他们的贵族变得更为高贵。也是经由他们，无数优雅从贵族阶级流入中产阶级。这一双向交通产生了一个文化群体，其中的成员是两个不同阶级中最优秀的个体。如果这也是势利，那么我们就得把势利看作文明最重要的育婴室之一。若没有这个文化群体，除了上层的财富和权力，以及下层的阿谀或嫉妒之外，还能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