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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关于创业概念逻辑观点的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学者们对什么是创业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研究侧重点，但三种观点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关注到创业者、创业环境之间的互动和匹配是理解创业现象的重要基点。鉴于此，在对创业现象和创业过程内在规律的探索中，学者们大多从创业者个人、创业环境两个视角进行理论的构建与实证检验，形成了创业研究的“认知视角”和“环境视角”。此外，近年来不少学者将经济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网络嵌入的理念应用到创业研究中来，致力于探究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创业过程、创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形成了创业研究的“网络视角”。有鉴于此，本节主要对上述三种创业研究视角进行梳理与总结。
从个体认知的角度探索创业活动的内驱力是创业研究的传统视角。事实上，即使是强调机会才是研究创业现象的重点的沙恩和维卡塔拉曼（2000）也承认创业者的主观认知是创业研究不可回避的要素，因为创业现象实际上是“客观的机会与主观的认知之间互动的结果”（the nexus of opportunity and individuals）（Shane，2012）。因此，关于创业者不同于非创业者认知特点的“特质论”一直以来都是创业研究领域中的普遍共识（俞宁，2013）。早期学者大多从人口统计变量的角度探索创业者区别于非创业者的主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的兴起，学者们对创业者特质的探究转移到了感觉、知觉、思维等认知层面，积累了大量关于创业者特有认知特点的研究成果。虽然该领域的研究结论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关于创业者在“创业警觉性”“认知偏差”“自我效能感”“内控点”等心理认知变量上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认同。
心理学家认为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是个体信息接收和利用的方式，是由信息获得、信息编码、信息储存、信息提取和应用等环节所组成的信息加工系统流程（Walsh，1995；俞宁，2013）。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与创业现象相伴而生的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与模糊性，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创业者受制于信息不完全和个体信息处理能力的不足，很难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因此，创业者往往采用一些有异于常人的特殊认知方式，从内在驱动创业决策的过程。基于这样的逻辑，不少学者对创业者的这些特殊的认知模式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观点。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创业警觉性（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等认知特点被证明是创业者显著区别于非创业者的认知要素（蒋剑勇，2013）。
作为一种创业者特质，创业警觉性对创业过程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已有研究大多将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识别联系起来，认为具有高创业警觉性的个体拥有准确的商业嗅觉，能够迅速地识别未满足的市场需求，进而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有研究（Gaglio & Taub，1992）指出具有较高的创业警觉性和洞察商业机会的意识是识别创业机会（也就是创业）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可以将创业警觉性视为激发创业活动的内在“推力”，因为这种对创业机会“关注但不搜索”的认知敏感性乃是驱动个体参与实际创业行为的最直接的内动力（Tang et al.，2012）。关于什么是创业警觉性，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例如有学者认为创业警觉性是一种“通过置身于信息流中来提高机会识别概率的认知倾向，而不是对某种特定机会加以刻意搜索”（Kaish & Gilad，1991）。另有学者则将创业警觉性定义为创业者“对外部环境中反映事物变化的信息和行为的一种敏感性和倾向性”（Ray & Cardozo，1996）。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学者将创业警觉性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人认知特质，但近年来不少研究注意到创业警觉性受到外界环境和人际互动的影响，因此具有一定的可塑性（De Carolis et al.，2009；杨学儒、杨萍，2017）。
另一个被普遍证明对创业活动具有强烈影响的认知因素是认知偏差。认知偏差主要指直观推断、过度自信、控制幻想、反事实思考等错误和偏激的决策方式。不少学者指出，正是这些认知偏差下的“冲动”使人们更容易走上创业的道路（Camerer & Lovallo，1999；Baron，2004；Hayward et al.，2006；Hmieleski & Baron，2009；陈震红、董俊武，2007；李敏、董正英，2014；赵文红、孙卫，2012）。例如，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和创业风险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人会自动高估自己对市场信息和动态环境的把握程度，低估创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资源不足与失败风险，进而“一意孤行”地做出创业决策。当真正开始实施创业行为时，以过度自信为代表的认知偏差则很可能对创业者形成干扰，导致困难与失败。因此，随着在创业活动中创业者掌握信息与资源的日益丰富，直观推断、过度自信、控制幻想等认知偏差必然要被理性评估下的理性决策所取代（俞宁，2013）。可见，与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活动的积极影响有所不同，认知偏差的积极影响主要在于促进创业者的创业决策（start-up decision），对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和成长则可能具有负面的作用。
