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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上、中、下三篇都有引言，腾出自序的篇幅说点别的。“系统论法学新思维”这个书名读起来可能有些烧脑，这里聊聊轻松的话题，交代一些前因后果，算是高强度脑力劳动之余的调剂品。
11年前，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9年前，我完成了博士后出站论文——前者不准备出版，后者没准备好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个人作品，要不是想到自己年近不惑，大概仍然拖延着。
这可能与我潜意识里对于出书的敬畏有关。在我看来，既然留在象牙塔，“立德”“立功”就成了奢望，唯一通向“不朽”的道路，只剩下“立言”了。因此“出书”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我容忍甚至有点欣赏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童心。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要写好一本有关“系统论法学”的书，实在困难重重。这套学说的创始人卢曼，从哲学现象学和自然科学吸收了太多东西，而且明确宣称自己的作品不打算让人一遍看懂。他的奇闻逸事，从“卡片盒笔记系统”到“经费为0的30年研究计划”，现在流传得越来越广，我只补充保罗·克亚尔讲的一条。这位如今声名鹊起的丹麦教授，年轻时曾通过他的导师，得到了与卢曼见面的机会。那天他如约而至比勒菲尔德大学，跟卢曼在办公室聊了一刻钟。“你们聊了些什么？”“这不重要，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趣事。卢曼表面上很礼貌地回答着我的问题，其实一直在悄悄写作，还以为我不知道。”
系统论法学的二代掌门托依布纳（Gunther Teubner），也是这种非凡人物。如果说卢曼让我因为难以准确把握他的思想而缺乏出书的勇气，那么托依布纳则因过于聪明睿智而打击了我写书的信心。由于翻译了他的《宪法的碎片》一书，2016年我受邀出席“系统理论与社会宪治”国际研讨会，与这位幽默风趣的老人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星期。当时我非常高兴收到邀请，唯一稍感遗憾的，是会议拟在佐治亚，而非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这种更适合初次赴美者的观光地举行。但直到我与追随托依布纳的曹勉之微信聊天，才意识到并没有一场美国佐治亚州（State of Georgia）的系统论学术会议。勉之说：“‘托老’要去格鲁吉亚（Georgia）啊……”正是在格鲁吉亚的旅行中巴上，托依布纳问起我，中国法学界目前在研究什么。听说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是我国最近很热的话题，他一下来了精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十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就讨论‘非人类的权利’。人工智能和动物当然都可以被法律赋予权利，只要它们能够被社会系统所涵括，实际地影响社会沟通……” [1] 他滔滔不绝、手舞足蹈地讲着自己新奇的观点，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绝望之感油然而生：眼前这位72岁的老人，不仅一直追踪着最前沿的学术主题，而且始终保持着理论想象力和穿透力，实在令后学望尘莫及！
看得出来托依布纳在学术上很自负，但他对卢曼景仰至极。在格鲁吉亚期间，晚餐的时候，他常常提议大家：“为卢曼干杯！”餐后在高尔夫酒店静谧的葡萄园里散步，他又叫住我：“你知道卢曼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在德语里，‘Luhmann’是light-man，是给我们带来光的人！”这让我想起2012年在上海，就曾问起他：“您跟卢曼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您常常提出与他不同的观点？”他很深情地说：“卢曼与我，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父亲’告诉我，你必须制造‘区分’，发表跟我不一样的观点。有‘区分’，才会受关注，社会才会进步。”当时纪海龙教授也在场，见证了这段对话。当然，那天让海龙印象更深的可能是另一段对话。托依布纳问我：为什么会对系统论法学这套如此艰深的学问感兴趣？是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见过卢曼？我解释说，我并没有看起来这么大的年纪，我1983年才出生。
