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从沙恩和维卡塔拉曼（2000）将创业界定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有关创业的学术研究已经颇为丰富，涉及了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和领域。然而整体来看，创业领域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普遍公认的研究范式（Aldrich & Baker，1997；Shane & Venkataraman，2000；俞宁，2013）。创业研究在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方面呈现出一种“丛林现象”（郭晓丹，2010）。这一点在有关创业概念观点的多元化上便可窥见。关于什么是创业、创业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已有文献存在不同的视角与观点。基于这些不同的视角与观点，创业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内容与框架。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创业的研究大致存在六种不同的逻辑观点，即基于创新的观点、企业生成的观点、机会的观点、资源基础的观点、社会网络的观点和合法性的观点（Alsos，2007；Davidsson，2008；Solvoll et al.，2015）。
一般认为，对创业者和创业现象的探讨肇始于经济学研究。早期的经济学家大多将研究精力集中于对创业者在经济系统中功能与地位的探讨。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承担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创业活动的核心特点（Knight，1921；Cantillon，1990），而市场需求则通过创业者的创业活动实现均衡。例如康蒂永（Cantillon，1990）明确指出创业者是通过对风险的承担来获得收益的人群。具体而言，这种风险主要体现为“以当期固定的价格买入，以未来不确定的价格卖出”（俞宁，2013）。为了套利，创业者必须对市场环境的波动持有高度的敏感性和警觉性，而正是这种风险和不确定下的套利行为促成了市场供需从不均衡走向均衡。奈特（Knight，1921）直接将创业者定义为具有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的人，他（她）们在组织中往往扮演着不确定性决策者的角色。可以说，早期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风险、不确定性、市场均衡等概念为后续学者从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视角对创业者和创业活动的全面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经济学家将创业活动与“套利”等同起来的观点受到了后续学者的不断质疑与批判（Shane，2012）。
如果说早期经济学家对创业活动理解的核心是风险和均衡，那么从熊彼特（Schumpeter，1934）开始，经济学家则开始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视角重新审视创业活动和创业者的本质特点。熊彼特认为创业活动的核心属性乃是“创新”，即创业者通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打破原有的经济均衡，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新的均衡。他认为这种生产要素重组（recombination）下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内在动力。围绕这一思路，熊彼特指出作为创业者，必定具备一些创新导向的个人品质和内在动机，例如追求梦想以获取社会声望、对奋斗人生的追求与执着、享受不确定性和变动带来的心理愉悦感等等。很显然，具有上述心理动机的人在芸芸众生中并不多见，因此创业者在经济系统中往往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俞宁，2013）。
基于创新的观点（innovation-based perspective）将创业活动视为一种资源重组的创新行为，认为随着生产要素资源的重新组合，新企业、新产品、新服务便会出现，进而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Landström，2000）。可见，在这一观点下，对创业的研究并不针对企业生成、成长等具体过程，这些都被认为是创新活动的必然结果或是“副产品”。创新导向观点对创业研究领域最直接的影响是引发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创业者个人特质的研究（俞宁，2013）。既然创业活动的内核是创新，那么那些具有创新倾向的个人便更有可能成为创业者。沿着这一思路，心理学、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对创业者的个人特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这一领域，风险倾向（risk propensity）、成就需求（needs of achievement）、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模糊容忍性（ambiguity tolerance）、创新性（innovativeness）等心理特质被证明是创业者区别于非创业者最突出的个体心理特质（Begley & Boyd，1987；De Carolis et al.，2009；李敏、董正英，2014）。
虽然基于创新的观点为创业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逻辑视角，但也有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一个较为普遍的质疑在于创新导向的创业观点在研究范畴上过于宏观和模糊。直观来说，一个企业在任何阶段都可能需要生产要素的重组，也即创新，那么在这一逻辑下，创业与经营、管理、成长等等概念之间便难以严格区分。所以，虽然基于创新的观点为创业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创业”与“创新”两个概念本身上并未做严格的区分（Shane，2012）。因此在管理学研究中，直接使用基于创新观点的研究并不普遍。
