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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契诃夫把精心修改的《没有父亲的人》寄出后，遭到了退稿，于是他将剧本束之高阁，再也没有把这部作品收入自己的文集之中。若不是后人在整理其手稿时发现了它，我们可能就要与之擦肩而过了。因此当契诃夫谈论起《伊凡诺夫》的创作时，直接把它当作自己的处女作。他认为自己是头一回写戏，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但仍然很高兴自己创造了一个有文学意义的典型形象。对于这一形象的创造，契诃夫是这样阐述的：“我一直怀抱着一种大胆的幻想，很想把迄今为止我所描写过的那些哀愁悲伤的人物都概括出来，并且以我的伊凡诺夫来结束对这些人物的描写。”
同时他认为这部戏的情节复杂而不愚蠢，“每一幕都和平安静地进行。到结局我打了观众一个耳光”。
童道明先生在谈到这两部戏时，认为“如果我们读完《没有父亲的人》之后再读《伊凡诺夫》，就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普拉东诺夫是伊凡诺夫的前身”。
契诃夫也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反复谈到伊凡诺夫具有俄罗斯人独特的性质：“他内心所起的变化违背了他的正直感。他在外界寻找理由，没有找到；他开始在自己内心寻找，却只找到一种模糊的犯罪感觉。这是俄罗斯人才有的感觉。俄罗斯人碰到家里有人死了，或者害了病，或者他欠了别人的债，或者他借给别人钱，总是觉着自己有罪。”
但普拉东诺夫与伊凡诺夫又不尽相同，契诃夫在信中郑重强调过，不能把伊凡诺夫算在哈姆雷特或是多余人的行列中。如果说普拉东诺夫身上尚有一丝哈姆雷特式的放荡不羁，那么伊凡诺夫却只剩下愁容满面了。
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不愿意将伊凡诺夫列入“多余人”的行列中，除了要捍卫自己创作的戏剧人物的独创性，更重要的是不能让观众先入为主地，通过这个代表着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标签来理解伊凡诺夫。契诃夫想结束的不仅是自己过去小说中那些哀愁悲伤的人物，更希望尽快结束俄国文学史上过于矫情的自我怜悯的文学传统。他希望能通过《伊凡诺夫》这个总结让人们意识到，就算伊凡诺夫比剧中其他人物在本质上更加正直有良知，也改变不了他面对现实生活时仍旧是个“罪人”的事实。妻子安娜因他的冷漠抑郁而终，情人萨沙又为他的言行反复而崩溃，伊凡诺夫当然应该为此负责。伊凡诺夫与普拉东诺夫最大的区别在于，伊凡诺夫已经三十五岁了，而他每一个新的戏剧动作都在带给周围人更大的灾难，他却只能在自我谴责中越发堕落，而并非令他人警醒。作者在第一幕开场时就让鲍尔金半开玩笑地用枪瞄准他，这除了预示了这个人物最终的结局，也暗示了周围其他人物对他早已心怀不满。契诃夫让普拉东诺夫最终无法开这一枪，却让伊凡诺夫选择主动自杀结束自己在下坡路上的翻滚。这是两个有相似性但人物色彩并不相同的戏剧人物，契诃夫对二者态度的区别非常明显。
安娜与伊凡诺夫的婚姻关系是契诃夫戏剧体系中最为复杂的。安娜死后，这种矛盾转移到了伊凡诺夫和萨沙身上，基本上构成了前三幕的主要矛盾。安娜看似“聪明、正派，几乎是一个圣徒”，为了嫁给伊凡诺夫改变宗教、抛开父母、放弃财产，都是由于她身为犹太人其民族和信仰的特殊性。可是尽管如此她也并不曾真正地融入其他人，就连伊凡诺夫都在言辞中透露出了对于她特殊身份的不满，觉得这是造成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婚后二人之间的爱并没有撑过五年，伊凡诺夫就因为厌倦，将她留在家里，由年事已高的舅舅沙别尔斯基陪伴着她，自己却每晚去主席家排遣郁闷。这其中除了伊凡诺夫自身的问题，也少不了安娜将伊凡诺夫看得过于理想化，给予了对方过大压力的原因。安娜是契诃夫作品中一位非常特殊的戏剧人物，她代表了契诃夫对于犹太民族与俄罗斯民族相处相融中存在问题的一种观察，显然契诃夫对此的态度并不乐观。这并不是作者第一次在作品中表现这一点，在《没有父亲的人》中也曾谈到犹太知识分子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典型的犹太文学形象却是从安娜这个人物才开始确立下来的。
