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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社会“共生共变”，但并非只是为了适应社会变迁而被动演化。在演化过程中，法律自身的变异（variation）、选择（selection）和再稳定化（re-stabilization）发挥了首要作用，每个演化阶段都受益于既有法律素材的积累，接续了既有法律机制的运转，现代法则完全自主演化。达尔文进化论在此提供了分析框架，其中“变异”涉及法律要素的更新，“选择”涉及法律结构（规则）的建立，“再稳定化”涉及法律统一性的重构，均不受外部操控。
（1） 古代法以个案方式处理冲突，“变异”与“选择”无法区分。
每次冲突都受具体社会情境特别是涉事血缘群体的实力影响，法律要素不断变异；冲突解决依靠事后规则的创制，而非既有规则的选择。直到类似冲突频繁发生，且出现了“裁判者”和作为社会记忆的“文字”，才有必要和可能储存个案处理的经验。然而，初民社会的裁判者以“占卜”方式使用文字，旨在保存过去的“决疑”知识，并无指引未来生活的目的。
是故，即便在原始法的晚期阶段，面向未来、具有情境不变性、可重复使用的规则仍然十分罕见。
（2） 当裁判者角色随着阶层分化固定下来，就可能形成相对独立于社会环境的裁判系统，原始法也向“前现代高等文明的法”演进。裁判系统的出现至少意味着三项演化成就：首先，高等阶层垄断法官角色，利用权限规范和程序，在并无共识之处宣称代表共识、排除歧见，专门化的规则自此发端。其次，当事各方被迫皆以法律为辩护依据，可能暴露规则间的矛盾，形成变异的契机；法官独立于亲友关系等社会情势，对规则适用进行决断，构成选择的过程；“变异”与“选择”发生分离，法律要素的变动不再总是导致法律结构的明显更新。最后，由于裁判决定不能针对个案和个人，普遍性的法学概念可能成为论证基础。罗马法学甚至开始使用超越个案情境的抽象概念，孕育着一种对抗道德、常识和日常语言的法律文化。
但即便是罗马法学家，也并不检验“法命题”的一致性，并不承认抽离个案具体特征的法律体系，并不认为规则只要符合体系即有“效力”。他们预设法律恒定不变，没有“新法优于旧法”的思想，通过拟制（fiction）解决新型案件。中世纪普通法也大量使用拟制，仍然不能解决的案件则被视为“例外”，诉诸“衡平”，不会轻易创设新规则并重构法律体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传统法律秩序中，“再稳定化”与“选择”机制尚未分离。
（3） 通过诉诸“体系”的自主反思，容纳变异的法律素材和被选择的新规则，以便实现法律的“再稳定化”，这种做法始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得益于印刷术的普及。此前，规则与注释、特权与个别义务、令状与诉权虽然已经得到文字记录，但法律主要以零散的格言形式口耳相传。印刷术使法律素材得以汇编和广泛传布，将其庞杂矛盾摆上台面，才刺激了简化和整理的需要；相应地，法律教义学（legal dogmatics）也才与实务分离，关注法律的体系性和历史融贯性。19世纪，概念法学崛起，法律的反思性进一步增长：整个法律系统都以“原则”和“体系”的方式加以把握；新的规则被“解释”为抽象原则的具体实现，进而整合到体系之中，不具“可建构性”者遭到排斥。20世纪，层出不穷的立法加速了法律发展，法律的体系性能够不再依靠解释达成，形式性的“效力”又替代实质性的“原则”，将高速变迁的法律不断再稳定化。随着“效力体系”替代“价值体系”，法的自主演化彻底实现，法律系统独立于宗教教义、伦理道德、政治意识形态，从全社会中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