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黠戛斯是唐时期北方民族之一，活跃于剑河（今叶尼塞河）流域，是今新疆境内柯尔克孜族与中亚吉尔吉斯族的先民。西汉时，黠戛斯以“坚昆”之名，初见于汉文史册。历经魏晋，至隋唐时期，黠戛斯与唐朝建立联系。唐文宗开成五年（840），黠戛斯击败统治漠北的回鹘汗国，并迫使回鹘余众西迁，由此对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黠戛斯历史较为悠久，先后接触过匈奴、丁零、鲜卑、柔然、突厥、漠北回鹘、契丹、蒙古等具有一定历史影响的古代北方民族，同时也受到各民族诸多的影响。公元前3世纪，坚昆与丁零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征服。匈奴分裂以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入塞，北匈奴郅支单于西迁并定都坚昆地。匈奴败亡后，坚昆得以摆脱匈奴的控制。其后，鲜卑崛起并占据匈奴故地，坚昆一度被纳入檀石槐鲜卑大联盟的统治范围。公元6世纪，突厥兴起后，木杆可汗向北扩张，将黠戛斯征服。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在黠戛斯设立坚昆都督府。公元8世纪初，黠戛斯形成汗国，被后突厥汗国视为北方强敌。为了反击后突厥的征服，黠戛斯除了联合属部共同作战，还参与了唐朝打击后突厥的军事行动。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漠北回鹘继突厥之后，成为蒙古高原的霸主。黠戛斯作为回鹘的北方劲敌，曾遭到回鹘的重创。开成五年（840），在与漠北回鹘二十多年的较量后，黠戛斯最终击败了漠北回鹘汗国。由于黠戛斯深入追击西迁、南下的回鹘余众，其势力影响也远至中亚。此后，黠戛斯历史鲜见汉文文献的记载。公元10世纪，由波斯、阿拉伯文献记载可知，黠戛斯仍然是汗国。黠戛斯与辽朝有往来，曾作为“辖戛斯国王府”成为辽朝的属国之一。13世纪时，大蒙古国兴起，黠戛斯（乞尔吉思）分别由两个君主统领，分为乞儿吉思和谦谦州两个地区。成吉思汗先后两次出兵，将他们彻底降服，其后该地纳入蒙元的统治区域。
目前，对黠戛斯的历史研究较为薄弱，仅见数篇专题研究论文发表，另因历史上黠戛斯与突厥、回鹘多有联系，故学界对突厥、回鹘历史研究偶尔也会涉及黠戛斯。因此，相比之下间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纵览已经发表的黠戛斯研究相关论著，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鄂尔浑流域发现的古突厥碑铭中，出现了Qïrqïz一名，由此引发了域外学者对其族名来源及其语法意义的解读。法国伯希和（Paul E. Pelliot）、苏联的巴托尔德（B. B. Бартольд）等学者，认为与Qïrqïz对应唐代汉文文献中的黠戛斯，并相继提出了“坚昆”一名是其蒙古语的写法、黠戛斯是汉代坚昆的复数写法等观点。由此，引起国内外学者对黠戛斯历史的关注与研究。法国学者路易·巴赞（Louis Bazin）《突厥历法研究》（1991）一书，利用叶尼塞黠戛斯碑铭，主要研究了黠戛斯与突厥历法相关的问题。苏联学者A.伯恩什达姆（А. Н. Бернштам），利用碑铭史料撰写了《6至8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突厥社会经济制度（东突厥汗国和黠戛斯）》，通过对叶尼塞碑铭记载的研究，探究了黠戛斯的社会经济问题。
鄂尔浑的古突厥碑铭显示，Qïrqïz与后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的历史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后突厥汗国、漠北回鹘汗国的对外关系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与黠戛斯的关系。日本学者岩佐精一郎通过对后突厥碑铭的相关研究，撰写了《突厥毗伽可汗碑文の紀年》（1936）一文，其中就谈及后突厥汗国袭击黠戛斯的问题。法国学者勒内·吉罗（R. Giraud）《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骨咄禄、默啜和毗伽可汗执政年间（680—734）》，利用后突厥汗国的碑铭，研究了骨咄禄、默啜和毗伽可汗执政年间（680—734）的后突厥汗国的历史，并分析了黠戛斯被后突厥汗国袭击的相关问题。日本学者大泽孝撰写的《イェニセイ河流域の突厥文字銘文石人について－その作成年代を中心に－》（1992）和《8世紀初頭のイェニセイ·キルギズ情勢－バルス·ベグの出自と対東突厥征伐計画をめぐって－》（1996），《イェニセイ·キルギズの信仰文化に関する歴史民俗学的研究》（2005）等三篇论文，也围绕碑铭的记载探讨了后突厥汗国对黠戛斯袭击问题。