在此剧中，契诃夫同时塑造了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就是害了“正直病”的里沃夫医生。契诃夫在阐述这个人物时将他概括为“人格化了的公式和能行走的倾向性”
。里沃夫从第一幕开始便在纠缠伊凡诺夫，这个戏剧动作贯穿始终。他看似是一个有些越界的、过于负责的家庭医生，愤愤不平地要求伊凡诺夫对安娜更好一些。但实质上他是分文不取地赖在伊凡诺夫家里，不假思索地对伊凡诺夫提出各种要求。伊凡诺夫、安娜和里沃夫三人共同构成了全剧最核心的人物关系，他们之间由于全然不同的价值观而产生的矛盾，是本剧最重要的戏剧冲突。伊凡诺夫是能够意识到自身弊端的知识分子，他只是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并为此所困。而里沃夫医生有着太迫切的动力，想要改变一切与他想法不相符的事物，并且美其名曰“正直”。他对安娜的关注中当然具有超越了医患关系的情感因素，但他的“正直”压抑了他的情感，他根本不会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于是全都变相地转化为对伊凡诺夫的指责。可伊凡诺夫对他却始终很包容，甚至觉得他是诚恳的。这是因为里沃夫在认定某件事后就一定会付诸行动，他的行动力博得了懦弱的伊凡诺夫的好感。但里沃夫的行动力却在自己错误认知的领导下，将一个有着大好前程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蠢货。
伊凡诺夫和里沃夫共同建构了此剧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当一个人刚刚过完青年时期就丧失了人生全部的希望，他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作者不仅通过主要戏剧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来表现这一点，也通过两代人之间的新旧对比进行了深入的表达。安娜与父母之间充满了仇恨，萨沙对于父母而言则是一个过路的陌生人。萨沙的父亲列别捷夫年轻时候也是一名推崇自由主义的莫斯科大学生，可现在却成了唯唯诺诺的、惧内的老酒鬼，竟然会在萨沙婚前奉老婆的指令来跟女儿谈如何克扣她的陪嫁。他此刻信仰的是“随时会死”的人生哲学，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把自己压坏了”。伊凡诺夫如果一直活下去，或许就会变成另一个列别捷夫。可以说伊凡诺夫自杀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避免未来成为老了的“列别捷夫”们。契诃夫借助了两代人之间并不清晰的联系，通过他们不同年龄段的人生状态，展现出一个俄国人一生的样子。
伊凡诺夫作为一个圆心，主要受到来自妻子安娜、情人萨沙和“正直病”病人里沃夫的互相拉扯，同时还要受到来自不正经的舅舅沙别尔斯基、混吃行骗的远亲鲍尔金、酗酒无聊的主席列别捷夫、咄咄逼人的债主齐娜依达和风流寡妇巴巴金娜等人的骚扰。而这些人物之间又不断地相互作用和影响着，彼此都在无限逼近对方的底线。在这一片嘈杂而喧闹的混乱之中，没有人是不孤独的。伊凡诺夫对于人生失去了希望，就是因为无法从这种彼此牵制的关系中逃脱出来，更无法找寻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如里沃夫坚决要求伊凡诺夫改正自己的行为，伊凡诺夫反问他你究竟希望我该怎么做时，里沃夫只得含糊其词地说，至少不能这样毫无顾忌地生活下去。伊凡诺夫苦笑了，因为生活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此。他不仅毫无办法，还得承受来自里沃夫无聊的指责，甚至谣传的污名。伊凡诺夫在社会关系中是孤独的。而看似真心关爱他的仰慕者萨沙，却也只管一味将伊凡诺夫当作自己情感的投射，运用她少女的幻想哲学来逼迫着伊凡诺夫。伊凡诺夫意识到这并不是爱，而是对方天性里的一种顽固，列别捷夫则干脆称之为神经病。伊凡诺夫在情感关系中仍然是孤独的。正是这种种的孤独，共同构成了所谓的“环境”——那些逼迫着也摧毁着每一个剧中人的事物。
