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规范性预期”与“认知性预期”

具体说来，法律系统独一无二的社会功能，与时间拘束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s of time binding）有关。 “当下”在“时间”维度拘束“未来”，沟通往往不是一次了结，而是对进一步的沟通抱持“预期”。比如，今天契约签订，预期一年后的契约履行。“时间拘束”会产生“社会”维度的“成本”：未来仍然按照既有预期进行沟通，可能造成损失。比如，原材料涨价导致履行契约在经济上不利。如果社会成本超过收益，预期失落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此时，法律显然有助于对抗社会成本、维持时间拘束，亦即稳定预期。

但一方面，法律从来不是稳定预期的唯一社会机制。人们不惜付出成本，也要按照既有预期行事，既可能出于畏惧法律，也可能由于信仰上帝、珍惜身份、爱护名誉。从抽象到具体，这些机制依次可分为价值（values）、纲要（programs）、角色（roles）、个人（persons）四个层次。 ^[1] 在“价值”多元和“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稳定预期越发依赖“纲要”和“角色”这两个中间层次，但无论如何并不仅仅仰仗作为特殊“纲要”类型的法律。

另一方面，复杂社会有必要区分各种预期，只让其中一部分形成时间拘束，为未来保留开放性和变异性。根据遭遇失落时人们的不同反应，预期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类型：如果采取“学习”态度，重新调整并形成新的预期，即为认知性预期（cognitive expectations）；如果反事实（counterfactually）地坚持预期，拒绝做出相应调整，即为规范性预期（normative expectations）。 ^[2] 法律系统功能在于“稳定规范性预期”，且仅仅稳定部分规范性预期。

在现代社会的多种预期稳定机制中，除了法律“纲要”外，都不能在预期失落时拒斥“学习”。对于破坏预期者，人们可以谴责其信仰缺失、罔顾身份、人品低劣、头脑愚笨，却不得不承认“价值”“角色”“个人”或者非法律“纲要”无效的事实，在往后的生活中吸取教训，改变预期。相反，除非出现革命、战争等极端情形，违法的事实不会导致法律本身无效，下一次面对相同的情况，受法律保护的受害者不用“吃一堑，长一智”，而是完全可以继续抱持相同的预期。正是由于法律系统发挥着“稳定规范性预期”的社会功能，现代人才敢于面向“陌生人”，做出交易、投资、入学、求医、诉讼、驾驶等风险极高的决定。比较起来，原始法与族群的事实性暴力紧密联系，传统法受制于阶层的事实性影响力，只有现代法脱离了外部的社会脉络（context），具备“反事实”的“规范性”（normality）。

[1] 参见Niklas Luhman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Stephen Holmes，Charles Larmore（tra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250。

[2] 参见Niklas Luhman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Elizabeth King，Martin Albrow（trans.），Routledge，2014，pp.31-39。 JTtgA5CjMKkaLTowXUxiAdwKjGlw1jAdshd7DAm4a2CWZCP6a0K1uLhpo9HqJJ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