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前主席、罗德学院教授张国平（Michael R. Drompp），可谓英语学界研究黠戛斯历史的专家，曾先后发表了两篇关于黠戛斯历史研究的论文。其中一篇题为《鄂尔浑传统的终结：公元840年以后黠戛斯在叶尼塞河区域的活动》（Michael R. Drompp,“Breaking the Orkhon Tradition: Kirghiz Adherence to the Yenisei Region after A. D. 840”,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1999, Vol. 119, no.3. 中译文发表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他利用突厥文碑铭与汉文史料，研究了公元840年以后黠戛斯在叶尼塞河区域的活动。另一篇题为《早期至蒙古统治时期的叶尼塞河黠戛斯》（“The Yenisei Kyrgyz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Mongol Conquest”）的论文，原文发表于穆拉特·奥卡克主编的《突厥人：早期时代》（ The Turks: Early Ages ，Yeni Turkiye, 2002），也主要利用汉文史料辅以突厥文碑铭记载，对黠戛斯早期历史做了全面的研究。其专著《中国唐朝与回鹘帝国的崩溃》（ 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 Brill, 2005）涉及唐代与回鹘汗国以及黠戛斯人的历史研究。
国内学者对鄂尔浑–叶尼塞碑铭的研究，主要是对铭文原文的翻译与考证。王静如先生发表了《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1938）一文，是研究突厥碑文的早期成果，极具参考价值。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1998）和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2005）两部突厥文研究专著，分别将碑铭翻译成汉文。芮传明还利用碑铭记载，考证了黠戛斯与后突厥汗国的关系问题。此外，还有数篇突厥文碑铭的研究论文，其中有李经纬的《突厥如尼文〈苏吉碑〉译释》（1982）一文，《苏吉碑》是黠戛斯唯一具有历史信息的碑铭，对黠戛斯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林梅村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1999），涉及了漠北回鹘汗国与黠戛斯的关系。与突厥文碑铭相关的语言学研究，有胡振华《柯尔克孜语言文化研究》（2006），该书对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使用的字母、黠戛斯文献语言的特点等作了研究。书中收录了四通叶尼塞黠戛斯的碑铭，是相关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罗权与李鑫鑫合作发表的《叶尼塞河碑铭所见唐代黠戛斯的社会生活》（2021），以叶尼塞突厥文碑铭为中心，对唐代黠戛斯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展开探讨。是近年来黠戛斯研究的力作。
国内外学者对黠戛斯历史的研究，最早始于其族名、族源及分布情况。苏联学者巴托尔德撰写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84），讲到中亚突厥及突厥语族各部历史源流，谈到了黠戛斯的族名与族源问题。在该书注释中，作者还列举了几位苏联学者关于黠戛斯族名问题的研究论文。如祖也夫（Зуеб）《坚昆的名称》、彼得罗夫（Петрóб）《关于〈吉尔吉斯〉一名的词源学》、巴斯可夫（Баскв）《关于〈吉尔吉斯〉族名的来源》等未见汉文译文的论文。此外，巴托尔德的《突厥蒙古诸民族史》（2003）一文，也简略述及黠戛斯的族名问题。
加拿大学者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发表的《柯尔克孜族称考》（“The Name of the Kirghiz”，1990），通过比照古突厥文族名Qïrqïz，对古代黠戛斯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译族称、柯尔克孜族名复原等问题进行了考证，为黠戛斯族名考证的重要成果。