与经济学家相对“宏观”的创业研究观点不同，管理学家往往更加关注创业客体即新创企业本身，把企业的生成作为创业研究的重点，形成了企业生成的创业研究观点（business formation perspective）。俞宁（2013）认为，基于研究范畴的不同，企业生成观点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专注于新企业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致力于剖析新企业生成过程中创业活动的内在规律；另一派则将研究视域延伸至新企业生成后的存活、绩效与成长问题，致力于探索影响新创企业生成、发展、成长“生命周期”全过程的关键因素与内在规律（张玉利、杨俊，2010）。企业生成导向的创业观点因其以企业本身作为研究单元，在管理学领域的创业研究中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Gartner & Carter，2003；Aldrich & Martinez，2001；Solvoll et al.，2015）。
威廉·加特纳（William Gartner）是企业生成理论视角的主要奠基者。1985年，加特纳在《管理学评论》（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上发表了著名的《新企业创立现象的概念框架》一文，将创业直接定义为“新企业的创立过程”。不仅如此，加特纳还系统分析新企业生成过程中涉及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2.1所示，加特纳认为新企业的生成是一个涉及创业者、环境、组织、流程四个维度的系统过程。创业者的人口特征和心理特质、经济、文化、政治、技术外部环境、组织模式选择等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驱动新企业组织的生成。加特纳等学者奠定的企业生成创业观点之所以受到后续研究者的青睐，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以新企业组织生成为核心的创业观点更加符合大众对创业活动的直观理解，也更容易与战略管理等管理学的分支领域对接融合；其二，企业生成的创业观点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包括个人、环境、组织、流程在内的多维度框架，且这些维度下的概念便于观察和测量，为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提供了便利，因而有利于创业研究的发展与积累。
图2.1 新企业生成的概念框架
资料来源：Gartner（1985）
加特纳的开创性研究对创业领域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以后，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新企业的创立是一个涉及众多方面因素的复杂过程，创业者之间、创业企业之间的差异远比创业者和非创业者之间的差异更大（俞宁，2013）。至此，创业研究开始突破对创业者特质单一维度的探讨，而转向对创业企业生成内在机制规律的探索。加特纳为新企业生成奠定的多维度框架还为后续的创业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后续的研究无论是聚焦于新企业的生成，还是企业从生存到发展成长的生命周期，大量套用加特纳提出的框架，从创业者个人、外部环境、组织管理等多维分析企业创立的动力机制（Diochon et al.，2005；Cooper et al.，1994；闫丽平等，2012；赵英等，2008），比较不同新创企业在绩效、增长、成长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及差异来源（Sarkar et al.，2010；Stuart et al.，1999；Rauch et al.，2009；吴晓晖、叶瑛，2009；徐志坚、夏伟，2011）。值得注意的是，加特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总结了创业作为一个过程性概念所包含的六个“行为节点”：①定位商业机会；②积累创业资源；③产品与服务的营销；④产品与服务的生产；⑤组织建立；⑥响应政府与社会（合法性）。对创业过程行为节点的解构为创业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基础，也使得创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开始具备雏形。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对创业活动的本质内核进行思考，以期能从本源上把握创业现象的关键属性，进而构建独立的创业研究领域与理论框架。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将“创业机会”（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作为创业行为的核心分析单元，指出创业活动是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评估和开发过程，形成了基于机会的创业研究观点（opportunity-based perspective），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应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蒂蒙斯（Timmons，1999）、沙恩和维卡塔拉曼（2000）的研究。
蒂蒙斯（1999）从创业机会、创业资源、创业团队三个维度对创业活动的过程和内在机制进行了剖析，并且指出创业机会（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乃是整个创业过程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如图2.2所示，蒂蒙斯认为创业活动的内核是创业机会，而机会的识别与开发则由创业者（团队）充当主体，对机会的识别和开发受到机会模糊性、市场不确定性等外部因素以及创业主体创造力、领导力等内部因素的交互影响。总结来说，蒂蒙斯眼中的创业过程是一个以创业机会为核心的“匹配过程”，即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需要创业团队、创业资源、创业机会以及创业环境之间的匹配与整合。很显然，这一观点相比之前只关注企业生成的观点更加深入到创业活动的内部机制，具备很强的一般性与理论性。