回想起来，2005年，我考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在高鸿钧教授的指导下，第一个学期原本是读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当时大家都崇拜哈贝马斯，他的著作有那种“一览众山小”的理论气势，常常几段文字，就把康德、黑格尔、哈特、德沃金这个级别的顶尖学者“批量打发”了。但令我奇怪的是，哈贝马斯花费大量的篇幅，反复批判一个我根本没听说过的人和一套我根本没听说过的学说。卢曼究竟是何方神圣？“自创生”社会系统论究竟讲了些什么？怀揣一颗好奇之心，我四处寻找相关中文材料。但当时可得的卢曼文献，只有《法律的自我复制及其限制》和《社会系统的自我再制》两篇论文，以及《权力》和《信任：一个社会复杂的简化机制》两本小册子。此外就是一些翻译过来的社会学教材，比如特纳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介绍了“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还有胡水君的专著《法律的政治分析》，其中一个部分讨论了“卢曼的法律与社会理论”。托依布纳的文献更少，除了张骐教授翻译的《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就只剩译文《现代法中的实质要素和反思要素》了。对于理解博大精深的系统论法学来说，这些文献确实太有限了。更麻烦的是，它们还非常难懂。
师兄马剑银解决了我最初的困难。2007年，他去中国台湾访学，背回了多本系统论法学的台版书，高鸿钧教授立刻号召师门集体学习。通过反复阅读Georg Kneer、 Armin Nassehi的著作，鲁贵显翻译的《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以及洪镰德《法律社会学》的第九章“卢曼：法律的新功能论与自生体系论”、第十章“屠布涅论法律的演展、反思法与自生法”，我发现自己入门了；借助《对现代的观察》《大众媒体的实在》《生态沟通——现代社会能应付生态危害吗？》，尤其是《社会中的法》等卢曼译著，我的脑瓜里出现了一幅全新的世界图景。如果说哈贝马斯曾以其无与伦比的渊博学识震撼了我，那么卢曼则以其横空出世的天才洞见征服了我。他的作品还是那么难读，但一旦啃明白了几段，你就忍不住拍案叫绝！
我很快尝到研究系统论法学的甜头。一年后，师兄鲁楠领衔，携我在《清华法学》和《社会学家茶座》合发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卢曼社会系统论视野中的法律自治》，另一篇叫《卢曼的身前与身后》。我又单独在《清华法治论衡》发表了《风险社会的民主理论》，比较分析了贝克、吉登斯与卢曼的风险社会学，以及卢曼与哈贝马斯的民主观。同年晚些时候，师兄泮伟江从德国法兰克福访学归来，更借助与托依布纳建立的直接联系，通过组织翻译其法律社会学文集，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了系统论法学在现实问题上的解释力。要知道，自季卫东老师运用系统论深刻阐释法律程序的意义以后，国内已经多年没有出现同类作品了。
师门上下渐渐掀起了学习系统论法学的热潮。2012年起，高老师干脆在清华开设博士生课程，讨论《社会中的法》。那时我已入职华政，但只要时间允许，都会从上海坐高铁去北京。我心里明镜儿似的，跟着高老师上课，是最省时、最高效、最有收获的读书方式。在读书这个问题上，不论是深入文本细节的耐心，还是提炼核心命题并将之体系化的功底，不论是直观把握抽象概念的悟性，还是举例说明、触类旁通和延伸解释的能力，都没有人可以与高老师相提并论。这是数十年如一日修炼的结果，从法律文化、法治模式、哈贝马斯商谈法哲学到法律全球化、伽达默尔解释学和印度法，围绕每一个研究主题，他都花费一两年功夫集中读遍了所有重要文献。正是这个原因，与其他一流学者相比，高老师的作品并不算多，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富有知识含量和独到见解的“大作”。看过《清华法治论衡》那几篇骈文体“卷首语”的人，都赞叹高老师横溢的才华，艳羡高老师斐然的文采。但要说经典阅读，他是最肯下苦功夫的一个；要说论文写作，他是绝不卖弄文笔的一个。
他是那种真正“以学术为志业”，充满学术激情的人，会为了卢曼作品的某处理解，打来长途电话讨论一个多小时。这样的长时通话，我清楚记得时间、地点、内容的，就有六次。最近一次是去年冬天，晚上6点左右。当时我和朋友相约，靠“黄牛”排队，刚刚坐进徐汇一家“网红”火锅店，老师电话就来了。没有任何寒暄，他说：“我近期读了《复杂》《涌现》和《隐秩序》三本书，涉及卢曼理论的知识背景……”火锅店很吵，我在店外踱着步子听讲，一旁坐着仍在排队的顾客，他们不停搓着手，有说有笑。通话结束回到店里，我的左脸冻僵，右脸却因为接了一个多小时电话热烘烘的，而朋友们已经开始往锅里倒素菜了。
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关注系统论法学，形成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学术共同体。这是我从事系统论法学研究的意外之喜。除了师兄们，除了谦让我先读博士研究生的同级同门兼室友余盛峰，以及师弟兼同事张文龙，这个共同体也包括宾凯大哥，他写了国内第一篇关于系统论法学的博士论文，翻译了卢曼的《法社会学》，最近又组织我们围绕“胡塞尔现象学与卢曼法律系统论”，与哲学家们展开了一场学术讨论；李忠夏大哥，国内系统论宪法学的开拓者，经常代表我们，有一次也拉上伟江，在宪法学界接受学术“围殴”。还有托依布纳的弟子祁春轶副教授，对卢曼法社会学一见倾心的陈洪杰副教授，师从塔玛纳哈但服膺“反身法”学说的刘岳川副教授，以及更年轻的学者王玉薇、刘岩、刘涛、陈肇新和博士生钟浩南、桑田、张希、翁壮壮……当我们成群结队地出席“中丹（丹麦）系统论国际研讨会”（北京，2017年） 的时候，与会的欧洲教授们十分惊讶，中国竟有那么多系统论研究者！