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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企业大体上都会经历一个生成、成长，继而衰亡的生命周期。在管理学研究中，企业成长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研究者认为对企业成长过程和驱动机制的探究不仅能够洞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过程和战略行为的动态变化（叶顺，2016），还可能预测整体经济环境波动的微观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企业成长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成长本身的多样性上，也体现在已有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的多样性上。有研究者（Walker & Brown，2004）指出，并非所有的小企业都能成长为大企业；并非所有的小企业主都有让自己的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意愿。仅此一点便足见企业成长问题的复杂性。本部分我们主要对已有研究关于企业成长本质和影响因素的核心观点进行总结（见表3.1）。
表3.1 企业成长的概念与主要观点概况
来源：资料整理。
古典经济学用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张之梅，2010）。1776年，古典经济学家斯密（Smith）以制针流程为例，阐释了分工的科学性和经济性。他指出，企业中生产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本质上是劳动分工下形成的组织形式，其目的在于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他认为，企业的员工人数和分工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企业成长的重要指标。
马歇尔（Marshall，1980）在坚持规模经济决定企业成长这一观点的同时，引入外部经济的概念，认为企业成长是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马歇尔从企业内部职能部门和外部关联企业两个维度理解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内部专业化分工促进新的职能单位的形成。外部的专业化分工则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和行业，促使企业向其所处领域深耕。此外，他引入企业家生命有限性的概念，并认为企业家是企业成长的关键。马歇尔的理论将古典企业成长理论和稳定均衡条件相结合，拓宽了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思路，也为后续的资源基础理论、演化理论等企业成长理论提供了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成长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的过程（付宏，2013）。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内部的复杂性被抽象掉，企业被抽象为同质的专业生产组织。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技术、信息等充分流动，生产要素的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可以精确计算。企业通过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并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确定最优生产规模，企业成长的目标是达成生产的最优规模（陈琦、曹兴，2008）。并且，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扩张规模存在边界限制条件，越过这些条件会带来规模不经济。
总之，古典经济学将企业成长过程量化为规模扩大的过程。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的本质解释为生产函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将企业成长的动力理解为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并且，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企业外部，企业只能被动地适应和利用它，从而实现企业成长；重视企业外部因素，忽视企业间的异质性。然而，很多旅游微型企业是出于非经济目标创建的（Chen & Hilson，2013），有的企业经营者为了维持满意的家庭生活状况甚至会主动限制企业规模的扩大（Ateljevic & Doorne，2000；Shaw & Williams，2004；叶顺，2016）。因而将旅游微型企业假设为经济人并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不合理的。这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模式。因此，旅游微型企业的成长规律并不完全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条件和结论。此外，旅游小企业具有空间锁定的特征，他们在目的地提供直接面向旅游者的服务，其经济活动天然地嵌入地方社会和文化。旅游小企业各具特色（文彤，2017），因而将企业视为同质的也是不适宜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成长是企业边界扩大的过程，也就是把以前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活动纳入企业内部进行，表现为企业功能的扩展。企业成长的动因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分析企业成长因素也就是探讨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朱晓霞，2008）。新古典经济学简化了企业内部的复杂结构，重点突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而科斯（Coase，1937）发现现实中的企业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不尽相同。他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解决了企业成长的两个基本问题：（1）什么是企业；（2）企业的边界在哪。他指出，当企业内部的运营成本小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选择建立企业，以降低成本。