图2.2 基于机会的创业过程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Timmons（1999）
沙恩和维卡塔拉曼（2000）则进一步发展了以创业机会为核心的创业观点，他们更明确地指出“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区别于其他管理学研究领域的核心分析单元，并提出了一个以创业机会的识别、评估和开发为主线的创业研究框架（见图2.3）。沙恩和维卡塔拉曼的论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真正使创业研究成为了一个具备独有概念和分析框架的独立的研究领域。具体来说，与此前有关创业的定义完全不同，沙恩和维卡塔拉曼认为创业是一个“对机会进行识别、评估和开发，进而创造产品和服务的过程”。这一概念摒弃了过往学者将新企业生成作为创业必然表现的研究传统，而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创业机会本身。基于这一逻辑，创业并不一定表现为新企业的出现，在已有组织中也同样存在着机会的识别、评估与开发，即创业活动。这一观点被认为更加深入到了创业研究的内核，为创业研究领域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具有高度一般性的理论平台（Shane & Venkataraman，2000；俞宁，2013）。鉴于对创业研究领域的奠基性贡献，两位学者的该篇论文获得了《管理学评论》（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的最佳论文奖。
文章发表十年之后，沙恩（Shane，2012）对这一基于机会的创业视角所涉及的关键概念进一步进行了解释与厘清。首先，什么是创业机会？他强调创业机会是指“新产品、新服务、原材料、组织方法可能被创造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的情形”（Shane，2012），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认知的；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评估和开发则更多基于创业者个人的内在能力和外部环境，因而更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性，因此创业活动本质上是客观的创业机会与主观的创业者之间的交互过程。其次，沙恩指出“资源重组”在创业机会的开发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因此基于机会的创业概念实际上包含了熊彼特（1934）的创新逻辑。然而，沙恩强调，创业所隐含的创新不仅包括熊彼特式的“从无到有”的完全创新，也包括普通的、渐进式的创新。因为创业活动必然涉及资源要素的组合，而完全同质的资源组合方式是不存在的（Shane，2012），因此“创新”乃是创业活动的应有之义。
图2.3 沙恩和维卡塔拉曼的创业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Shane & Venkataraman（1999）；俞宁（2013）
在沙恩和维卡塔拉曼后，学者们开始深入研究创业机会的性质、机会识别、机会评估等问题（Short et al.，2010；吴兴海、张玉利，2018）。在创业机会的属性和来源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机会具有异质性并将其进行分类探讨。例如，莎拉斯瓦蒂等学者（Sarasvathy et al.，2003）基于“手段—目的”关系的明确程度将创业机会分为复制型机会、改进型机会和创新型机会。阿尔迪什维利（Ardichvili，2000）基于创造力的观点，按照价值诉求和价值创造能力两个维度将创业机会划分为梦想、问题解决、技术传递和商业形式四种类型。在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方面，沙恩（2000）发现，创业者的先前知识经验是影响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的重要因素。艾瑞纽斯和克莱尔（Arenius & Clercq，2005）则指出个体的社会网络也会影响其对创业机会的感知。这些研究增加了人们对创业前端活动的认知。此外，有学者通过构建马尔科夫评估过程模型，考察了创业机会所需的最优时间长度（Levesque & Maillart，2008）。这些成果都进一步推动了创业研究的深化。
基于资源基础的创业观点认为企业要想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就需要掌握那些稀缺的、不可替代的资源。就新创企业而言，创业资源开发的过程就是构筑竞争优势的过程，创业资源贯穿着整个生产经营始末。从这个角度看，创业的本质是对创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价值创造、获得竞争优势的过程。基于此，学者们将创业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进行了融合，从创业企业资源的配置过程来揭示创业行为和现象（张玉利，2018）。
阿尔瓦雷斯和布塞尼茨（Alvarez & Busenitz，2001）认为资源基础观和创业研究存在内在联系，他们首次将资源基础观的研究边界扩展到创业研究中。具体而言，他们认为创业行为通过对有限资源的创造性配置和组合能形成新的异质性资源，异质性是资源基础理论和创业理论的共同特征。在此基础上，他们将资源基础观的边界扩展到个体创业者的认知能力、创业者拥有的个人专属资源等，认为这些因素可以促进创业者识别新的创业机会，并为新企业整合资源。此外，他们还建议创业研究应该界定自己的研究边界，并将资源纳入分析视角，借此考察横跨微观到宏观的各种问题，并尝试构建创业理论。
阿尔瓦雷斯和巴尼（Alvarez & Barney，2004）进一步聚焦于“企业为何存在以及如何刻画组织的边界”这一多学科高度关注的理论问题，将资源基础和交易成本进行结合。他们指出企业存在的根源是为了创造和占有因发觉市场机会所带来的经济租金，企业的边界主要取决于经济租金创造过程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对重要性。当经济主体发现了潜在的市场机会，并且控制了开发机会所需要的所有必要资源时，就不需要额外的经济组织来创造和获取开发市场机会所带来的经济租金，而可以通过机会转让来获取机会识别的收益。而当经济主体没有控制机会开发的必要资源时，获得经济租金的方式就取决于机会开发识别过程中显性和隐性知识的重要性。当隐性知识对于产生和获取经济租金更重要时，层级管理机制要优于非层级管理机制，这时新企业就产生了。而当显性知识更重要时，治理形式的选择取决于能否设置有效的隔离机制。基于此，他们提出了经济租金产生和占有的治理模型（如图2.4所示），弥补了以往研究仅强调企业经济租金产生和获取的重要性而忽视产生和获取过程的不足。
