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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司法与立法的分离体现为两种“程序”的分化，得到包括宪法在内的制度保障。立法程序贯彻民主原则，取向于协商、共识；司法程序贯彻竞争原则，取向于辩论、对抗。然而，由于古典政治哲学的影响，作为主权构成要素的立法权，至今仍被视为高于司法权。系统论法学的观点恰好相反：司法位于法律系统的“中心”。
首先，“中心”最终处理法律系统的悖论。立法纲要能够提供合法/非法的判准，展开代码层次的悖论，但不会自动起效。法律系统必须依靠司法自主使用纲要，实际负责“若……则”运算，连接系统认知的事实与规范。现代法律解释学表明，立法规范的多重含义无法借助“立法者意志”获得统一，需由法官解释加以确定。现代法教义学表明，立法规范存在于动态、开放的教义学体系之中，并非孤立命题，其定位依靠法官的选择。法律论证理论暴露出更为尖锐的问题：当一个案件同时适用多条立法规范，司法裁判最终取决于法官的进一步区分，即对本案与既有案件是否相同做出决断。 [1]
其次，“中心”再生产法律系统的统一性。在西方哲学传统上，“统一性”系指事物的所有内部要素皆可溯源唯一的原则、理念或者目的。但在系统论法学视野下，法律统一性不再意味着下级规则来源于上级规则的演绎，而是表明系统回溯既有法律沟通，制造新的法律沟通，在循环、递回的网络中自我再生产。 [2] 这种基于运作差异再生产的法律统一性，只能依靠司法维系。一方面，立法不断制造规范间的矛盾，司法考虑在同样有效的规范之间，何者相对于个案更为适当；另一方面，司法立足当下重构过去和未来，借助法律解释将抽象的立法规范的意义具体扩展到新的案件，并依据对未来后果的预测对其加以确定或调整。在司法审查的场合，法院还基于“上位法”“宪法价值”“立法权限”等法律理由，通过肯定或否定特定立法规则的法律效力，再生产法律系统的统一性。
最后，“中心”维护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立法面向非法律诉求和实质理由持续开放、不断变更，司法却以其特有的能力抵御环境压力。
至少包括四项能力：（1）“既判力”的终结论证能力。“既决案件不得再起诉”使法官免于无穷无尽的论证，任何质疑生效判决的外部说辞，均无分派合法/非法价值的实际效果。（2）“程序”的规避实质性决定能力。“对抗制诉讼”将真相交由当事各方及其律师进行建构，证据规则将事实与可采信的证据关联，在辩诉交易中，法官甚至通过简单的程序审查就能裁判案件。（3）“组织化”的风险转移能力。作为组织系统的法院转移了个人风险，法官的裁判仅需符合组织的内部规则，就被视同于法院本身的行动。（4）“职业化”的风险吸收能力。由于律师广泛介入诉讼，日常纠纷在正式提交法院之前已经得到法律的过滤；法律顾问对契约进行合规审查，设计避免诉讼的法律手段，以其预防性实践减轻法院裁判的压力。
[1] Niklas Luhmann，“Legal Argumentation：An Analysis of its Form”， Modern Law Review ，1995（3），pp.285-297.
[2] Niklas Luhmann，“The Unity of the Legal System”，in Gunther Teubner（eds.）， Autopoietic Law — A New Approach to Law and Society ，Walter de Gruyter，1987，pp.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