国内早期涉及黠戛斯族名、族源地理位置等问题的文章，有马长寿撰写的《突厥人与突厥汗国》（1957），述及突厥与黠戛斯的关系。岑仲勉先生编纂的《突厥集史》（1958），对黠戛斯相关问题做了校注与考证。周连宽先生的《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1987），谈及黠戛斯的族源及地理位置。
专门以黠戛斯的族名、族源、地理位置为主题的研究论文，见于台湾学者陈庆隆博士的研究，题为《坚昆、黠戛斯与布鲁特》（1975），该文利用语文学知识论证了黠戛斯在不同时期的三个族名的寓意、语源，包括汉代“坚昆”、唐代“黠戛斯”、清代移居天山的柯尔克孜部落，以及“布鲁特”等称谓。另外，该文还研究了黠戛斯的地理位置的变迁问题。崔明德的《李陵·拓跋氏·黠戛斯》（1995）一文，通过考察李陵及其后代的迁徙，揭示了李陵、拓跋氏和黠戛斯三者的关系，并针对“黠戛斯是李陵后裔”问题，探讨了北方民族的寻根现象，提出了少数民族的寻根现象和认同心态。薛宗正撰写的《黠戛斯的崛兴》（1996）一文，是专门研究黠戛斯早期历史的论文。探讨了黠戛斯的种族组成问题，认为坚昆是“由黄、白两系人种合建之国”，认可坚昆是“李陵苗裔”的说法。但较之族源问题，文章更关注黠戛斯崛起的历史背景、黠戛斯汗国由盛转衰的原因等问题。
黠戛斯作为北方民族之一，还出现于敦煌藏语文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研究并发表的《敦煌藏语史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DRU-GU与HOR》（1983）一文，对涉及的各部都做了较严密的考证，其中也讲到黠戛斯的活动区域。唐代汉文文献记载，黠戛斯原驻剑河（今叶尼塞河）。法国学者韩百诗（Louis Hambis）《谦河考》（1999）一文，考证了中世纪的剑河与元代的谦河的位置。
唐开成五年（840），黠戛斯击溃漠北回鹘汗国，并南下唐边、西征远至中亚。故此，波斯人的史料记载，也多少涉及黠戛斯分布的问题。国内有关研究，如周锡娟的文章《从〈世界境域志〉看唐末五代时西域突厥诸部的分布》（1983）一文，就利用了波斯文《世界境域志》的记载，考证了西域突厥诸部的分布。蒋其祥、周锡娟合写的《九至十三世纪初突厥各部的分布与变迁》（1983）一文，也利用《世界境域志》《突厥语大词典》《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等四部外文史籍，探讨了9至13世纪突厥各部的分布与变迁，其中涉及黠戛斯西征及其分布问题。
目前为止，黠戛斯历史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黠戛斯汗国时期。研究者关注的多数是这个历史阶段的某些具体问题，因此缺乏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如，郭平梁的文章《从坚昆都督府到黠戛斯汗国》（1985），大要叙述了6到9世纪的黠戛斯历史。巴哈提·依加汉发表了《9世纪中叶以后黠戛斯的南下活动》（1991）一文，利用中外文献研究了黠戛斯汗国击溃回鹘后的军事动向。贾丛江的研究成果《黠戛斯南下和北归考辨》（2000），论证了840年以后，黠戛斯依照先西部后东部的战略部署，分阶段经略东部天山地区和漠北高原，以期成为游牧各民族新的宗主的历程。认为公元9世纪60年代初兴的仆固系北庭回鹘（高昌回鹘汗国的前身）将黠戛斯分别从东部天山地区和漠北草原逐回叶尼塞河流域的故土。华涛的论著《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2000），也间接涉及了黠戛斯汗国在天山东部的统治问题。
隋唐时代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也是我国多民族统一获得空前发展的重要阶段。黠戛斯几经曲折终于称雄于蒙古草原，同时，也与中原王朝发生了密切的联系。郑元珑撰写的《隋唐时代黠戛斯部与中原王朝关系初探》（2004）一文，梳理了黠戛斯与唐朝的关系。唐武宗朝时，黠戛斯使者曾几度入唐，宰相李德裕撰写了给黠戛斯可汗的国书，为研究者提供了唐与黠戛斯联系的珍贵史料。中外学界相继发表了多篇相关研究论文，如日本学者中岛琢美以《會昌年間に於けるキルギス使節団の到來に就ついて（一）》（《史游》1983年第10期，第5—16页）为题，探讨了会昌年间，黠戛斯多次派出使者与唐往来问题。美国学者张国平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写作了题为《唐朝与回鹘汗国的崩溃：一部文献史》（ 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 Brill, 2005, pp.125-158）的论著，利用李德裕《会昌一品集》收录的唐武宗朝给黠戛斯可汗的文书，剖析了唐朝与黠戛斯的关系。利用唐回复黠戛斯的几份国书史料，齐会君用日文发表了《唐のキルギス宛国書の発給順と撰文過程——ウイグル交替期を中心に》（《東洋學報》第100卷，2018年）一文。文中参考了中岛琢美的研究，围绕唐代国书的撰写先后顺序与撰写过程，探讨唐代国书撰写问题。
