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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结构是引导法律沟通的价值——代码（code）。在“自创生”社会系统理论中，代码特指现代功能系统固有的首要“区分”，由一组“对称”的价值构成。
政治系统的代码为“有权/无权”，经济系统的代码为“支付/不支付”，科学系统的代码为“真理/非真理”，教育系统的代码为“成绩好/成绩差”，大众传媒的代码为“新闻/非新闻”，医疗系统的代码为“疾病/健康”，宗教系统的代码为“内在性/超越性”，艺术系统的代码为“美/丑”。法律系统也二元“代码化”（coding），拒不考虑“合法/非法”之外的第三种价值。
这是高度或然性的社会演化成就。首先，前现代社会都对法律的“代码化”保持警惕，在处理规范性预期冲突时，往往回避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合法/非法决定，偏好以调解方式缓和冲突，维护社会团结。比如，古代中国的州县长官常常主持“父母官式的诉讼”，以“教谕式的调停”显示超然公正的立场。
其次，如果必须在相互冲突的规范性预期之间做出决断，诉诸合法/非法代码也不是什么讨巧的选择。原始法的方案是神判仪式，以“神意”作为决断依据；传统法基于社会结构，对合乎伦理或具可执行力者予以正面评价；只有现代法完全基于合法/非法的内部区分进行二阶观察（second-order observation）。当诉讼双方相互指责违法或违约时，现代法官独立地在二阶层次上重新审视，全然不考虑哪一种规范性预期更可能得到社会的外部支持。最后，现代社会也可能拒斥法律的“代码化”。16世纪的“国家理性”学说主张，主权者必须放弃惩戒某些非法行为，以免危及和平或者统治地位； 18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反抗合法/非法二分，倡导“非利己的犯罪”；
19世纪以来，梭罗、甘地、马丁·路德·金鼓励通过“公民不服从”，提醒国家注意合法/非法之外的价值
；20世纪的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也认为，主权者有权决定法律的“例外状态”
。不过，通过制定《紧急状态法》等方式，现代法始终尝试以“代码化”消解对代码的反动。
“代码化”决定性地确保了现代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从外部关系看，基于代码的法律沟通产生“划界”效应，排除合法/非法以外的所有第三种价值，形成了“系统/环境”（法律/非法律）的“不对称”区分。在这组区分中，“系统”一面能够衔接后续的法律沟通，“环境”则构成“未标记的空间”，没有法律沟通进行。因此，政治权力的保持、经济利益的增长、大众传媒的舆论，以及道德、宗教、科学上的各种理由，都丧失了与法律的直接相关性。从内部关系看，合法/非法代码是一组“对称”的区分，两面都有衔接能力。换言之，合法/非法区分可以“再进入”自身，或者确认对某种行为的既有法律评价，或者使“合法”变成“非法”，“非法”变成“合法”。比如，“合法”持有的枪支可能被“非法”使用，又如犯罪必须被“合法”认定和处罚。如同中国道家所谓“阴/阳”，法律代码的两面可以但也只能相互跨越，相互转换。内外关系的结合，共同造就了法律系统动态的运作封闭：
“系统形式的不对称性以及代码形式的对称性，必须在系统中共同发挥作用。系统形式的不对称性，即使当系统的运作以环境为导向时，仍然确保了系统的封闭性。代码的对称性则为持续地跨越那由代码所标示之界限的动作，提供了保障。”
“代码化”的重要后果之一，在于导致了法律系统的“悖论”“套套逻辑”和“矛盾”。
（1） 悖论（paradox）是一种无法区别的状态，即在一组区分的二值之间，一旦选择其中一个，就会立刻陷入对立面。典型如“说谎者悖论”：克里特岛的埃皮曼尼德斯说，所有克里特岛人都是说谎者。形成悖论的充分条件有二：一为“自我指涉”，即陈述包含了陈述者自身，如埃皮曼尼德斯就是克里特岛人；二为“唯一区分”，如整个陈述只涉及说谎/不说谎之分。法律系统基于合法/非法的唯一区分，将所有第三种价值排除到环境，使系统内部实现自我指涉，因此无法避免“合法即非法”的悖论。（2） 套套逻辑（tautology）是一种隐蔽的悖论，“宣称一个差别，它同时又要在这个差别上宣称，这个差别不是差别”。法律的套套逻辑可以表述为“合法即合法”。这个命题看似同义反复，没有宣称差别，实则不然。只有区分“合法=合法”/“合法≠合法”，才可以标示出“合法=合法”。（3） 当狭义的悖论“合法即非法”，与套套逻辑“合法即合法”相互联结，就形成逻辑上禁止的矛盾（contradiction）：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在某个时刻、对于某些成员而言合法的行为，在另一时刻、对于另一些成员来说却非法。“一项行为既合法又非法”，同样是无法区别的状态，属于广义的悖论。
法律悖论可以构造为五个逻辑步骤：（1） 合法/非法以外的第三种价值被排除，“法律”与“非法律”得以区分，“法律”得到标示；（2） 根据法律，某些行为被确认为“合法”，呈现“合法即合法”的套套逻辑；（3） 上述“合法”行为可能遭到否定，呈现“合法即非法”的悖论；（4） 套套逻辑与悖论相联结，一项行为呈现“既合法又非法”的矛盾；（5） 矛盾必须再被否定，即呈现“合法”并非“非法”。
此种构造深刻地表明，现代法律系统必须面对层出不穷的悖论，无法从“原则”出发层层演绎，在演化上概率极低；同时也表明，仅仅基于二元代码封闭运作，法律系统将很快陷于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