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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创业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创业者、创业环境、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绩效等问题的探索和理解不断积累并走向成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在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变化剧烈的背景下，针对农民创业的研究日益成为创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农民创业之所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民面对的生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创业成为农民应对生活压力和环境剧变的重要途径（Stathopoulou et al.，2004）；其二，农民创业被证实对各国繁荣农村经济、推进传统经济结构的升级具有重要的助力，因此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在上述背景下，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继“民工潮”后又出现了“创业潮”，农民创业、农民工回乡创业等问题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关注，引发了大量关于农民创业的学术研究。本节主要从农民创业的概念、研究内容、主要观点等几个方面对农民创业领域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从而为本书后续研究，尤其是研究一和研究二的展开提供过往研究的脉络与基础。
关于农民创业概念的界定，国内外学者在视角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很少使用“农民创业”这一术语，而更多地使用“农村创业”（rural entrepreneurship）。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眼里，农村创业和城市创业的不同仅在于创业环境的差异。例如，雷（Ray，1999）指出，农村创业与城市创业的主要区别在于农村特殊环境对创业过程的影响；斯塔霍普卢等（Stathoploulou et al.，2004）进一步指出，农村创业与城市创业在创业过程方面没有差别，只是农村创业的环境相比城市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和限制，而这些机会和限制影响了农村创业的过程和结果。可见，西方学者往往是从创业环境的角度来界定农村创业和农民创业的。他们普遍认为农民创业者和城市创业者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创业的外部环境（孙红霞等，2010）。在这方面，沃特曼（Wortman，1990）对农村创业概念的界定广为西方研究者所采用：农村创业即在农村地区创建新组织以生产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开拓新市场、采用新技术的一系列活动与过程。
相对于农村创业，我国学者更倾向于“农民创业”这一术语。很显然，农民创业更多是从创业主体的视角提出的，强调了农民作为创业主体的特殊性（见表2.3）。基于这一基本视角，我国的农民创业研究十分重视对创业者特征的分析，形成了对农民工、返乡农民工、失地农民、农村大学生等不同农民群体创业活动的研究格局（郭星华、郑日强，2013；胡豹，2011；赵立，2012）。因此，在我国学术界，农民创业并不限定创业的环境是城市或农村，也不限定创业的目标行业是否与农业相关，而往往仅限定了创业的主体是农民。
中外学者在界定农民创业过程中的着眼点之所以不同，其原因在于“农民”在中国和西方社会的角色具有本质的不同。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高度机械化，农村社会高度发达，很多农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与城市居民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因此农民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只代表一种职业，其创业的过程的确与城市居民没有本质差别（孙红霞等，2010）。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社会身份，与农民身份相关联的是普遍较低的文化水平、较少的资本和财务存量、保守的价值观等。因此，从创业主体的特殊性强调农民创业的不同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不少学者也指出，一方面要重视农民群体的特殊性对其创业活动和创业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中国农村特殊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给创业活动所带来的各种制约。因此，在中国情境下界定农民创业时，将创业主体的特殊性和创业环境的特殊性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能够准确概括农民创业主要矛盾，并容易为学界广泛接受的概念（孙红霞等，2010）。总结来看，国内的农民创业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创业主体特质和创业环境特点两个方面。此外，针对这两个主题，还有不少学者通过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的模式对促进农民创业的实践问题提出了观点。
表2.3 部分学者对农民创业概念的研究
资料来源：文献整理。