2019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欧亚学刊》（新第9辑），为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历史文化研究专号，收录了近年来的几篇黠戛斯历史研究成果。其中几篇中文论文包括：余太山的《坚昆地望小考——兼说鄄韩即坚昆》，文中据《穆天子传》卷二所见“鄄韩”，考证其应为“坚昆”前身，对坚昆族源提出了新的见解。贾衣肯《唐前期坚昆（结骨）国与唐朝的交往》，详述了坚昆与唐朝的往来。朱萧静题为《黠戛斯“朝贡”考》的论文，主要利用了宋代文献《册府元龟》的记载，细数了黠戛斯与唐朝的贡赐往来并汇聚成表倍增参考价值。李锦绣也利用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发表了《会昌、大中年间黠戛斯来唐的翻译问题》，但他与中岛琢美、张国平及齐会君等人的研究侧重角度有别，以语言翻译为切入点进行了分析研究。此外，孙昊发表了《10世纪契丹西征及其与辖戛斯人的交通》一文，涉及辽与辽代辖戛斯的关系。青格力的研究《〈蒙古秘史〉第239节与蒙古征服乞儿吉思等森林百姓事件》，探讨了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对乞儿吉思的征服历史。白玉冬的研究题为《E68（EI-Baji）叶尼塞碑铭译注》，译文有一定的研究意义。贾衣肯对《通典》、《唐会要》、《太平寰宇记》、《新唐书》有关“结骨”（黠戛斯）文献的要注汇成一文，详细介绍了相关文献。此外，李鸣飞的《元代吉利吉思中文史料要注》，介绍了元代的吉利吉思史料。本期《欧亚学刊》还汇集了近年来详尽的黠戛斯相关历史研究索引，对黠戛斯与吉尔吉斯历史研究极具参考意义。
苏联学者胡德雅科夫（Ю. С. Худяков）的论文《连接古丝绸之路和南西伯利亚的商道》（“The Commercial Routes Binding‘The Great Silk Road’with Southern Siberia”, 1996）一文，收录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作者利用了多语种文字的文献史料，论证了丝绸之路有关的南西伯利亚商业通道。对研究黠戛斯与丝绸之路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元代乞儿吉思相关问题，可参见周清澍先生的《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1978）、周清澍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吉利吉思”条。韩儒林先生的《唐努都波》（1943）、《唐代都波》（1978）、《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1979）等论文，探讨了唐代黠戛斯与其邻部的关系以及元代的吉尔吉思部的历史。周清澍与韩儒林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吉利吉思历史研究的里程碑，具有重要意义。乌兰的研究《蒙古征服乞儿吉思史实的几个问题》（1979）一文，厘清了蒙古征服乞儿吉思史实的几个重要问题。那木吉拉的研究论文《〈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吉里吉思传说考述》（1997），分析了突厥语族等北方民族，存在把数字“四十”当成象征数或吉祥数文化的习俗。王颋《金山以西交通与耶律大石西征路线新证》（2002），考证了耶律大石西迁时，遇阻乞儿乞思事件的真伪，并给予肯定。刘正寅的《〈史集·部族志·乞儿吉思部〉研究》（2013）一文，将波斯原文《史集·部族志·乞儿吉思部》逐句翻译成汉文，纠正了以往版本的多处错误，对研究乞儿吉思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黠戛斯是今柯尔克孜族的远祖，所以，有关柯尔柯孜族的研究不免涉及古代的黠戛斯。《柯尔克孜族简史》（1986）一书，比较全面地简要梳理了从汉代的坚昆到现代的新疆柯尔克孜族的历史。杨富学撰写的《古代柯尔克孜人的宗教信仰》（1997）一文，探讨了古代黠戛斯人的宗教信仰问题。孟楠发表的《古代黠戛斯人“剺面”习俗小考》（2004）及《黠戛斯人剺面习俗研究》（2007）两篇文章，利用13世纪的史料，如柏朗嘉宾的《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鲁布鲁克东行纪》以及《玛纳斯》的相关的记载，得出乞儿吉思人和柯尔克孜人有剺面习俗的结论，进而推论唐代的黠戛斯人也存在剺面的习俗。