图2.4 阿尔瓦雷斯和巴尼的经济租金产生与占有的治理机制模型
资料来源：Alvarez & Barney（2004）
社会网络对创业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创业活动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进行，创业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所处的网络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主体共同促进或制约着创业活动（Renzulli，Aldrich & Moody，2000）。因此，与创业相关的社会网络一直是创业研究的重点之一。具体而言，社会网络的结构和特点以及创业者在网络中拥有的社会资本将如何影响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是社会网络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汉森（Hansen，1995）考察了创业者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行动集的特征考察社会网络。虽然已有研究肯定了创业者的社会网络规模对新企业的成立和初期的绩效有着重要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在测量社会网络时通常是让创业者写下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五个人的名字，并考察创业者与这五个人的互动关系。然而，汉森认为更适宜的方法是测量创业者社会网络中参与创业活动的人员规模而不是他们的整个社会网络，即测量创业者行动集。汉森指出创业者行动集是创业者整个社会网络的子集。行动集的成员是那些掌握资源并愿意与创业者合作创办企业的行动者。行动集在行为上组成了创业者的社会资本。此外，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相对数量和开发社会资本的方式可以通过三种创业行动集的特征来衡量：（1）行动集的规模：创业者社会网络中相关成员的数量。（2）行动集互动的程度：创业行动集中的每一个行动者平均拥有的连带的数量。（3）行动集频率：行动者间相互联系的频率。概言之，汉森用行动集的特征来考察社会网络，有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揭示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因而推动了社会网络视角相关研究的发展。
格列韦和萨拉夫（Greve & Salaff，2003）沿袭了汉森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探讨了创业者社会资本、创业过程和创业绩效的关系。他们分析了在创业的三个阶段中四个国家的创业者的社会网络活动，指出在不同创业阶段的创业者需要不同的关系和资源。首先，与汉森类似的，他们没有通过测量创业者的整个社会网络来考察创业者的社会资本，而是聚焦于创业者的讨论网络（discussion network），也就是与创业者讨论创业事宜的人员的数量。其次，他们将创业过程分为动机阶段、计划阶段和创建阶段。具体而言，在动机阶段，创业者将最初的创意和设想与他人讨论，形成创业的思想；在计划阶段，创业者为创建企业做准备，采取不同的行动获取所需的知识和资源；在创建阶段，创业者创建并经营新企业，更专注于日常活动、交流和解决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创业者在计划阶段的讨论伙伴比其他阶段都多。其次，家庭成员在各个阶段都活跃于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中。再次，各个国家的创业者的网络模式并无差异，但网络的数量和建设网络花费的时间存在国家间的差异。总体而言，格列韦和萨拉夫在“创业行动集”的概念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讨论网”，使研究问题更加明确，其对性别、家庭背景、创业背景、国家文化等因素的对比分析，拓展了研究社会资本与创业过程、绩效研究的视野。
克服创业失败率高、实现快速成长是创业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传统的创业研究常常忽视了社会结构因素对新企业运营的影响，并将新企业的失败归因于竞争力弱等因素。然而，这未能更清晰地揭示新企业失败率高的机理。新企业成长与现存企业成长有着明显不同。斯廷奇库姆（Stinchcombe，1965）指出新企业相较于既有企业，面临缺乏行业经验、承担多种角色、难以建立投资者信任关系等方面的新进入缺陷（liability of newness）。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围绕新进入缺陷的产生原因开展研究，研究发现合法性约束而非内部协调管理因素是导致新进入缺陷和新企业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Stinchcombe，1965；Singh & House，1986）。这些研究推动了关于新企业合法性获取途径的探讨。
奥尔德里奇和费奥尔（Aldrich & Fiol，1994）首先区分了新企业面临的两种合法性：社会政治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其中，社会政治合法性包括关键利益相关者、政府官员等对新企业行为、形式与法律、规则和规范的一致性的认可度（Aldrich & Fiol，1994；Shepherd & Zacharkis，2010）。社会政治合法性低导致新企业注册困难、产品标准不被社会接受及融资困难等。认知合法性则指新企业被社会接受的程度（Aldrich & Fiol，1994），主要由外界对新企业知识的了解决定。认知合法性低表现为社会对新企业产品或服务了解很少，产品或服务难以被顾客接受或价值评价较低（Shepherd & Zacharkis，2010）。一般情况下，新企业只有获得政治合法性才能成立，而获得认知合法性则是新企业普及产品的必要条件。此外，奥尔德里奇和费奥尔还提出了获取合法性的多层次途径。他们认为创业者需要从组织、行业内、行业间和制度四个情景层次，提高认知合法性与社会政治合法性来获取合法性，实现创业成功。例如，创业者可以基于四个层次的情景，通过创建信任、可靠性、声誉，最终获得制度合法性（见表2.1）。新企业合法性获取的多层次途径，极大地推动了对新企业生存与合法化战略关系的深层探讨。
