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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伊斯兰、古希腊—罗马等前现代高等文明的法（law of pre-modern high cultures）与分层模式相协调。 [1] “阶层内平等”和“阶层间不等”的原则，决定了其与原始法的差异。
（1） 由于平等对待同一阶层的所有成员，法律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效力。立法者负责颁布一般性的规范，由与之职权分离的裁判者严格适用，血缘关系不再直接左右法律。
（2） 由于高等阶层支配低等阶层，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暴力。刑罚操于政治统治者之手，私斗被视为威胁秩序和挑衅公权，私刑也受到严格限制。
（3） 由于各阶层地位迥异，“相互性”不再是法律的主导原则。实体法上，类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差别待遇广泛存在；程序法上，高等阶层优势明显，比如在事实不清时应做有利于贵族的判决，又如贵族证言具有更高证明力。
（4） 由于裁判者拥有高等阶层赋予的权威，纠纷处理的仪式化色彩也逐渐褪去。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禁止教士参加神明裁判，欧洲司法开启了世俗化的进程。英国发展出陪审团审判，欧洲大陆则以纠问制查明事实。
然而，“前现代高等文明的法”严重依附于全社会的等级结构，仍未形成独立的系统。首先，高等阶层总是对立法和司法施加更大影响。即便在平民享有立法权的“共和”时期，罗马贵族也通过垄断法律知识和为裁判官提供咨询，实际掌握着法律。
其次，低等阶层被排斥到城市边缘和乡村，对法律几无需求；普遍的不识字状况，更使他们难以参与渐趋组织化和专业化的法律发展。再次，法律并未遍及全社会，而是拒绝处理大多数纠纷。比如在英国历史上，“无令状则无救济”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高等级阶层通过控制诉讼机会，在法律领域维系阶层分化。最后，国王、教会、领主多种司法管辖权并存，法律运转或受制于宗教的势力，或受制于政治的区域性，根本上仍与个别的社会情势紧密联系。
[1] 参见Niklas Luhman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Elizabeth King，Martin Albrow（trans.），Routledge，2014，pp.129-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