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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系统不是“互动”或者“组织”，而是现代“全社会”的子系统。卢曼的“全社会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理论认为，全社会为了“化约”环境复杂性而内部分化，使系统/环境之分“再进入”自身，形成社会子系统。从系统/环境、平等/不等两组区分看，存在三种全社会分化模式，大致对应三个历史阶段。 [1]
（1） 分割分化（segmental differentiation），即在全社会之内建立若干“平等”的子系统。初民社会基于血缘或地域，“分割”为平等的氏族或部落。由于社会规模有限、文字使用缺乏等，社会沟通主要采取面对面的互动形式。不过，在血缘、地域的限制作用下，初民“共同在场”、共同体验世界，“互动”与“全社会”实际上难以区分。
（2） 分层分化（stratificatory differentiation），即在全社会之内建立若干“不等”的子系统，形成等级秩序。传统社会根据身份，分层为不等的阶层，但阶层内部平等。比如罗马市民一律平等，与奴隶和外邦人不等。在对外不等的基础上，分层模式又按照“上/下”原则将各子系统等级化排列，在“上”的子系统代表全社会的统一性，负责整合全社会。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婆罗门位于顶端，在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在下的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附属之，依据距离远近取得自身的社会定位。
分层模式是社会演化的产物。一方面，随着初民社会规模的增长，大量社会成员不再面对面互动，只能依靠分层分化，使沟通在全社会层面延续。比如，一个平民与一名贵族，既不必彼此熟识，也不必深入交流，双方只需互相知道身份，就清楚如何打交道了。因此，当所有社会成员分属不同阶层，人际沟通就被化约为阶层之间的沟通，因此扩展到无数“缺席者”。另一方面，随着初民社会复杂性的增长，军事首领、巫师、长老等角色逐渐特定化，社会成员间的差异开始显现。此时，分层模式通过促进高等阶层的内部沟通，以及增强其支配能力，也有助于避免社会撕裂。
（3） 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即在全社会之内建立若干地位相等、功能不等的子系统。现代社会分化为各种功能子系统，政治“生产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宗教“解释不可理解之事”，科学“制造新知识”，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医疗“照护健康”。
此种功能差异的根源，在于各子系统皆基于固有“代码”展开运作。
功能分化是更为晚近的社会演化成就。在分层社会中，子系统的定位和稳定化取决于其他子系统，相互依赖性强，自我调整能力弱。现代功能子系统则各自承担特定的全社会功能，不受其他子系统运作状态的支配，易于应对高速变迁的外部环境。比如，经济系统只负责社会“短缺的减少”，看不到无关“支付/不支付”的沟通，因此无视高房价引发的政治抗议；但现代经济又面向一切使用“支付/不支付”语言的沟通（比如贷款利率），通过自我调整（比如价格）回应可理解的环境变动。要言之，在功能分化模式下，子系统的独立性和回应性、稳定性和变异性同时得到提高，适应复杂社会的需要。
[1] 参见Niklas Luhman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Stephen Holmes，Charles Larmore（tra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232-238。
原始法（archaic law）与分割模式相协调。如前所述，初民社会根据血缘和地域，分割为平等的氏族和部落。在血缘与地缘之间，前者为首要原则，后者是其延伸。初民社会一切功能的实现，皆以血缘为自然基础、社会支撑和正当性依据。原始的“互惠”经济、“图腾”宗教、“民主”政治无不如此，原始法也不例外，且因此呈现四项特征： [1]
（1）“效力”（validity）之匮乏。在初民的冲突中，各方归属的血缘群体，以及加害者与受害人的亲疏关系，决定了“法”的实体内容。每次冲突的处理结果都不同，说明法律高度依赖社会结构和社会事实，无法宣称普遍的“效力”。
（2）“暴力性”。在血缘原则的作用下，血亲复仇和决斗都充满暴力色彩。原始法以“族群”而非“个人”为基本单位，各种内部纠纷只是不具法律意义的“自我伤害”；但在族群之间，由于既不存在事实性权威，又不存在共同规范，纠纷往往诉诸暴力。
（3）“相互性”，可分“报应”（retribution）和“互惠”（reciprocity）两个方面。由于血缘原则强调亲疏有别，原始法的“相互性”并无平等之意，只是以后续不平等弥补当前不平等的结果。比如复仇往往超出受害范围，引发新的复仇乃至世仇；又如一次性的“双务契约”无法满足初民的需求，只有双方的付出始终处于不平衡状态，才能维持互惠经济。
（4）“仪式化”。初民社会晚期，族群交往日益密切，神明裁判被用于纠纷解决。与巫术一样，“神判”的可接受性来自仪式，而非裁判者的个人声望。在亟须控制暴力的社会发展阶段，法的仪式化有其必然性：只要人们仍然从血缘角度看待纠纷，“理由”就无法促成对裁判的接受，唯一选择是将论证难题转移到无需论证的仪式。
效力之匮乏、暴力性、相互性和仪式化，都是原始法以血缘原则建构社会的后果，表明法律尚未从全社会中分出，必须考虑事实上能否被社会接受、认可和执行。
[1] 参见Niklas Luhman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Elizabeth King，Martin Albrow（trans.），Routledge，2014，pp.11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