表2.1 创业战略与新企业成长
资料来源：Aldrich & Fiol（1994）。
在此基础上，齐默曼和蔡茨（Zimmerman & Zeitz，2002）突破了合法性与新企业缺陷关系的传统认识，指出合法性不仅是新企业克服新进入缺陷的基础，也是新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从而将合法性引入了新企业成长的研究。他们从合法化过程的视角分析了新企业如何选择合法化战略、跨越合法性门槛，来获得新企业的生存与成长（见图2.5）。
图2.5 齐默曼和蔡茨企业合法性过程模型
资料来源：Zimmerman & Zeitz（2002）；张玉利（2018）
在合法性约束下，创业者对合法性是否足够重视并采取适宜的合法化行动对新企业的成功有重要影响（Delmar & Shane，2004）。创业者需要根据制度情境选择合法化战略（Suchman，1995；杜运周等，2009）。萨奇曼（Suchman，1995）基于组织对环境的战略主动性影响差异，提出了依从、选择和操纵三种合法化战略。在此基础上，齐默曼和蔡茨（2002）提出依从、选择、操纵和创造四种合法化战略（如表2.2）。他们认为新企业可以从管制、规范、认知和行业等几个层次着手建设合法性。例如，新企业可以通过遵守相关管制规则获得管制合法性；通过构建网络关系获得规范合法性；通过采用常见的商业模式提高认知合法性；通过采用行业标准获得行业合法性等。并且，他们认为在一定情境下企业不仅需要也能够影响制度环境，有时甚至能创造制度环境，新企业成长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合法化战略跨越合法性门槛（张玉利，2018）。
表2.2 齐默曼和蔡茨的合法化战略类型
资料来源：Zimmerman & Zeitz（2002）；张玉利（2018）。
上述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创业活动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剖析，对推动创业研究的发展与成熟均有重要作用。然而，时至今日，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关于创业研究理论框架的共识，研究者们往往基于特定的研究情境选择或是融合上述几种观点（Shane，2012）。虽然沙恩和维卡塔拉曼（2000）奠定的基于机会的创业观点获得了相对广泛的认同，但也遭遇了不少质疑与批评。其中关于基于机会观点最普遍的批评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机会识别、评价和开发的创业观点有违新企业创建这一大众所理解的创业概念，因此很难为大众所理解（Reynolds & Curtin，2007）；其次，“创业机会”是一个很难操作化和测量的概念，虽然沙恩（2012）强调机会是客观的，但在研究实践中很难将创业机会与商业构想（business idea）区分开来（Davidsson，2003）。
基于上述分析，且鉴于本书的研究情境，我们主要采用企业生成导向的创业观点（firm formation perspective）。对于乡村旅游地来说，创业机会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农民大多了解当地政府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产业发展前景，因此基于机会观点下专注于相对客观“创业机会”的研究逻辑显然与本研究的特殊情境不相匹配。企业生成的研究视角除了与本研究的情境相匹配，还具有以下三个优点：第一，“新企业的生成”是创业行为的主要外在表现，也更加符合大多数人对创业行为的直观理解；第二，相比于机会识别、评估和开发，创建（start-up）新企业意愿和行为等概念更容易操作和测量，更易于在不同研究间进行结论的比较；第三，聚焦于企业本身的创业研究也更加符合管理学研究的传统，因此在研究对象方面相对更加具体。
从上文关于创业概念逻辑观点的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学者们对什么是创业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研究侧重点，但三种观点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关注到创业者、创业环境之间的互动和匹配是理解创业现象的重要基点。鉴于此，在对创业现象和创业过程内在规律的探索中，学者们大多从创业者个人、创业环境两个视角进行理论的构建与实证检验，形成了创业研究的“认知视角”和“环境视角”。此外，近年来不少学者将经济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网络嵌入的理念应用到创业研究中来，致力于探究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创业过程、创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形成了创业研究的“网络视角”。有鉴于此，本节主要对上述三种创业研究视角进行梳理与总结。
从个体认知的角度探索创业活动的内驱力是创业研究的传统视角。事实上，即使是强调机会才是研究创业现象的重点的沙恩和维卡塔拉曼（2000）也承认创业者的主观认知是创业研究不可回避的要素，因为创业现象实际上是“客观的机会与主观的认知之间互动的结果”（the nexus of opportunity and individuals）（Shane，2012）。因此，关于创业者不同于非创业者认知特点的“特质论”一直以来都是创业研究领域中的普遍共识（俞宁，2013）。早期学者大多从人口统计变量的角度探索创业者区别于非创业者的主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的兴起，学者们对创业者特质的探究转移到了感觉、知觉、思维等认知层面，积累了大量关于创业者特有认知特点的研究成果。虽然该领域的研究结论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关于创业者在“创业警觉性”“认知偏差”“自我效能感”“内控点”等心理认知变量上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认同。
