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法律与经济

中世纪欧洲社会，分层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法律与经济以土地为中介紧密结合。地产的多寡与政治地位的高低、法律特权的大小相对应；国王、领主、教会各自在其领地范围内行使人身支配权和审判管辖权。然而，随着土地的货币化，法律与经济逐渐分化。不同于使用次数有限、使用价值因人而异的实物，货币具有彻底、同等的再使用性，确保了支付能力的无障碍流动并构成循环网络，对于经济系统从全社会中的“分出”至关重要。土地由货币进行经济性评价，并在登记制度的基础上自由流转，从根本上埋葬了附着于土地之上的法律特权。最终，“就是土地……人们也只是为了货币才拥有它们。一直要到这一刻，经济才……分化出来成为这样一个系统” 。基于拥有/不拥有、支付/不支付两组代码，现代经济成为专门负责减少稀缺的自创生系统，与负责稳定规范性预期的法律彻底分离。

19世纪末，利益法学派的“利益”概念提升了法律之于经济环境的敏感度。但法律归根结底不是经济，法律上的利益无法被货币衡量，不能成为支付的对象。现代法对利益加以均质化和抽象化，一律区分为“受法律保护/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漠视其具体经济特征，尤其是经济的核心要素“价格”。相反的情况，被称为“腐败”。换言之，经济与法律各自认知和自主调整“利益”，前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后者以“正义”或曰“决定一致性”为宗旨；法律规范和司法判决，都不会因为违背经济目标而无效。 就此而论，利益法学、持“经济还原论”的法经济学，以及研究法律如何引导和管控经济的社会学法学，都误解了现代法律与现代经济的关联方式。系统论法学认为，法律与经济彼此分离，只能基于所有权和契约两项机制，以结构耦合的方式相互影响。

现代所有权制度的形成，经过了经济与政治逐渐脱钩，进而与法律耦合的漫长历程。中世纪欧洲，由于土地被用于信用担保，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可流转性，融合地权与家长支配权的“家产制经济”开始瓦解；但在广泛的“庄园经济”和“捐赠经济”中，世俗和宗教统治者的政治支配权尚未与地权分离。16—17世纪，欧洲封建制崩溃，货币经济初步替代庄园经济，新兴民族国家开始以重商主义模式参与国际贸易，但主要目标仍然在于开辟王室财源和巩固政治统治。18世纪，所有权基础从政治支配向自然权利转移，却又与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结合，并在市民社会语境下成为政治参与的唯一正当利益。直到19世纪初，以《法国民法典》为标志，所有权才意味着自由地利用市场机会的可能性，适应于经济系统自创生的基本前提——明确谁对于特定财富具备处分能力。现代所有权制度一方面切断对共识的要求，使权利主张得以对抗其他一切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区分事实上的占有与法律上的所有，排除习惯、暴力等非货币因素的财产合法化效果，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基于“拥有/不拥有”代码的经济沟通。19—20世纪的殖民时期，所有权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进并最终巩固，就是出于上述两点原因。

仅仅从静态角度确定财产所有远远不够，经济系统的分出还需保障基于“支付/不支付”代码的动态交易网络。法律与经济的另一项耦合机制——现代契约制度应运而生。鉴于身份之于社会整合的重大意义，古代社会对财富流转设置了无数障碍。比如罗马法从形式上严格控制契约效力，且将契约划分为若干类型；缺乏规定形式的约定不会成为契约，非法定类型的契约不能强制执行。又如英国，直到16世纪中叶，法院才借助约因理论突破令状对契约的束缚。存在对价就认定契约有效的做法，以及法官对“约因”不断扩大的解释，逐渐推动了契约自由。然而，现代契约的效力基础既非“形式”亦非“约因”，仅仅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在现代社会中，所有基于支付/不支付的经济沟通都可以受到契约保护，所有缔约行动都只需考虑市场因素。此种围绕契约实现的结构耦合，从经济的一面看，是由于货币经济在动态层面的封闭运作，要求从交易中排除支付/不支付之外的价值衡量，漠视身份的事实性影响以及第三方的干涉；从法律的一面看，则是由于现代契约拟制了缔约各方的平等，并以“合同相对性”为基本原则。当然，契约的经济和法律意义也只能在各自的封闭网络中界定。直到20世纪，司法也并未任由契约受市场管控，而是自主解释当事人意思，甚至可以依据“善良风俗”等法律理由宣告契约无效。 aSHB6aTNRpozIW+fvKD07sBO6IVRRpA2xwFUFQPUB7ZZaWF/2IivTAzRkPavp8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