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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并未直接移植生物学的有机体自创生理论，而是首先将“自创生”一般化（generalize）为“系统”的普遍特征，然后根据“社会”的特殊性再具体化（re-specify）。因为有机体、心理、社会三种系统分别由“细胞”“思想”“沟通”构成，不可简单类比。
卢曼从双重意义上否定韦伯（Max Weber）的见解，将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界定为沟通（communication），而非单个主体的行动（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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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沟通”概念的合理性在于预设了“复数主体”，毕竟即便是最简单的“社会”，其存在的前提也至少需要两个人，且他们之间能够以特定方式进行交流。另一方面，“沟通”也并非“行动”。哈贝马斯尽管也使用“沟通”术语，但仍然将其理解为“沟通行动”（中文通常译作“交往行为”），并且添加了“主体之间基于合理理由达成共识”的含义；
而卢曼所谓“沟通”，则与主体意识截然分离，是作为“信息”“告知”“理解”三阶段之综合的“社会”过程。
[2]
首先，信息（information）具有社会属性。“思想”只有经由表达，跨越心理系统的边界，才能转化为社会系统中的信息。思想可以有千头万绪，但每次只有一个实现为信息。此刻我的脑子里就有很多念头，比如口渴了想喝茶、晚上的聚餐令人期待、家乡的鱼火锅味道一流……但最终实现为信息的，是我用笔记本电脑写下的这段书稿。只有这段书稿所承载的意义，亦即上述关于信息之社会属性的说明，可能通过出版被传递到社会系统。
其次，信息的传递有赖于告知（utterance），告知也是社会性的存在。心理系统可以思考如何告知，但毫无疑问，包括手势、语言、图案、文字、数学公式、电信号、编码乃至“表情包”在内，所有能够传递信息的告知方式，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和社会演化的成就。而且，在不同的文化中，相同的告知方式，比如一个手势，含义可能迥异。这是因为告知方式绝非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是依赖于社会的“约定俗成”。初民被认为生活在不同社会之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部落之间根本没有共享的告知方式，无法正常地相互交流。他们之间，往往彼此视为“非人类”，或者至少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相反，由于语言的可翻译性，今天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人类只有唯一的社会——“世界社会”。
最后，信息一旦被告知，即不受告知者的控制，其意义取决于接收者的“理解”（understanding）。理解并非心领神会，而是必须实际表达出来。一方说话，另一方根本没有听见，显然不构成沟通。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每个心理系统都独立存在，理解也并非主体间的意识重合或者“共识”。父亲批评孩子，孩子置若罔闻，不屑一顾，这是一种理解；女人怨责男人，“直男”却误解为撒娇，这也是一种理解。
总而言之，在卢曼的语境下，沟通纯粹是社会系统自身选择性运作的产物。虽然任何沟通都以“环境”中至少存在两个心理系统为前提，但其与主体意识以及主体间共识均无直接关系。此种概念界定抽象地构造出“空无一人的社会”，作为有机体和心理系统之综合的“人”，则被归诸社会环境。
[1] 参见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Jr. Johan Bednarz，Dirk Baecker（tra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37-175；Niklas Luhmann， Theories of Distinction ，Rasch（tra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155-168。
[2] 参见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Jr. Johan Bednarz，Dirk Baecker（tra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412-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