此外，杜荣坤、郭平梁合作撰写的《柯尔克孜族的故乡及其西迁》（1982）、郭平梁《十至十八世纪初的乞儿吉思》（1983）、阿斯卡尔·居努斯的《西迁前后柯尔克孜族经济生活的变化》（2003）、张彦平的文章《柯尔克孜图腾文化的内涵及嬗变》（1993）一文，考察了从古至今的柯尔克孜图腾文化。熊坤新、王换芳、梁秀玲合作的《柯尔克孜族伦理思想述评》（2006）等文章。以上论文，从研究现代柯尔克孜人的角度，论及柯尔克孜族的古代历史。
总括来讲，当今学术界对黠戛斯历史，鲜有研究更缺乏全面的研究。即使涉及该族的学术研究，也是主要针对某些史料丰富、清晰的具体问题的考证。黠戛斯历史研究整体比较薄弱，需要在总结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除了作者的硕博学位论文之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涉及黠戛斯研究的学位论文，分别是南京大学巴哈提的博士学位论文《蒙古兴起前金山地区及其周围的突厥语诸部》（1991），涉及黠戛斯的南下与黠戛斯在金山地区的活动。内蒙古大学齐达拉图的硕士学位论文《乃蛮部历史若干问题研究》（2010），认为乃蛮的族源与黠戛斯有关。云南民族大学甘长新的硕士学位论文《贡赐体系下的黠戛斯与唐朝关系》（2012），围绕贡赐体系下唐朝对黠戛斯的羁縻之策，以及唐朝与黠戛斯彼此认同的程度和现实需求展开了探讨。内蒙古大学通拉嘎的硕士学位论文《叶尼塞鲁尼文碑铭译注与相关社会文化初探》（2017），拉丁字母转写并用中文翻译了50通叶尼塞鲁尼文碑铭，探讨了碑文所涉及黠戛斯的相关社会文化。
目前，作者获悉的还有为数不多的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论文，也可供参考。如Ю. С.胡德雅科夫与E. B.科维切夫两位学者，就分别发表了《论中世纪时代外贝加尔与南西伯利亚的文化联系》（1996）、《东外贝加尔的中世纪焚尸葬墓及其民族文化的阐释》（1996）等文，探讨了黠戛斯文化的影响。Ю. С.胡德雅科夫还撰写了《萨彦—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游牧民的武器窖藏》（“The Arms Treasures of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Nomads of the Region and Sayan and Altai Mountains”, 2015），探讨了所发现的武器窖藏所具有的实际意义。雷巴科夫（N. I. Rybakov）撰写的《8—10世纪叶尼塞吉尔吉斯人的混淆不清的观点肖像学中的事实》（“Syncretic Beliefs of the Yenisei Kyegyz in the 8-10 Centuries: Facts Iconography”, 2015）一文，通过对祭祀岩石画像的研究，探究了宗教信仰。索维托娃（O. S. Sovetova）的题为《根据岩画探究米努辛斯克盆地古代居民文化联系》（“Cultures Intercommunication of Minusinsk Basin Population in Antiquity through Rock Art”, 2015）一文，根据岩画探究了米努辛斯克盆地古代居民文化联系。
总括来讲，当今学术界对黠戛斯历史的研究，多以间接涉及，鲜有具体研究，更缺乏全面的研究。因此，黠戛斯历史研究需要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唐代黠戛斯的基本史料，主要是汉文古籍和鲁尼文碑刻铭文。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所著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1981），是古代黠戛斯研究的主要考古学参考资料。记录黠戛斯历史的文字史料，汉文文献少且零散；可供参考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古鲁尼文文献，篇幅不多还多有重复。其他不同语言的文献的史料，如波斯文、阿拉伯文的历史地理文献，虽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有些记载却不甚明了。这也是史学界对黠戛斯相关史料的共识。