丹钦科把这种人与环境的关系理解为是“贯穿在‘庸俗’与‘文明’这两者的‘永恒的’冲突之中”。
这其实就是《没有父亲的人》中同样涉及的“错位”主题，而伊凡诺夫多次在独白中表现了这一点。伊凡诺夫的错位在于对自身处境的误解，他觉得自己凭着一己之力在与千万人对抗。如果他能够安于自己微小的职责而不是执着于拥有更理想的人生状态，或许就能感到安乐幸福且正当得多。伊凡诺夫这种情绪便是契诃夫急于结束掉的错位的自我审视，但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在伊凡诺夫身上发生。人们把虚妄的希望建立在彩票中奖上，因此奖券的数额涨得吓人。就像科西赫在里沃夫要求他评价伊凡诺夫时，只是出于对方打起牌来像个鞋匠，就认定他在与安娜的婚姻中是个骗子。而其中最大的错位却在于，这个困扰着伊凡诺夫的婚姻阴谋论，没想到最终一步步让安娜信以为真。因此伊凡诺夫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将安娜不久于人世的真相脱口而出。第三幕就在这里戛然而止，而第四幕开场时已经是一年后伊凡诺夫与萨沙的婚礼了。在这没有被书写的一年间，一个痛苦的生命离去，另外两个痛苦的生命在结合后将被迫继续自己无望的人生。这些主题共同表达了契诃夫对于生活的看法：“生活里是没有主题的。一切都搀混着：深刻的和浅薄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悲惨的和滑稽的。”
《伊凡诺夫》作为契诃夫早期戏剧作品的阶段性总结，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确立了契诃夫对于“人与环境”的思考这一大主题。这种思考带有某种向喜剧性靠拢的倾向，目的是为了不让观众因移情于主人公的命运，沉浸在戏剧故事之中，而是要抽身出来全面地去看待剧中每一个人物。这就是《伊凡诺夫》之所以是正剧而非悲剧的主要原因。美国戏剧理论家罗伯特·W.科里根引用了桑塔亚纳的话来说明契诃夫式的喜剧，他认为：“生活中的一切在它理想的本质上是抒情的，悲剧在于它的命运，而喜剧却是它的存在状态。” [1]
若论戏剧形式，这两部作品尚未脱离传统戏剧的框架，仍然是围绕一个中心人物展开的。同时在戏剧技巧上也仍依赖于巧合，如安娜在剧中唯一一次出门赴宴就看到了伊凡诺夫和萨沙二人拥吻。而第一幕中关于伊凡诺夫婚姻的阴谋论看似谣传，却又引发了质变，直至最终酝酿为悲剧，导致了伊凡诺夫当众自杀身亡。强烈的戏剧动作和激变的戏剧性，都妨碍了契诃夫想要让观众们更深入地体会“人与环境”的意图。直抒胸臆的台词和过于直白的主题先行，包括伊凡诺夫独白中过分强调的自我认知，都导致作品中的潜台词并不丰富。但是从《伊凡诺夫》开始，契诃夫比创作《没有父亲的人》时更有意识地通过停顿来建立独特的戏剧节奏。观众能够通过剧中人物言谈间的停顿，感受到存在于文本之外的、人物脑海之中一闪而过的念头，甚至是某些转瞬即逝的印象。这些闪念超越了文本表面的含义，在舞台时空之外，营造出了人物内心巨大的心理时空。正是这种人物心理时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构成了契诃夫戏剧独特的、不断内化的艺术特征。
契诃夫早期剧作《没有父亲的人》《伊凡诺夫》中，虽然已经呈现出淡化情节的戏剧风格，但是仍然在叙事结构上以起承转合的方式追求客观的合理性。《伊凡诺夫》作为契诃夫创作的阶段性总结，保持了一定的现实主义叙事结构模式的特点。其创作理念和方法也为后来的《海鸥》《三姐妹》《樱桃园》等剧作所发展延伸，构成了契诃夫剧作的层次丰富的创作风貌。契诃夫作为现代政治剧和思想剧的奠基者，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戏剧发展，这都与他早期剧作的探索和实践密不可分。
[1] CORRIGAN, ROBERT W.“Introduction: Comedy and the Comic Spirit”, Comedy: Meaning and Form , California: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