心理学家认为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是个体信息接收和利用的方式，是由信息获得、信息编码、信息储存、信息提取和应用等环节所组成的信息加工系统流程（Walsh，1995；俞宁，2013）。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与创业现象相伴而生的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与模糊性，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创业者受制于信息不完全和个体信息处理能力的不足，很难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因此，创业者往往采用一些有异于常人的特殊认知方式，从内在驱动创业决策的过程。基于这样的逻辑，不少学者对创业者的这些特殊的认知模式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观点。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创业警觉性（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等认知特点被证明是创业者显著区别于非创业者的认知要素（蒋剑勇，2013）。
作为一种创业者特质，创业警觉性对创业过程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已有研究大多将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识别联系起来，认为具有高创业警觉性的个体拥有准确的商业嗅觉，能够迅速地识别未满足的市场需求，进而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有研究（Gaglio & Taub，1992）指出具有较高的创业警觉性和洞察商业机会的意识是识别创业机会（也就是创业）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可以将创业警觉性视为激发创业活动的内在“推力”，因为这种对创业机会“关注但不搜索”的认知敏感性乃是驱动个体参与实际创业行为的最直接的内动力（Tang et al.，2012）。关于什么是创业警觉性，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例如有学者认为创业警觉性是一种“通过置身于信息流中来提高机会识别概率的认知倾向，而不是对某种特定机会加以刻意搜索”（Kaish & Gilad，1991）。另有学者则将创业警觉性定义为创业者“对外部环境中反映事物变化的信息和行为的一种敏感性和倾向性”（Ray & Cardozo，1996）。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学者将创业警觉性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人认知特质，但近年来不少研究注意到创业警觉性受到外界环境和人际互动的影响，因此具有一定的可塑性（De Carolis et al.，2009；杨学儒、杨萍，2017）。
另一个被普遍证明对创业活动具有强烈影响的认知因素是认知偏差。认知偏差主要指直观推断、过度自信、控制幻想、反事实思考等错误和偏激的决策方式。不少学者指出，正是这些认知偏差下的“冲动”使人们更容易走上创业的道路（Camerer & Lovallo，1999；Baron，2004；Hayward et al.，2006；Hmieleski & Baron，2009；陈震红、董俊武，2007；李敏、董正英，2014；赵文红、孙卫，2012）。例如，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和创业风险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人会自动高估自己对市场信息和动态环境的把握程度，低估创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资源不足与失败风险，进而“一意孤行”地做出创业决策。当真正开始实施创业行为时，以过度自信为代表的认知偏差则很可能对创业者形成干扰，导致困难与失败。因此，随着在创业活动中创业者掌握信息与资源的日益丰富，直观推断、过度自信、控制幻想等认知偏差必然要被理性评估下的理性决策所取代（俞宁，2013）。可见，与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活动的积极影响有所不同，认知偏差的积极影响主要在于促进创业者的创业决策（start-up decision），对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和成长则可能具有负面的作用。
虽然创业者个人认知特质对创业行为决策和创业活动结果具有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影响，但创业决策和创业过程离不开所处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一点可以在学者们关于创业定义各种观点的分析中得以窥见。具体而言，无论是持企业生成创业观点的加特纳，还是持基于机会观点的沙恩和维卡塔拉曼，都在其论述中强调了“创业环境”的重要性，并把创业过程看作是主观个人与客观环境之间互动、匹配的过程（Gartner 1985；Shane，2012）。基于这一逻辑，创业领域对创业环境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较为丰富。整体来看，可以将创业环境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聚焦于“什么是创业环境？”的问题，对环境包含的要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归纳；另一方面，是对创业环境特点的“维度”以及创业环境的特点对创业过程影响的探讨。本节就以上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的主要进展与观点进行综述。
组织环境是管理学研究的传统重点领域。关于什么是创业环境，创业环境包括哪些构成要素，已有研究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观点（Porter，1980；Gartner，1985；Gnyawali & Fogel，1994；姚梅芳等，2010；蔡莉等，2007）。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对创业环境研究的逐步细化与深入，一部分学者提出了“环境决定论”，认为创业环境是创业者施行创业行为必须适应的一系列客观存在的外部条件（Aldrich，1979；郭晓丹，2010），这与强调主观感知环境的研究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差别（俞宁，2013）。