如同创业研究早期聚焦于创业者区别于非创业者的个人特质一样，对农民创业者个人特征的研究是农民创业研究中发展较早、成果较丰富的领域。在这一方面，对影响农民创业行为和创业结果的个人特征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随着创业理论的深入而不断深入的过程（孙红霞等，2010）。早期的研究者沿袭了创业研究中的“特质论”，力求从心理特质、人口特征等“个人禀赋”角度解释创业农民与非创业农民的不同，以及创业成功与失败的原因（钟王黎、郭红东，2010；朱明芬，2010）。此后，个人特质论与创业活动的过程结合了起来，学者们开始将后天习得的创业能力纳入到个人特质的分析范畴，分析多个层面的创业能力对农民创业活动和创业结果的影响（Katz，1988；庄晋财等，2014）。进入21世纪后，随着机会视角的创业理论的兴起（Shane & Venkataraman，2000），学者们对农民创业者个人特征的研究又逐步延伸到与机会的识别、评估、开发等相关的先天特质与后天习得技能（蒋剑勇，2013；蒋剑勇、郭红东，2012）。
创业者特质论一直是创业研究的主要内容，早期研究关注了创业农民和非创业农民的差异。例如，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出发，探究具备哪些特征的农民更有可能成为创业者（罗明忠、陈明，2014）。此外，也有研究考察了创业农民和非创业农民在技能上的差异（McElwee et al.，2006；Pyysiäinen et al.，2006）。相较于非创业农民，创业农民具备更多的功能性技能。农村地区的资源有限，农民创业者需要借助动态生产关系或合作网来不断发展和维持企业（游家兴、邹雨菲，2014）。他们的网络关系越丰富，获取资源的渠道越便利，越有利于发展企业（McElwee et al.，2006）。因而，创业农民相较于非创业农民具备一些功能性技能，如表达能力、交际能力等，这些能力有助于发展和维系社会关系（McElwee et al.，2006；Pyysiäinen et al.，2006）。
然而，并非所有的创业者都具备相同的特质，或者某种特质因素会作用于每一位创业者。早期关于创业者特质的研究未能识别出创业者群体所独有的共性特征，并且研究结果间相互矛盾。为此，部分学者认为在创业研究中应该淡化甚至放弃人格特质分析（Sandberg & Hofer，1987；Gartner，1988）。随后，学者们开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创业过程，后天习得的创业能力得以纳入研究范畴。例如，蔡莉等（2014）分析了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种能力均对新企业绩效存在积极影响，并且两者在创业学习和新企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其中，机会识别能力在经验学习与企业绩效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在认知学习与绩效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而机会利用能力在经验学习与绩效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在认知学习与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则不显著。这表明经验学习通过促进创业能力的构建和提升而对新企业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尤其是对机会识别能力的作用更加强烈。罗明忠和陈明（2014）则结合人格特质和创业过程两个视角，探查了人格特质和创业学习如何影响农民的创业绩效。研究发现，外倾性和经验开放性特质有利于农民创业者开展探索式学习，进而影响创业绩效。此外，农民创业者在外倾性、情绪稳定性、尽责性以及经验开放性的特质则有助于利用式学习，进而影响农民创业绩效。
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积累，后来的学者大多认同应当将农民创业者的自身素质、心理特质、习得技能等各方面结合起来，从整体观的角度对影响农民创业活动的个人特征进行系统性分析（Pyysiäinen et al.，2006；刘唐宇，2010；墨媛媛等，2012）。例如，皮西亚宁等（Pyysiäinen et al.，2006）将农民创业者的个人能力分为了两个层次：一是处理资产和把握社会环境的能力，包括市场能力、客服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公关能力等；二是创新、冒险等内在特质衍生的能力。皮西亚宁等认为第一个层次的能力可以后天习得，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而第二个层次的能力则更加依赖于创业者的个人禀赋。两种个人能力交互影响，共同驱动农民的创业活动，影响其创业活动的结果。国内学者赵西华和周曙东（2006）认为农民创业者的个人特征包括知识素质、心理素质、技能素质三个层面，它们对农民创业活动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与赵西华和周曙东的研究类似，黄德林等人（2007）从自身素质、心理素质、创业能力三个角度对影响农民创业活动的个体要素进行了剖析。
早期研究聚焦于创业者个人特质或其认知特征（Baron & Ensely，2006；Shepherd，2015）等方面，在解释创业者对潜在机遇的行为反应时说服力不够（刘容志等，2016），因而有必要探索其他的解释机制。莱维特等（Leavitt et al.，2012）指出，创业者身份影响创业者的机会识别和资源获取行为。创业者不仅是凭借先前知识和经验做出创业行为的个体，也是基于自我身份做出特定决策的个体。创业行为也是创业者个人身份的一种表现（Shepherd & Haynie，2009），并受其不同身份认同的影响而呈现差异（刘容志等，2016）。农民创业者的身份认同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态度，进而影响他们的创业动机、目标和创业结果（Shepherd & Haynie，2009；Farmer et al.，2011）。