当我们集体亮相东亚法哲学大会“系统法学与未来法治”分论坛（香港，2018年）的时候，张嘉尹、许家馨等中国台湾地区的知名学者都被吸引到会场发表高见。李广德负责的公众号“法学学术前沿”，还专门开设了“系统论法学专栏”，供这个共同体展示研究成果。我多次感慨，这就是在中国做学问的幸福，无论多么艰深的理论，只要真正有价值，就总能吸引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另外一些师友并不专攻系统论法学，但认可并从外部“激扰”我的研究。宪法学家王人博教授，给了我充分的期刊篇幅（近4万字）呈现系统论法学的整个体系，他的尊称“王大爷”确实是我由衷喊出来的。康奈尔大学於兴中教授，给我提供了不少研究线索，特别提醒我比较自由主义者、结构主义者、波普尔与卢曼的法律自主性学说。学科带头人马长山教授，带领我攻关了两个国家级重大课题，引导我运用系统论法学的理论工具，分析法制改革和数字法治等中国问题。屈文生教授支持我办了前20多期“东方明珠大讲坛”，让我有机会求教于众多优秀的系统论法学研究者。北京大学的张翔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旭教授、丁晓东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雷磊教授，吉林大学的李海平教授、杨帆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李栋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李学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李强师兄，也非常重视与系统论的宪法社会功能学说、基本权利横向效力学说、多元社会宪治学说、反身法学说，以及更一般的法律功能、法律效力、法律价值和系统际“结构耦合”学说展开学术对话。
还有一个聚居松江大学城，以陈金钊教授、马长山教授、刘风景教授等前辈学者为首，包括我和马金芳、杨陈、黄涛、杨知文、吕玉赞、戴津伟、彭桂兵、王海军、王涛、徐震宇、张文龙、刘岳川、韩旭至等中青年学者在内的理论法学研究群体。在松江这个孕育了陆机、陆云、陆树生、陆彦章、徐阶、董其昌、陈子龙的人文荟萃之地，这个明代进士数量位列全国第一、明清进士数量位列全国前三的“上海之根”，我们不仅共同举办了十几场全国性会议、几十场青年论坛和上百场读书会，切磋学问、交流心得，每逢家中无事，或有外校专家到访，还总是相约登佘山、辰山、天马山，逛广富林、醉白池、方塔园，游灌顶禅院、西林禅寺，以聚餐会饮作为总结。十年下来，大家都相互提升了不少，彼此之间更是时常挂念，感情非常深厚。这样一种简单纯粹的小日子，令许多曾大驾光临的学界客人羡慕不已。另一位朋友蒋狄青甚至说，松江的学术圈子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不多。
这是属于我的美好生活！
希望以上文字不至于引起误解，似乎在国际国内众多师友的指导、启发和帮助下，作者“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贡献了一部高水准著作。我不能保证这本书对卢曼、托依布纳的每处阐释都准确到位，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发展的每处观察都有理有据，虽然我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无需多少努力也可以保证的是，由于系统论法学本身新得出奇，这本书基本没有陈词滥调，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不大反映当前的学界共识。我深切认识到，能够真诚表达“非主流”的见解，还能够得到包容甚至倾听，实乃学术人生的最大幸事！
在此致谢博士后导师李秀清教授，她是我下一本专著的指导老师，更是我婚礼的致辞人！致谢外公徐敬三先生，作为党龄超过73年的老革命，他以93岁的高龄，拖着大前年动了直肠癌手术的病体，仍然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写字写诗，和88岁的外婆一起，关心我的点点滴滴！致谢梁恩明先生，我少年时每周到他家读小说，成年后又随他游历多国，尽管我至今还是只会写硬邦邦的论文，而他凭借游记《贝加尔湖》获得了“冰心奖”！致谢初中班主任董碧松老师，当年我的写作兴趣，来源于她在班级宣读了我每一篇作文！致谢父亲、母亲、三姨、姨父，他们从没对我“出人头地”抱多大期望，只在乎我的身心健康！致谢岳父，他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川菜特级厨师，在岳母的辅助下让我家成为朋友们欢聚的地方！致谢李莉，她发自内心地喜欢我的每一位师友，每一位师友也都喜欢她。我们的儿子陆纬绅，再过几天就7岁了，我越来越看不出这小子有什么优点，只能确定他像我们一样好客。
这本书献给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高鸿钧教授。怕他觉得矫情，就写在这里了。
陆宇峰
2022年5月3日
[1] 这篇文章是Gunther Teubner，“Rights of Non-humans？Electronic Agents and Animals as New Actors in Politics and Law”，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006（4），pp.497-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