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系统际的关联模式

在“系统/环境”这组区分中，环境并非客观存在，而是系统的主观“建构”。任何社会系统都面对独一无二的环境（the environment），并且单方面地制造了与其环境的关系。首先，环境不是一个运作的统一体，而是系统运作所排除的所有事物的统一，“其他的一切”。其次，从原理上讲，环境总是比系统来得复杂，形成系统就是为了“化约环境复杂性”；也正是由于人面对着无从把握的复杂世界，才需要建立社会系统化约“世界”的复杂性。最后，环境“不能感知、处理或者影响系统”，系统虽然经常无视环境，但自主地将环境中的特定变动转译为内部信息，进而加以认知或者做出回应。 ^[1] 同样地，在法律系统的运作过程中，一方面，代码之外的所有价值都被排除到环境，不予理会；另一方面，环境的特定变动被建构为“法律事件”，对系统内部的既有状态产生激扰（irritation），迫使系统自我调整。

与“系统/环境”关系不同，“系统际”关系涉及两个自创生系统。二者之间界限清晰，各自构成运作封闭的循环网络，拥有不同的“频率”。因此，系统际关系具有高度选择性，绝非点对点的输入/输出关系，或者说线性因果关系。尤其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各种功能系统都“自我再生产”，代码、纲要、程序等结构上的限制，导致其相互关联唯有在“共振”这种例外情况下才可能发生。风险社会的形成，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自创生的功能系统之间缺乏共振，一种系统的运作无法在另一种系统中产生预期中的影响，比如政治和法律的干预难以调控经济，科学的澄清难以改变大众媒体的舆论。

但系统结构并非只是限制或者排除了系统际的关联。经过长期的社会演化，系统之间发展出一些相互对应、高度敏感的结构。它们在为系统屏蔽大量环境事件的同时，也聚焦另一系统的特定变动，从而提升了二者之间的共振能力。卢曼借用物理学上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概念，说明系统际的此种关联模式。风险社会的另一重要成因，就在于太多功能系统之间存在结构耦合，以致系统的细微变化引发连续共振，产生意料之外的蝴蝶效应。更严重的问题是，相互耦合的结构仍然从属于不同系统，在不同的运作循环网络中自我再生产，具有因系统而异的意义，不会促成系统际的相互协调。

法律系统也只能通过结构耦合与其他社会系统相互关联。篇幅所限，下文仅举两例。

[1] 参见Niklas Luhmann， Social Systems ，Jr. Johan Bednarz，Dirk Baecker（tra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82。 v9aTvv1mPLI9q93nBEENBxRZdrQQgx0IKh7AQucP3v+m1byZxJvklM36Pl8dPM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