在创业动机方面，农民身份传统上与土地管家（看管土地）和氏族血缘相联系，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的创业动机上（Vesala & Vesala，2010；Alsos et al.，2014）。农民的生产生活高度依赖土地，并且代代相传。继续在土地上经营和生活是其创业动机之一。农民在情感上与他们的土地相联系，土地就是农民的根基，他们更愿意基于当地的资源和能力发展新企业（Gasson et al.，1988；Alsos et al.，2014）。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仅意味着身份的丧失，还可能引发他们的失败感和羞耻感（Brandth & Haugen，2011；Stenholm & Hyti，2014；Cassel & Pettersson，2015）。此外，强烈的农民身份认同还与具有特殊象征价值的活动相关联，如生产牛奶或种植作物，当这些活动不再具有竞争力时，这种身份认同就会受到挑战（Brandth & Haugen，2011）。
农民创业者的社会身份通过其创业行为加以显现，因此在他们身上能找到共同之处。但是，不同创业者在自我概念形成的内在动机和参照标准上存在差异。因而，还可以看到同一类创业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刘容志等，2016）。具体而言，创业者基于个人经验、内在动机和自我身份采取的创业行动存在明显差异，并且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同样类型的创业者之间的创业结果。农民创业者的不同身份认同会影响其创业动机、创业目标和创业结果（De Lauwere，2005；McElwee，2008）。例如，对于农民中的生活方式型创业者而言，他们更看重创业活动中的非经济目标（Gasson et al.，1988；Nickerson et al.，2001；Vik & McElwee，2011）。相较于个人财富的增加，自我实现和内在动机更可能是他们创业的动机（Alsos et al.，2014）。他们希望通过经营与个人价值观和兴趣密切相关的企业来平衡工作与家庭，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增加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McGehee & Kim，2004；Vik & McElwee，2011）。并且，创业者行为是创业者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反应。因而，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为了保持家庭生活质量，甚至会限制企业绩效的增长（Atlejevic & Doorne，2000）。此外，创业者的身份认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创业者的角色身份随着创业过程发生变化时，他们的创业目标以及与角色身份一致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例如，有研究（Domenico & Miller，2012）发现，当农民在传统农业活动的基础上开展旅游业务时，会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民创业者。其中，一些农民创业者虽然暂时开展了旅游业务，但他们内心仍将自己视为传统农民。他们担心旅游业务蚕食原有的农业活动，因而会利用自己的新企业来维持和支持原有的传统农业活动。而另一些农民的身份认知则会随着旅游业务的开展而发生变化。他们逐渐将自己视为旅游业企业家，当旅游活动增长时，他们倾向于放弃务农。不同于前者，他们的长期目标则是完全脱离传统农业。
总之，创业活动由农民的身份、价值观和目标所触发（Hansson et al.，2013）。创业者不同的身份认同以一种可预测和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他们的机会识别行为和资源获取行为（Leavitt et al.，2012）。因此，创业身份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农民创业者付出努力的意义。
农民创业主要依靠其家庭，而不仅限于他们的个人努力。以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家庭系统，会直接影响农民的创业意愿、创业动机、创业目标和创业结果（刘小元、林嵩，2015）。从家庭结构看，不同的家庭结构会影响家庭成员的职业选择和相互支持，进而影响农民的创业意愿和动机。例如，杨婵等（2017）的研究表明社会精英家庭背景（如有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等）将显著提高农民选择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而人力残缺家庭背景则会降低其进行创业活动的可能性。并且，社会精英家庭的农民主要是机会型创业，而人力残缺家庭的农民则主要是为了生存或改善现状而创业，即典型的生存型创业。其次，大部分的微型企业由一个核心家庭或几个相关的核心家庭的成员来管理。因而农民的创业活动不仅受到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还受到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McGehee & Kim，2004；Ollenburg & Buckley，2007；McGehee et al.，2007）。例如，伊尔伯里等（Ilbery et al.，1996）发现农民可能为了把农场留给子女继承而进行创业，有时确保子女的继承比眼前的经济绩效更为重要（Ollenburg & Buckley，2007）。为家庭成员创造就业机会，让家庭继续留在农场是他们创业的动机（McGehee & Kim，2004；Barbiere & Mahoney，2009）。结婚和离婚等特定的家庭生命周期事件也会给农民的创业活动带来影响。配偶可以通过带来新的知识、技能和社会网络资源为企业注入活力（Bock，2004）。再次，从家庭资源看，家庭是体现责任和信任的小单位，因而当创业者面对困难时首先会向家人寻求帮助。由家人构成的“家族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市场资源的不足，成为创业所需资源的重要来源（张环宙等，2018）。杨昊等（2019）发现家庭支持在农民异地创业活动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随着家庭支持的强化，异地创业的经营效率会有所提升。