“鬲昆”作为唐代黠戛斯最古老的族名，初见于汉代史册。司马迁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了匈奴冒顿单于北服“鬲昆”。东汉班固所撰《汉书》的《匈奴传》《傅常郑甘陈段传》等传，族名始译作“坚昆”，并载匈奴郅支单于曾以“坚昆”为都。陈寿撰写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时，引用了鱼豢的《魏略·西戎传》，其中，提到了坚昆的方位。汉代及魏晋以后，文献再无详细记载。
唐以前的汉文文献传世史料，对黠戛斯的历史及其演变均鲜有记载。随着黠戛斯与唐建立联系，史官考其为汉代“坚昆”之后，复再以“坚昆”相称。自此史官对黠戛斯的记载逐渐由略到详。《隋书》和《北史》的《铁勒传》、《周书》和《北史》的《突厥传》等专传，提及了黠戛斯的分布、族源及多种族名称谓，鲜有史实记载。由于唐以前汉文史籍的记载，较为匮乏且族名译写不一，以至于唐代杜佑编撰《通典》时，竟将黠戛斯的内容分别列为《坚昆》与《结骨国》两目。虽然《通典》对黠戛斯历史的记载也较为简略，但仍堪称最早的黠戛斯专门史。
唐武宗会昌年间，黠戛斯击溃漠北回鹘。此间，唐武宗朝与回鹘、黠戛斯来往的诏、敕等官方文书，均由时任宰相李德裕书写，后收入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该文集对研究黠戛斯汗国与唐朝的关系，主要涉及唐朝对黠戛斯击溃漠北回鹘汗国的态度、黠戛斯如何得到唐朝册封等问题。因此，唐朝官员文人的文集，也是研究黠戛斯历史的重要参考依据。
后晋刘昫撰写的《旧唐书》，将黠戛斯相关的内容夹杂在回鹘历史中一并叙述，虽内容不多但史实较为详实。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新唐书》时，其列传中卷二百一十七上为《回鹘传》，卷二百一十七下为回鹘相邻各部的传记，其中《黠戛斯传》的记载，内容较为丰富，因而是研究黠戛斯历史的最基本史料。但《新唐书·黠戛斯传》的前半部，杂合前此的黠戛斯史料，内容多有拼凑、讹误，所以，利用时需仔细辨别。《新唐书·黠戛斯传》后半部分，唐代黠戛斯的记载则比较详实，涵盖了黠戛斯政治、军事及经济方面的重要信息，是黠戛斯历史研究的主要依据。
与《新唐书·黠戛斯传》相佐的同类史料，见于宋人撰写的《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唐会要》《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等文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唐纪》武宗朝的史料，补充了《新唐书·黠戛斯传》记载，可与《新唐书》相佐并互补。宋人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也辟有《黠戛斯传》，较之《新唐书·黠戛斯传》也补充了新的史料。王钦若等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汇集了黠戛斯与唐往来的史料，亦可补《新唐书·黠戛斯传》。宋人王溥等编纂的《唐会要》、宋敏求等编纂的《唐大诏令集》等文献，可谓是上述所列史籍、唐代诏令等文献的汇编，所以，佐证的作用不容忽视。
辽、金、元时期的黠戛斯史料，《辽史》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其中将黠戛斯族名译写作“辖戛斯”。作为辽的属国，辖戛斯与辽朝还有使者往来。辽亡时，耶律大石西迁途中还遭遇辖戛斯。因此，《辽史》是了解唐宋以后黠戛斯历史流向的基本史料。此外，《金史》《元史》也有零星记载，参考价值甚微。
明代四夷馆用汉文译写的《蒙古秘史》，称黠戛斯为乞尔吉思，被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所征服。所以，《蒙古秘史》也是研究黠戛斯后续历史的重要史料。此外，《圣武亲征录》也是这一历史时期能相互印证的史料。清代董诰等辑录整理的《全唐文》与宋代宋敏求整理的《唐大诏令集》相佐，亦可作为唐代诏令史料的重要参考资料。
现代学者将匈奴、突厥与回鹘史料，做了系统的疏证并汇编成册，如林幹先生的《匈奴史料汇编》、岑仲勉的《突厥集史》、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及薛宗正编写的《突厥稀见史料辑成》等。唐代黠戛斯与突厥、回鹘接触较多，因此，这些史料汇编也为黠戛斯研究提供了便利。