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企业成长的动因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威廉森（Williamson，1979）在科斯的基础上从交易的维度方面分析交易的特征，对交易进一步细化和一般化。他从资产专用型、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了交易成本，并分析了企业边界确定的原则。他认为不完备契约充满着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决策的风险，增加了交易成本。为降低交易成本，企业会通过前向或后向的一体化，把原来属于市场交易的某些阶段纳入企业内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成长就表现为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张（张之梅，2010）。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在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假设前提下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分析，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付宏，2013）。但是，该理论过度强调企业的交易性质，与企业有关的变量也经过简化，不易反映企业现实中的复杂运作（程恩富，2002）。在乡村地区经营的旅游微型企业采取的各种经济行为根植于以人情和关系为基础的网络中，而非局限于单一的交易关系（冯卫红，2008）。
彭罗斯（Penrose，1959）和巴尼（Barney，1991）将企业视为各种资源的集合，在此基础上，基于资源基础的企业成长理论有两个假设：（1）企业资源的异质性，表明企业拥有或控制不同的资源集合。（2）企业资源的不完全流动性，表明企业在资源集合上的差异是持续性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源和能力，这些独特的资源与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朱晓霞，2008）。因而，企业成长是企业对自身资源和管理职能的统筹、协调的结果。
彭罗斯被公认为企业内部成长理论的开创者（邬爱其、贾生华，2007）。她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明确了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并梳理了企业成长机制。她认为企业内部成长机制可以在“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这一分析框架下展开研究。具体为：（1）企业成长的动力是企业利用自身生产资源形成的生产服务，而非市场的均衡力量决定。（2）尽管资源提供了企业成长的内在基础，但企业管理能力却有可能为企业成长设限。企业的管理能力是企业调用其他资源所能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决定因素，进而制约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界限。此外，受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影响，彭罗斯也强调了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认为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是企业成长的推动因素，企业成长的重要一环就是发现潜在的成长机会。
总之，资源基础的“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强调了企业的异质性，与传统的企业成长理论相比，更加符合企业成长的实际。然而，彭罗斯等学者潜在地假设企业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变化，而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被极小化甚至省略了。虽然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对企业成长有重要影响，但它对企业与环境间关系的认识过于绝对化（邬爱其、贾生华，2007）。现实中的多数企业并非在环境变化面前完全无能为力。
企业能力理论是随着企业竞争优势的讨论发展起来的。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是“能力的独特集合体”，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的核心能力或动态能力（朱晓霞，2011）。具体而言，企业能力包含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对其探讨多以企业资源基础观为理论依据（肖兴志，2014）。
企业能力理论中较为完善的是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和企业动态能力理论。有学者（Hamel & Prahalad，1990）提出核心能力概念，认为企业的不可模仿、难以复制、不能完全转移的独特的核心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多方面资源、技术和不同技能的有机组合，是组织中的积累性知识。这一概念强调了企业内部的资源、独有技术、技能等核心能力对企业的成长的重要性。企业拥有的核心能力的资源类型及其发生作用的机制不同决定了企业在成长路径上的不同选择。
传统能力理论是以静态的环境分析为基础的能力理论，缺乏对资源或能力产生过程的分析（Foss & Knudsen，1996；朱晓霞，2011）。然而，由于环境是动态变化的，某一时期形成的核心能力，不一定能长期维持。于是，有研究以资源基础观为理论根基，提出“动态能力”的概念，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整合、建立以及重构企业内外能力以便适应变化环境的能力”（Teece & Pisano，1994）。他们从资产、路径、组织过程三方面剖析动态能力的本质属性，将动态能力分为协调整合能力、学习能力和重构能力三方面（杜小民等，2015）。
