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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沟通的社会系统可分三种类型：“互动”“全社会”和“组织”。 [1]
（1） 互动（interaction）系统出现于“在场的诸个人相互感知时”，“在场者（the present）优先”是互动的首要特征。 [2] 不论与在场者关系多么紧密，不论对于在场者而言多么重要，缺席者（the absent）最多只能被讨论，无法参与互动、制造互动中的问题。但缺席者并非毫无影响，因为人类能够运用语言符号论题化（thematization）缺席者，从而兼顾互动之外的潜在背景。语言的使用拓展了互动空间，并将互动时间延伸到过去和未来，从而解除了互动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线性关系。因此，与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互动不同，哪怕在初民社会，强壮者面对瘦弱者也未必占据上风，他们之间的互动，总是牵扯到互动之外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但语言也限制了互动的复杂性：互动双方必须轮流说话，否则互动就会停滞；每次互动只能处理一个主题，其余必须“等候”。由于语言造成的时间结构限制，互动系统无法再分化为同时运作的多个子系统，难以应对更复杂的环境。
（2） 全社会（society）系统突破了互动系统的上述局限。全社会不是所有互动的总和，而是位阶更高的社会系统类型，承载了缺席者之间的沟通。你在场，或者缺席，全社会就在那里；你互动，或者不互动，全社会就在那里。没有任何人能够左右全社会，但任何一次微不足道的互动，又都构成对全社会的再生产。欧洲古典哲学在市民社会（societas civilis）意义上理解全社会，将之视为从政治和法律上加以整合的系统，其统一性根植于对共享规范的认同。此种理解无视对主流价值持拒斥态度的边缘人群，更无法解释不依赖于共识的多元社会。卢曼的全社会则包含“所有可理解的沟通”，这一定义以足够的抽象程度覆盖了历史上多种社会形态，为描绘社会演化奠定了概念基础。人类长期生活在多个全社会之中，但随着现代传媒、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语言可翻译性的实现，“可理解的沟通”扩展到全球。如前所述，现代全社会只有一个，它既非由多国家构成的沃勒斯坦式“世界体系”，亦非全球化作用下超国界的“公民社会”，
而是以系统形态存在的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
[3]
。
（3） 除了互动与全社会以外，在复杂社会之中日益重要的，还有第三种社会系统——组织（organization）。组织以特定资格和条件决定成员的进入和退出，从而与全社会相区别，因为“人们无法——像注册进入大学或取消学籍离开大学一般地——进入或离开全社会”
。组织将其成员结合为长期存续的群体，借助非人格化的规则，而非个人动机、道德允诺或者伦理共识，稳定高度人为的行动模式。在不复为共同体（community）的现代社会，大多数功能领域都需要利用组织“制造动机一般化和行为特定化”的能力。
[4]
比如在现代教育系统中，学生向老师提交作业，不是因为他尊重老师、同意老师的见解，或者相信老师能够教给他有用的知识，甚至帮助他得到“救赎”，而是因为他作为学生，必须遵守学校规定的行为准则；又如在现代经济系统中，员工完成雇主分配的任务，不是因为他心地善良、德行高尚，或者认识到这项任务的意义，而是因为他不希望被扣工资或者解雇。
[1] Niklas Luhman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Stephen Holmes，Charles Larmore（tra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71-76.
[2] 参见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Jr. Johan Bednarz，Dirk Baecker（tra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412-416。
[3] Niklas Luhmann，“Globalization or World Society：How to Conceive of Modern Socie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7（1），pp.67-80.
[4] Niklas Luhman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Stephen Holmes，Charles Larmore（tra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