汉文传世史料记载，黠戛斯人与突厥人都使用古突厥文字，因此，古突厥碑铭也是了解黠戛斯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18世纪上半期，叶尼塞河流域发现了古突厥文（又称卢尼文、鲁尼文）碑铭，研究者曾先后整理出版了叶尼塞碑铭文集。如俄国学者马洛夫（S. E. Malov）的《突厥叶尼塞文献》（ Yeniseyskaya pismennost ，1952）及瓦西里耶夫（D. D. Vasil’ev）整理的《叶尼塞河流域突厥如尼文文献汇编》（ Korpus Tyurkskikh Runicheskikh Pamyat-nikov Basseyna Eniseya , 1983）等。属于黠戛斯的碑铭遗存，主要有《乌尤克·塔尔拉克碑》《乌尤克·阿尔汗碑》《乌尤克·土兰碑》《苏吉碑》（又名《黠戛斯之子碑》）等。碑文内容多涉及逝者前世的财产，虽鲜有完整史实，但仍是研究其经济以及宗教等问题的重要依据。
1889年，俄国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以亚德林采夫（N. M. Yadrintsev）为首组成蒙古考古队，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Koshotsaidam）湖畔，发现了属于8世纪初突厥贵族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加之《暾欲谷碑》，为后突厥汗国的“三大碑铭”。此后，还陆续发现了漠北回鹘汗国的《磨延啜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等碑铭。由于都是使用古突厥文刻画的碑铭，故此，与叶尼塞碑铭连称为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这些碑文记载的内容，都是与黠戛斯有直接接触的突厥、回鹘人所刻写，因此，补充了中文史料的不足，对研究黠戛斯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对古突厥鲁尼文碑铭的整理、研究，国外可见苏联学者克利亚什托尔内的成果。作者利用大量突厥鲁尼文碑铭汇编成书的《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为碑铭文献的检索提供了便利。此外，克利亚什托尔内还发表过《铁尔痕碑》等文，也可作参照。
国内学者胡振华编写的《柯尔克孜语言文化研究》一书，依据瓦西里耶夫《叶尼塞河流域突厥鲁尼文献全集》、马洛夫《突厥叶尼塞文献》、鄂尔浑《古突厥文》等研究成果，翻译了上述黠戛斯碑铭。这些碑铭的记载，涉及黠戛斯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内容，极具学术研究价值。耿世民编著了《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一书，将上述突厥、回鹘的碑文翻译为中文，为古代黠戛斯研究提供了后突厥与黠戛斯关系方面的重要参考。
见于其他语种的文献资料，对黠戛斯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黠戛斯作为北方民族之一，记载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藏语文献中。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整理的《敦煌藏语史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DRU-GU与HOR》，其中有关于黠戛斯地理分布的史料。苏联瓦·弗·巴托尔德整理的《加尔迪齐著〈记述的装饰〉摘要——中亚学术旅行报告（1893—1894年）》，讲到了通往黠戛斯的道路。波斯学者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波斯人拉施特主编的《史集》等波斯文专著，反映了黠戛斯人后裔乞儿吉思人的相关历史。阿拉伯文献也详略不同地提到了黠戛斯，如佚名阿拉伯人撰写的《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印度》，记载了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突厥诸部落向西迁徙的史实，反映了古代中国与中亚诸民族的关系，为研究中古突厥历史尤其是黠戛斯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伊本·忽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突厥语大词典》，还有波斯人编纂的《世界境域志》等，这些域外文献作为当事人的听闻或后世人的整理，提供了一些黠戛斯地理分布的信息，可与其他史料互证。这些史料都为黠戛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古代黠戛斯处于今南西伯利亚地区，俄罗斯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对研究社会生活、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联考古学成果集大成的专著，当首推蒙盖特撰写的《苏联考古学》（1963），系统介绍了南西伯利亚的考古学文化传承，其中涉及黠戛斯的考古发现。