创业环境是农民创业研究者和政策决策部门都十分关心的一个研究领域。对农民创业环境以及环境特征对创业活动影响的研究不仅有益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农民创业现象的内在规律，也有助于管理当局因地制宜地制定对农民创业有促进和支持作用的相关制度。虽然对农民创业环境的研究涵盖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等诸多方面（孙红霞等，2010），但在这些创业环境的诸多要素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融资环境、政策制度环境、社会环境是对农民创业活动影响最大的要素（俞宁，2013；孙红霞等，2010），且上述经济、制度、社会环境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创业活动的特殊性。
例如，国内学者张海洋和袁雁静（2011）根据农村金融机构分布的状况开发了农村金融环境指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金融环境对农民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张海洋和袁雁静的研究还发现农村信用社在促进农民创业方面发挥着比国有商业银行更大的积极效应。朱红根（2011）从宏观经济趋势、基础设施配套、创业投资环境、农民就业形势等几个层面对影响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上述经济、制度环境要素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此外，国内一些学者还引入国际上通用的GEM模型，力求更加全面和科学地考察影响农民创业活动的各项环境因素（张秀娥等，2010；2012）。例如，有研究利用GEM模型对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些重要的外部环境影响来源于金融支持、政府政策、商务环境、教育培训、文化和社会规范等六个层面（张秀娥等，2012）。
在外部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方面，不少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一方面的研究大多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进来，从农民及其社会关系之间的信任、规范、人脉等角度探讨与农民创业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环境因素（汪红梅，2008；钟永活，2009；庄晋财等，2014；刘畅等，2016）。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意识到特定的社区和家庭文化氛围也是激发农民创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例如，有学者在其研究（蒋剑勇、郭红东，2012）中特别关注创业氛围对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那些身处偏好创业社会氛围中的农民具有更强的自主创业意愿。有学者（Zhao et al.，2011）则发现农民所在家族成员共享的有关创业的价值观，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微环境”，其对农民创业决策和创业结果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一领域的研究对我国各地区农民创业活动的主要特点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力求勾勒出现阶段我国农民创业现象的整体轮廓。具体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部分学者致力于分析并总结我国农民创业在区域分布、行业分布、组织模式、经营规模等方面的主要特点。例如，郭军盈（2006）对我国农民创业的“区域活跃程度”进行了分析和度量，发现东部地区农民的创业活跃程度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古家军和谢凤华（2012）则分析了农民创业活跃度对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促进作用，发现创业活跃度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表现出地域性的差异。具体而言，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农民创业活跃度对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这一影响关系在西部地区则不存在（古家军、谢凤华，2012）。在创业规模方面，不少研究者指出我国农民创业规模普遍较小，且创业资金大多来源于自有资金和亲友支持，依靠金融机构和投资公司获取启动资金的情况很少见（赵西华、周曙东，2006；韩俊、崔传义，2008）。
其二，部分学者分析了我国农民创业所面临的一些较为普遍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农民创业者文化层次偏低、学习能力不强；农村融资环境和市场制度环境有待完善；农民创业企业多为家庭企业，限制了创业企业的规范化成长（刘志荣、姜长云，2008；俞宁，2013）。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对当下围绕农民创业问题而展开的广泛讨论进行了反思，关注到其中可能存在的误区。例如杨丽琼（2009）指出以农民缺乏创业意识为假设前提、一味以“做大做强”为发展目标的研究忽视了家庭企业对于农民创业核心目标实现的价值，因此可能是学界和业界的一厢情愿。由此可见，对农民创业现象的不同理解会导致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客观把握农民创业现象的基础上审慎推理，科学地把握这一现象的内在规律（俞宁，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