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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占据中心位置的现代司法，现代立法位于法律系统的“边缘”，且与“契约”子系统并行。古代契约附属于立法，是法律的“语义”而非“语法”，比如罗马法上的契约等于一个单纯的“约定”加上一个“债”，后者是“应负担履行义务的法锁”，由立法明确规定。
但在契约自由原则作用下，现代契约与现代立法一样，都是独立的法律再生产机制，都是法律系统的“语法”。尤其自20世纪以来，不仅个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建立主要依靠契约，在重要的社会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在政治立法“鞭长莫及”的跨国和全球领域，规范性预期的稳定化也越来越仰赖通过契约“自我生产的法律”。
中心与边缘相互分离又协同运转，共同维系了法律系统的内部张力。
第一，中心封闭，边缘开放。在法律系统的边缘，立法和契约面向环境认知开放，形成法律纲要。立法纲要主要是认知政治意志的结果，契约纲要主要是认知经济需求的产物，二者均使法律系统对环境变迁保持敏感。但司法中心具有封闭性，在连接“规范”与“事实”的裁判过程中，道德、政治、经济等外部理由均无直接相关性。
第二，中心必须做出决定，边缘不必。即便在立法不足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法院也要判决所有已经受理的案件。但议会既不必决定私人领域的诸多事项，又不必随时回应公共领域的诸多诉求。同样地，契约自由既保障在任何时刻、与任何人、就任何事订立契约的权利，也保障拒绝缔约的权利。
第三，中心稳定，边缘变动。现代立法脱离神圣和自然的渊源，获得了可变性。“不可变更”的宪法规范，不过意味着严格的修宪程序。契约与无可选择的身份相对，具有打破血缘、阶层所凝固起来的社会关系，不断扩展互动的能力。然而，生效判决哪怕缺乏败诉方的认同，或者遭遇舆论的批评，也不会再予更改。
第四，中心诉诸差异，边缘容纳合意。在民主政治条件下，立法连接公共领域的“商谈”；如果关涉道德、伦理事项，甚至需要基于相同理由的共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中，作为私人领域利益博弈的结果，契约也必须基于合意；“重大误解”和“诈欺”等扭曲合意的情况，则将契约置于效力待定的状态。但司法总是取向于差异，法院做出裁判决定的根本保障并非合作和相互理解，而是被告与原告、律师与法官、证人与当事人的不同角色分配，以及各自在诉讼程序上的不同地位分配。
第五，中心分化，边缘不分化。在立法子系统中，尽管政党日益成为表达政治意见的主导力量，但任何公民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权利；议长主导议会程序，但不像行政长官那样对下属发号施令。在契约子系统中，缔约者是权利地位平等的主体；生效契约不论标的大小，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只有司法子系统内部再分化，且分割、分层、功能分化三种类型并存，形成了不同地域、审级、专业的法院体系。地方与中央法院、初审与上诉法院、普通法院与铁路、海事、军事等专门法院在各自范围内充分行使职权，它们相互之间最多只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的生效判决都具有终局性。
总而言之，经由“中心/边缘”的内部再分化，法律系统维系了五组内部张力，得以在不脱离环境的同时自创生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