在创业环境构成要素的研究方面，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提出的框架影响较大，为后续学者们对创业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该项目归纳了创业环境的九个构成要素，分别是：①金融支持环境；②政府政策支持环境；③政府项目支持环境；④创业教育与培训；⑤研发力度与转移效率；⑥商业基础设施；⑦有形基础设施；⑧市场进入壁垒；⑨创业文化氛围。以此为基础，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对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并就这些要素的维度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例如，格耶瓦里和福格尔（Gnyawali & Fogel，199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创业环境构成要素总结为融资环境、政策环境、服务环境、文化环境四个维度；崔启国（2007）则将创业环境简单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直接创业环境要素，即为创业活动提供直接资源支持（或制约）的环境因素，具体包括融资环境、技术环境、人力资源环境；二是间接创业环境要素，即为创业活动提供信息、保障和服务性资源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方面。
随着研究的细化与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创业环境影响对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企业创业的异质性，指出在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其创业过程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别。例如蔡晓珊和陈和（2016）针对知识型企业创业的关键环境要素进行探讨和实证分析，指出对于知识密集型的企业，教育培训环境、融资环境、知识产权制度环境这三类外部环境因素是推动创业决策和创业活动的关键要素。此外，蔡晓珊和陈和（2014）还对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创业环境进行了研究，归纳出社会经济条件、资本市场、教育培训、知识产权制度、社会文化、基础设施六项具有重要影响的外部环境因素。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针对中国的特殊文化和经济发展情境，对影响创业的环境因素进行了梳理，得出了一些有别于西方研究情境的结论（姚梅芳等，2010；杜海东、李业明，2012；罗山，2010）。
与强调创业环境客观性的构成要素不同，一些学者对创业环境的异质性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解构，并系统考察了创业环境特征的差异对创业各个阶段活动的影响。具体而言，创业环境的特征指的是创业环境的整体表现，反映了创业环境在一些基本属性上的差异。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如何界定创业环境的特征进行了探讨（Aldrich，1979；Pfeffer & Salancik，1978；Dess & Beard，1984；来新安，2009；朱秀梅、肖雪，2016）。
其中德斯和比尔德（Dess & Beard，1984）对创业环境特征的维度划分的结果，对该领域研究的影响最大。德斯和比尔德从宽松性、复杂性、动态性三个维度对创业环境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特点进行了解构。具体而言，宽松性度量的是环境中创业活动所需资源的丰富程度；复杂性度量的是创业环境要素的数量以及要素之间的差异程度；动态性则度量的是创业环境构成要素的变化程度（俞宁，2013）。德斯和比尔德进一步指出，创业环境在上述维度上的差异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整体而言宽松的创业环境将有利于创业机会的开发和创业企业的存活、成长，而复杂、动态的环境则有利于创业机会的识别与获取（Wiklund & Shepherd，2005；俞宁，201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关注到创业环境的特征将直接影响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一些学者也指出环境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要素在促进创业活动的过程中扮演着“干扰者”的作用。例如，对于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绩效影响孰大孰小的问题，不少研究者指出创业者和创业企业所处环境的差异能够对此予以解释。例如，在创业环境表现出宽松特征的情况下，创业者能够从市场渠道获取需要的信息和资源，因此人力资本要素可能比社会资本要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更为显著（Reynolds et al.，2002）；而在相对闭塞、制度不完善的创业环境下，社会网络、人际关系对创业关键资源的获取与调动的作用可能更为突出（Hunter & Schmidt，1990；Unger et al.，2011）。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的兴起，将创业者视为“原子式”个体的研究传统受到了广泛质疑。创业者显然不是独立于社会网络而存在的孤立个体，创业决策和创业过程必然受创业者社会网络的促进或阻碍（Granovetter，1985）。在这一思潮下，“社会网络视角”（network-based perspective）逐渐成长为解释和预测创业决策和创业结果的重要理论视角（Hoang & Antoncic，2003；Stam et al.，2014；郭红东、蒋剑勇，2013）。社会网络视角强调社会网络结构、人际关系特征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解释，这一视角下的经典理论包括“弱连带优势理论”（Granovetter，1973，1985）、“强连带优势理论”（Krackhardt，1992）、“结构洞理论”（Burt，1992），以及“社会资本理论”（Lin，2001）等。