总之，企业成长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传统的内部或外部因素分析难以解释动态环境下的企业持续成长。动态能力观从促进企业成长的内外部因素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强调企业动态能力的重要性，对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维持竞争优势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夏清华，2019）。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并且，企业间的竞争和合作方式发生改变，形成了在竞争中合作的“新竞争”格局（Best，1990）。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创业企业意识到仅仅依靠企业内部资源无法满足其快速成长的需要，通过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关系获取所需资源成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Ter Wal et al.，2016）。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指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组织建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获取和共享网络资源。网络资源与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成为企业成长的基本动力（邬爱其、贾生华，2007）。企业成长的核心是整合企业内外部的资源，创建和维护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任何经济组织或个人都具有与外界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其经济行为嵌入在由各种关系联结交织成的一个多重、复杂、交叉重叠的关系网络中。嵌入性一词最早由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Polanyi，1944），后经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的阐述，嵌入性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理论。格兰诺维特（1985）认为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网络之外，也不会单纯地依附在他所属社会类别赋予的角色下。大多数的经济行为都紧密地嵌入在社会网络中。伯特（Burt，1992）的“结构洞”理论则使得这一研究思路扩展到组织领域（朱晓，2008）。
网络嵌入对资源获取和企业成长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有效嵌入网络为企业成长提供了资源，有助于降低小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彭伟等，2018）。另一方面，过度嵌入也可能对企业成长带来不利影响。高度网络嵌入可能会带来非理性承诺，管理者可能会依据有限的信息进行决策，低估资源获取的风险进而选取风险较大的资源机会（杨震宁等，2013）。其次，过度嵌入可能会导致企业内部学习活动的刚性和锁定效应，抑制其对知识拓展与技术的学习，进而对其技术创新和企业成长产生不利影响（Uzzi，1997）。
总之，社会网络理论避免了个体原子化的陷阱，提供了分析旅游小企业资源获取和成长的重要思路。在我国，“关系”有很深的文化根植性，社会网络对企业成长尤为重要。与西方强调自我和独立的个体主义倾向不同，中国文化更强调个体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针对不同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姚小涛等，2008）。并且，旅游微型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通常面临着“内部资源匮乏、外部合法性不足”的双重困境（王素洁等，2009）。由于旅游微型企业的脆弱性，旅游微型企业需要借助外部资源获得成长，关系网络对企业成长有重要意义。旅游微型企业通过与客户、供应商和同行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有助于获取市场需求，增加竞争优势（简兆权、肖霄，2015）。此外，通过与本地的政府等公共服务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助于企业克服制度缺陷，获取组织合法性，进而实现企业成长。因而，基于社会网络的观点为分析旅游微型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是本书的主要视角。
关于成长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主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成长是创业活动的一种延伸，两者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属性。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甚至将企业成长称之为“内部创业”（intra-entrepreneurship）或“延续创业”（continued entrepreneurship）（Antoncic & Hisrich，2003；Davidsson，199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创业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Penrose，1959；Yang et al.，2008）。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倾向于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将企业的成长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而创业正是企业成长生命周期的起点。
然而综合来看，以上两种观点都承认成长与创业之间难以区分开来，究其原因，乃在于两者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即都涉及市场机会的识别与经营资源的调动。有研究（Sexton，2000）指出，企业的创业和成长的基础都在于经营者的创业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即“个人承担一定的风险，通过创新和创意开启变革”，因此无论是一个企业从无到有的创业过程，还是一个企业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均涉及市场新机会的识别、评估与开发活动，涉及风险的承担以及各种创业资源的调动。从已有研究中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大多数创业研究期刊均发表有关企业成长（firm growth）方面的论文，可见在大多数学者眼里，创业和成长即使有所差别，其内在的同一性比两者之间的差别更加值得关注。
关于“创业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已有研究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一部分学者倾向于从创业者行为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的成长，把企业成长看作创业者主导的一系列活动。另一部分学者则将企业成长视作为组织过程，倾向于从企业组织层面属性的变化来理解成长现象。这两种研究视角导致已有研究对企业成长的研究切入点具有很大的不同，使有关企业成长的研究结论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
