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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更为明确地论述专属现代法律系统的正义。
首先，正义是法律系统的自我观察和自我描述，取向于系统的统一性。
如前所述，效力涉及运作层面的统一性，只要每项运作都指涉“现行有效法”，法律就是统一的系统。“正义”则涉及观察和描述层面的统一性，且为法律系统内部的观察和描述，无关外部道德。前现代社会，人们共享伦理观念，且法律与道德尚未分离，道德属性的“正义”保障了法律的统一；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道德呈多元化发展，并被合法/非法代码排斥到法律系统之外，其外部观察和描述参差不齐。
其次，正义存在于法律系统的“纲要”层次。法律代码无关正义问题，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同样的行为既可能合法，也可能非法；正义涉及合法/非法的判断标准间的关系，即法律纲要的统一性。但正义既不是与刑法、民法、契约并列的纲要，也不是实证法之外的“正当法”，不能直接用于案件裁判。当普通法不符合道德式的正义时，衡平法作为“国王的良心”登场，这种中世纪场景已成遗迹。正是由于正义既非法律代码，亦非普通的法律纲要，因此至今被误解为法律的道德基础乃至全社会的原则。
复次，正义不是从外部调整和控制法律的道德规范。现代法自主吸纳道德价值，不受道德的直接干预。在立法场域，一方面，诸多道德主张标准过高，不被接受为强制性的义务；另一方面，即便某些道德价值在公共领域中形成共识，也必须经由宪法原则和立法程序的双重过滤，才能形成立法规范。在司法场域，道德规范不可能像法律规范那样得到援引，在两造间直接分派合法/非法地位。道德要么像专家知识那样，作为事实进入司法场域；要么在法律论证过程中发挥作用，亦即作为在多项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之间选择本案裁判规则的理由。
最后，法律系统的正义无法调整和控制环境。法律不能要求政治统治者保持政策连续性，不能统一经济参与者的交易价格，更不能强迫人们信奉同一套伦理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