持社会网络理论视角的学者们将创业决策和创业活动置于人际关系连带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加以研究和考察，其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网络结构的特征及其中人际关系的特征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绩效的影响（俞宁，2013）。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往文献中，“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这两个概念经常混同使用。两者之间虽然高度关联，却也有明显的差别。一般认为社会网络主要指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和特征，包括社会关系规模、多样性、密度等方面，而社会资本则聚焦于个体借由社会网络而能够获取和调动的资源。可以说，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价值所在，而社会网络则是社会资本的载体和表现形式（Bourdieu，1986）。因此，秉承这一逻辑视角的创业研究者认为社会网络的本质属性乃是一种创业资源（即社会资本），它与人力资本、财务资本等资源一样，是创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Zhao et al.，2011；叶顺，2016）。
社会网络对创业活动和创业绩效具有怎样的影响？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主要从社会关系连带强度、社会网络结构特征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Stam et al.，2014）。在关系连带强度方面，一些学者提出“弱连带优势”（Granovetter，1973），即认为宽松、广阔的“弱连带”关系能够为创业者带来更多、更及时的信息和资源，因而相较于亲戚、朋友等“强连带”更有利于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Hills & Singh，2004；罗家德，2005；黄洁等，2010）。关于如何度量关系连带的强度，格兰诺维特的研究（Granovetter，1973）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从相识时间、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互惠内容四个层面对人际关系的强度进行了解构。基于这一框架，认识时间越久、互动频率越高、亲密度越高、相互情感支持越多，社会关系连带就越强。另外，不少学者还根据关系来源间接地判断连带的强弱，例如，一般认为家人亲戚和朋友为强连带，其他社会关系则为弱连带（Bradley et al.，2012；Zhao et al.，2011）。与“弱连带优势”的观点相反，一些学者认为相较于弱连带，强连带对个体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大。例如研究（Carr & Sequeira，2007）发现家族成员（家人亲戚）在影响创业者走向创业道路的决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关系明显属于“强连带”的范畴。在对新创企业的绩效影响方面，不少学者也指出了“强连带优势”的存在，例如，基于德国1700家新创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Briderl & Preisendorfer，1998）发现，强连带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效应显著大于弱连带。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情境下，强连带关系对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得到了普遍的验证，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人情社会的基本格局（黄洁等，2010；高静、张应良，2013）。
除了连带关系的强度，另有部分学者关注社会网络结构的某些特征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在这方面，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成员多样性、创业者所在位置（结构洞）等反映网络结构特征变量的影响得到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例如，有运用跟踪式案例研究（Steier & Greenwood，2000）发现建立足够数量的联系（网络规模）对创业活动的成功具有关键性作用；有针对广西农民乡村旅游创业决策的研究（Zhao et al.，2011）指出亲戚朋友关系网的规模越大、多样性越高，农民参与创业的可能性就越高。整体而言，在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异质性方面，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网络规模越大、异质性越高，创业者越易获得所需的多样性资源，也就越有可能创业成功（Renzulli & Aldrich，2005；Stam et al.，2014；俞宁，2013）。
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关系强度、社会网络整体特征与创业行为和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争议与矛盾之处（Stam et al.，2014）。一个有力的解释是在创业活动的不同阶段，以及在不同的创业环境下，社会关系网络不同层面的特征对创业活动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事实上，一些研究甚至发现过度嵌入于社会网络反而会给创业企业的绩效和成长带来负面的效应（Arregle et al.，2015；杨震宁等，2013）。可见，社会网络嵌入对于创业活动和新创企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