考古学家吉谢列夫的专著《南西伯利亚古代史》（1981），通过对南西伯利亚的考古发现，记录了该地区的考古资料，对研究黠戛斯的经济和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蒙考古工作者曾联合考察了蒙古国境内的突厥、回鹘遗址，成果见于塔拉、恩和图布信主编的《蒙古国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2006年）。这一调查成果对我们全面了解回鹘及黠戛斯的历史，同样具有参考意义。
黠戛斯历史研究，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首先，黠戛斯历史跨度较大，汉代始见于汉文史册，至唐代达到鼎盛，曾隶属于唐朝。8世纪他们进军漠北高原，击溃漠北回鹘汗国。10世纪以黠戛斯汗国闻名中亚。直至13世纪，被大蒙古国灭亡。其后裔是今国内的柯尔克孜族与中亚的吉尔吉斯族，至今仍然活跃于新疆柯尔克孜自治州与吉尔吉斯共和国。今俄罗斯的哈卡斯人所居之地，曾是黠戛斯人聚居之地。黠戛斯历史于他们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次，黠戛斯历史影响深远，公元840年，黠戛斯击败漠北回鹘汗国并致使回鹘西迁，从此黠戛斯声名远播，同时也导致天山地区政治格局的重新构建，因而对中亚历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再次，黠戛斯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黠戛斯汗国终结了突厥语族在蒙古高原的统治，为蒙古语族各部得以西进高原创造了条件，扩大了发展空间，并使其迅速发展，从而推进了高原的蒙古化进程。为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发展空间。
今以汉文文献《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黠戛斯传》为黠戛斯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参考古突厥文碑铭的记载，结合南西伯利亚考古资料，运用语文学知识，对黠戛斯的族名族源、地理位置及其兴衰流变，黠戛斯汗国的建立、对外关系、政治与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加以较为全面的探讨。
在此，本书拟将黠戛斯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之所以如此分期，原因在于汉文古籍中黠戛斯汉译族名的历史演变，与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密切相关。对其历史阶段的划分，便以汉文文献对坚昆、黠戛斯的称谓为分期的依据。黠戛斯族名，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初译作“鬲昆”。班固撰《汉书·匈奴传》又以“隔昆”“坚昆”等汉字，表示该族的族名。其后汉文文献，又相继出现了“纥骨”“契骨”“黠戛斯”“辖戛斯”“乞儿吉思”“吉利吉思”等诸多名称。虽然名称不同，汉字译写也存在差异，但这些族名均指代不同时期的黠戛斯，已是学界不争的事实。因此，拟以黠戛斯族名的汉文译写为线索，展开古代黠戛斯的历史研究。
第一阶段，为黠戛斯早期历史（公元前3世纪—公元8世纪初），追溯了黠戛斯远祖的历史。因其初以坚昆族名见于汉文史籍，故暂以公元前3世纪为其历史上限。公元7世纪，始与唐朝有往来。此间，汉文史籍多以汉代的“坚昆”族名相称。唐太宗贞观年间，受唐太宗封为坚昆都督府。
第二阶段，黠戛斯汗国历史时期（公元8世纪中叶—10世纪），汉文文献所见的坚昆之名，沿用至唐开成五年（840）之前。7世纪，古突厥鲁尼文碑铭始见Qïrqïz族名（黠戛斯），汉字译写为黠戛斯始于贾耽。8世纪初，黠戛斯被视为后突厥、漠北回鹘的北方强敌。黠戛斯汗国最终击溃了漠北回鹘汗国的牙帐，回鹘余众被迫西迁南下。黠戛斯进军漠北之举，改变了漠北及中亚的统治格局。胜利后的黠戛斯却没有驻足蒙古高原，在短暂的南下西征之后，旋即回归了故地叶尼塞河流域。
第三阶段，为后黠戛斯历史时期（公元11世纪—13世纪），梳理交代了黠戛斯的流向。殆至辽代，黠戛斯汗国成为辽的属国之一，《辽史》载其名为辖戛斯国王府。大蒙古国时期，族名译写作“乞儿吉思”，被成吉思汗所征服。
囿于能力与史料所限，研究尚浅，还请方家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