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法律作为“条件性纲要”

“纲要”可分目的性纲要（purpose-specific programme）和“若……则”形式的条件性纲要（conditional programme），法律系统要执行其社会功能，就只能使用后者。

目的性纲要诉诸未来才能获知的因果关系，既无法稳定规范性预期，又无法化约法律系统的环境。比如，倘若必须依据裁判的未来后果，而非“构成要件”来判断一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法官将无所适从，错漏百出。也可以认为，目的性纲要涉及自然的因果性，适合投资、医疗、行政等决定，这些决定作为“手段”是否符合“目的”，必须接受现实的检验；条件性纲要则涉及人为的因果性，即“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律系统由此成为繁琐机器（trivial machine），免于环境的检验和操控。

20世纪福利国家的法治困境，正是源于将法律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亚里士多德认为“目的”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终点，现代的“目的”却关乎对未来的想象，其优势在于多样化，不必固守传统路径，劣势则在于主观化或曰意象化（intentionalizing），以及缺乏手段/目的匹配性的准确知识。是故，福利国家为了避免法官恣意裁判，往往在立法规范中设定符合目的之手段，实际上再度采用“若……则”形式。

另一些情况下，福利国家要求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立法目的灵活裁判案件。为此法官不得不利用非法律的目的性纲要，特别是关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科学或者经验知识，论证裁判的正当性。比如依据“经济条件对儿童成长影响最大”的统计学成果，判决抚养权归属父母双方中收入较高者。这样一来，裁判决定就被暴露在经验批判之下，“唯有职务上的权威，亦即必须做成决定之强制，才使得该决定成为有效” 。换言之，由于必须否定无法达成目标的目的性纲要，裁判效力仍然依赖一种特殊的条件式纲要，即一项权限规范（norm of competence）：若判决系由法官依法做出，则判决有效。此时，“纲要化”与“代码化”的区分接近临界点，丧失悖论展开功能，法律事务“退回到那个或许会被观察者成为套套逻辑的状态：法律就是那些被法律标示为法律的东西” 。 z6p0CKJUnaMgLm2TpMuM8o8gjdInViKOG6NbA2AGspJH1BkczsVtIhfuNc3h6p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