虽然创业者个人认知特质对创业行为决策和创业活动结果具有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影响，但创业决策和创业过程离不开所处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一点可以在学者们关于创业定义各种观点的分析中得以窥见。具体而言，无论是持企业生成创业观点的加特纳，还是持基于机会观点的沙恩和维卡塔拉曼，都在其论述中强调了“创业环境”的重要性，并把创业过程看作是主观个人与客观环境之间互动、匹配的过程（Gartner 1985；Shane，2012）。基于这一逻辑，创业领域对创业环境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较为丰富。整体来看，可以将创业环境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聚焦于“什么是创业环境？”的问题，对环境包含的要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归纳；另一方面，是对创业环境特点的“维度”以及创业环境的特点对创业过程影响的探讨。本节就以上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的主要进展与观点进行综述。
组织环境是管理学研究的传统重点领域。关于什么是创业环境，创业环境包括哪些构成要素，已有研究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观点（Porter，1980；Gartner，1985；Gnyawali & Fogel，1994；姚梅芳等，2010；蔡莉等，2007）。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对创业环境研究的逐步细化与深入，一部分学者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认为创业环境是创业者施行创业行为必须适应的一系列客观存在的外部条件（Aldrich，1979；郭晓丹，2010），这与强调主观感知环境的研究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差别（俞宁，2013）。
在创业环境构成要素的研究方面，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提出的框架影响较大，为后续学者们对创业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该项目归纳了创业环境的九个构成要素，分别是：①金融支持环境；②政府政策支持环境；③政府项目支持环境；④创业教育与培训；⑤研发力度与转移效率；⑥商业基础设施；⑦有形基础设施；⑧市场进入壁垒；⑨创业文化氛围。以此为基础，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并就这些要素的维度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例如，格耶瓦里和福格尔（Gnyawali & Fogel，199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创业环境构成要素总结为融资环境、政策环境、服务环境、文化环境四个维度；崔启国（2007）则将创业环境简单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直接创业环境要素，即为创业活动提供直接资源支持（或制约）的环境因素，具体包括融资环境、技术环境、人力资源环境；二是间接创业环境要素，即为创业活动提供信息、保障和服务性资源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方面。
随着研究的细化与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创业环境影响对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企业创业的异质性，指出在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其创业过程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别。例如蔡晓珊和陈和（2016）针对知识型企业创业的关键环境要素进行探讨和实证分析，指出对于知识密集型的企业，教育培训环境、融资环境、知识产权制度环境这三类外部环境因素是推动创业决策和创业活动的关键要素。此外，蔡晓珊和陈和（2014）还对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创业环境进行了研究，归纳出社会经济条件、资本市场、教育培训、知识产权制度、社会文化、基础设施六项具有重要影响的外部环境因素。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针对中国的特殊文化和经济发展情境，对影响创业的环境因素进行了梳理，得出了一些有别于西方研究情境的结论（姚梅芳等，2010；杜海东、李业明，2012；罗山，2010）。
与强调创业环境客观性的构成要素不同，一些学者对创业环境的异质性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解构，并系统考察了创业环境特征的差异对创业各个阶段活动的影响。具体而言，创业环境的特征指的是创业环境的整体表现，反映了创业环境在一些基本属性上的差异。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如何界定创业环境的特征进行了探讨（Aldrich，1979；Pfeffer & Salancik，1978；Dess & Beard，1984；来新安，2009；朱秀梅、肖雪，2016）。
其中德斯和比尔德（Dess & Beard，1984）对创业环境特征的维度划分的结果，对该领域研究的影响最大。德斯和比尔德从宽松性、复杂性、动态性三个维度对创业环境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特点进行了解构。具体而言，宽松性度量的是环境中创业活动所需资源的丰富程度；复杂性度量的是创业环境要素的数量以及要素之间的差异程度；动态性则度量的是创业环境构成要素的变化程度（俞宁，2013）。德斯和比尔德进一步指出，创业环境在上述维度上的差异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整体而言宽松的创业环境将有利于创业机会的开发和创业企业的存活、成长，而复杂、动态的环境则有利于创业机会的识别与获取（Wiklund & Shepherd，2005；俞宁，201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关注到创业环境的特征将直接影响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一些学者也指出环境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要素在促进创业活动的过程中扮演着“干扰者”的作用。例如，对于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绩效影响孰大孰小的问题，不少研究者指出创业者和创业企业所处环境的差异能够对此予以解释。例如，在创业环境表现出宽松特征的情况下，创业者能够从市场渠道获取需要的信息和资源，因此人力资本要素可能比社会资本要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更为显著（Reynolds et al.，2002）；而在相对闭塞、制度不完善的创业环境下，社会网络、人际关系对创业关键资源的获取与调动的作用可能更为突出（Hunter & Schmidt，1990；Unger et al.，2011）。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的兴起，将创业者视为“原子式”个体的研究传统受到了广泛质疑。创业者显然不是独立于社会网络而存在的孤立个体，创业决策和创业过程必然受创业者社会网络的促进或阻碍（Granovetter，1985）。在这一思潮下，“社会网络视角”（network-based perspective）逐渐成长为解释和预测创业决策和创业结果的重要理论视角（Hoang & Antoncic，2003；Stam et al.，2014；郭红东、蒋剑勇，2013）。社会网络视角强调社会网络结构、人际关系特征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解释，这一视角下的经典理论包括“弱连带优势理论”（Granovetter，1973，1985）、“强连带优势理论”（Krackhardt，1992）、“结构洞理论”（Burt，1992），以及“社会资本理论”（Lin，2001）等。