行为视角的成长研究以彭罗斯（1959）关于企业成长理论的论述最为典型。彭罗斯等学者认为企业的成长在本质上是由市场机会识别和资源动员两方面的行为所界定的。因此，创业者个人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创业者所具备的识别市场机会和开发市场机会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成长（Penrose，1959）。有研究（Maki & Pukkinen，2000）强调，左右任何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绝不是运气或者侥幸，而是创业者个人和团队积极、明确的商业意愿，以及对市场机会进行跟踪和开发的卓越能力。
因此，对创业者个人特质和能力的研究是行为视角的企业成长研究的主要切入点，大多数持该观点的学者都倾向于从创业者固有的个人特质方面寻找影响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要素。例如，一些学者认为男性和女性在企业成长意愿和进取心上具有显著的差别，进而导致创业者的性别特征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小企业的成长的实证研究（Hisrich & Ozturk，1999）结果显示，女性创业者的企业绩效增长表现显著低于男性创业者的企业绩效增长表现，究其原因，乃在于女性创业者相较于男性创业者普遍“野心不足”，她们更倾向于将时间和精力置于家庭和个人生活，更不愿意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而给予雇员更高的薪水和奖金激励。
诸如此类，行为视角的企业成长研究大多关注创业者个人特征以及动机、态度、能力等个人层面的因素，并将之与企业成长结果简单地关联起来。这种过度关注创业者的企业成长研究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一方面，行为层面的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往往不强，难以对企业成长提供足够的解释。事实上，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很多，创业者个人的行为并不总是能够导致相应的企业成长结果。另一方面，企业的成长可能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例如并购、多元化、许可经营等等，仅从创业者个人特质和行为的视角很难厘清这些不同成长方式在驱动力方面的差异（Dahlqvist et al.，2010）。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将企业的成长界定为组织层面的一些变化或效应。彭罗斯（1959）在其研究中指出，企业的成长过程可以被视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在“量”和“质”两个层面的变化程度。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应该从“量的成长（企业规模的变化）”和“质的成长（企业特征的变化）”两个层面来理解企业的成长过程（Bjerke & Hultman，2002；Delmar et al.，2003；叶顺，2016）
“量”的成长主要指企业在经营规模上不断扩大的成长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企业规模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研究者们往往使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企业在规模方面成长的情况（Coad，2010；Stam et al.，2007）。整体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使用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衡量企业在“量”上的成长状况：一是投入性指标，主要包括资产投资量、人力资源投入量两个方面；二是企业市场价值指标，主要包括企业市场份额、股票价格、资产总价值等方面；三是产出性指标，主要包括销售量、营业收入、利润率等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衡量其成长时应当考虑采用适当的指标和适当的测量方案。例如，对于小型、微型企业来说，由于管理的非正规化，企业市场价值、市场份额等指标很难测算，而股票价格等指标的获取更是无从谈起，因而已有研究更多地采用销售量、营业收入等指标作为衡量其成长情况的首选。其次，同样源于微型企业的“非正规性”，客观会计核算数据的缺乏致使研究者们更多采用主观评价的方式来获取有关企业成长指标方面表现的数据。整体而言，在对企业“量”的成长进行衡量方面，产出性指标，尤其是营业收入往往被认为是优先于其他指标。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营业收入的提升使经营者意识到增加资产和人力投入的必要（叶顺，2016）。
不少学者指出，仅仅从规模上去理解企业的成长是不够的，企业的成长还体现在组织结构、资产结构、运营战略的变化等层面。彭罗斯（Penrose，1959）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指出，企业的成长至少囊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量的成长，包括销售量、销售额、市场价值等方面；二是质的成长，主要体现在企业组织特征的变化。彭罗斯认为，伴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即量的成长），企业的内在结构和特征也会相应地实现不断的演变，而这些在组织结构和组织特征方面的变化可以被视作“质”的成长。叶顺（2016）认为企业的“质”的成长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①现金流和融资能力的成长；②控制和规划系统水平的成长；③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成长；④营销能力和对客服务能力的成长；⑤企业战略规划能力的成长；⑥企业管理体系的复杂化和正规化。
由此可见，对企业成长的研究应当考虑到“量”和“质”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并将企业层面的变化和创业者个人层面的因素整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从更加整体化的视角理解企业成长这一复杂的现象。基于这一思考，叶顺（2016）在其研究中总结了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框架（见图3.1），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3.1 企业成长的整体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叶顺（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