持社会网络理论视角的学者们将创业决策和创业活动置于人际关系连带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加以研究和考察，其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网络结构的特征及其中人际关系的特征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绩效的影响（俞宁，2013）。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往文献中，“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这两个概念经常混同使用。两者之间虽然高度关联，却也有明显的差别。一般认为社会网络主要指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和特征，包括社会关系规模、多样性、密度等方面，而社会资本则聚焦于个体借由社会网络而能够获取和调动的资源。可以说，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价值所在，而社会网络则是社会资本的载体和表现形式（Bourdieu，1986）。因此，秉承这一逻辑视角的创业研究者认为社会网络的本质属性乃是一种创业资源（即社会资本），它与人力资本、财务资本等资源一样，是创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Zhao et al.，2011；叶顺，2016）。
社会网络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绩效具有怎样的影响？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主要从社会关系连带强度、社会网络结构特征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Stam et al.，2014）。在关系连带强度方面，一些学者提出“弱连带优势”（Granovetter，1973），即认为宽松、广阔的“弱连带”关系能够为创业者带来更多、更及时的信息和资源，因而相较于亲戚、朋友等“强连带”更有利于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Hills & Singh，2004；罗家德，2005；黄洁等，2010）。关于如何度量关系连带的强度，格兰诺维特的研究（Granovetter，1973）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从相识时间、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互惠内容四个层面对人际关系的强度进行了解构。基于这一框架，认识时间越久、互动频率越高、亲密度越高、相互情感支持越多，社会关系连带就越强。另外，不少学者还根据关系来源间接地判断连带的强弱，例如，一般认为家人亲戚和朋友为强连带，其他社会关系则为弱连带（Bradley et al.，2012；Zhao et al.，2011）。与“弱连带优势”的观点相反，一些学者认为相较于弱连带，强连带对个体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大。例如研究（Carr & Sequeira，2007）发现家族成员（家人亲戚）在影响创业者走向创业道路的决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关系明显属于“强连带”的范畴。在对新创企业的绩效影响方面，不少学者也指出了“强连带优势”的存在，例如，基于德国1700家新创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Briderl & Preisendorfer，1998）发现，强连带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效应显著大于弱连带。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情境下，强连带关系对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得到了普遍的验证，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人情社会的基本格局（黄洁等，2010；高静、张应良，2013）。
除了连带关系的强度，另有部分学者关注社会网络结构的某些特征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在这方面，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成员多样性、创业者所在位置（结构洞）等反映网络结构特征变量的影响得到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例如，有运用跟踪式案例研究（Steier & Greenwood，2000）发现建立足够数量的联系（网络规模）对创业活动的成功具有关键性作用；有针对广西农民乡村旅游创业决策的研究（Zhao et al.，2011）指出亲戚朋友关系网的规模越大、多样性越高，农民参与创业的可能性就越高。整体而言，在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异质性方面，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网络规模越大、异质性越高，创业者越易获得所需的多样性资源，也就越有可能创业成功（Renzulli & Aldrich，2005；Stam et al.，2014；俞宁，2013）。
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关系强度、社会网络整体特征与创业行为和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争议与矛盾之处（Stam et al.，2014）。一个有力的解释是在创业活动的不同阶段，以及在不同的创业环境下，社会关系网络不同层面的特征对创业活动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事实上，一些研究甚至发现过度嵌入于社会网络反而会给创业企业的绩效和成长带来负面的效应（Arregle et al.，2015；杨震宁等，2013）。可见，社会网络嵌入对于创业活动和新创企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