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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契诃夫是一位性情温和、有坚定的毅力和自制力的作家，因此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在他为时不长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过尖锐的危机和剧烈的转折。但实际上在一八八〇年代末，当他接近而立之年时，无论他的生活还是创作都经历了不小的冲击。一方面是哥哥尼古拉骤然离世，另一方面是批评界多年来如影随形地指责他的作品缺乏思想性，内外交困下他仿佛体验到但丁在《神曲》开篇所写的名言：“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于一片黑暗的森林。”于是在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写作的剧本《林妖》中，他也郑重地探讨了“黑暗森林”主题。毋庸讳言，这部剧作是契诃夫意图克服危机的一次不算成功的尝试，但它的写作经验十分重要，因为契诃夫后来最伟大的戏剧杰作之一——《万尼亚舅舅》就改写于这部试作，它清晰地展示了契诃夫走出“黑暗森林”和创制新的戏剧体裁的成长道路。
契诃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院，接受过专业的科学教育，因此他对森林与气候的关系，森林对于俄罗斯国家历史、文明和人民性格的影响，都有非常深刻的认知，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关心生态和环保问题的大作家。《林妖》里写道：森林改造气候，装点大地，培养人的美感和精神，滥伐森林则造成河流干涸、鸟兽失所、气候变坏、土地贫瘠的恶果——在今天看来都有严格的科学根据。剧中的赫鲁舒夫医生热爱森林，把森林看作自然赠予人的美和财富，认为人有义务保护森林。可是，周围没有人理解他，给他起了个绰号“林妖”，并且依然在野蛮地砍伐森林，把美丽的树木放在炉子里白白烧掉。这里对森林的破坏具有隐喻含义，它既反映了人的心胸狭隘和精神萎靡，也是人与人之间丧失信任和同情的结果，正如叶莲娜所说：
你们都在丧失理智地毁坏森林……你们同样地在丧失理智地毁坏人，由于你们的过失，大地上将不再存在忠诚、纯洁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真像这个林妖所说的，在你们身上都有一种破坏的本能，对于森林，对于鸟类，对于女人，对于你们的同类，你们都没有怜悯之心。
人在冷酷无情地毁灭森林的同时，也在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表现为剧中所有的人物关系都产生了危机：年迈的教授谢列勃里雅科夫退休后为经济所迫，满怀怨气地带着自己年轻美丽的第二任妻子叶莲娜住到前妻留下的乡村庄园，前妻的母亲玛丽雅、弟弟沃依尼茨基和女儿索尼娅长期以来苦心经营这座庄园，把全部收益用于维持教授在城里的体面生活。但沃依尼茨基突然觉醒，对教授产生了强烈的憎恨，嫉妒他的运气，并且无望地爱上了教授的妻子，人们已经纷纷传言他与叶莲娜有了不正当的私情。索尼娅虽然善良聪慧，且对赫鲁舒夫萌生爱意，但习惯以“狡猾而怀疑的”眼睛看人，给后者打上“民主派”“民粹派”的标签，怀疑他保护森林的动机“都是装样子的，是虚假的”。对此赫鲁舒夫愤怒地回答：“如果您知道，你们这里是多么让人憋气！这里对每一个人都斜眼相视，并把他们看成民粹派分子，神经病人，牛皮大王，什么都可能是，唯独不是人！”他呼吁应该直率坦白地看待人，首先把人看作人，否则人们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和睦，索尼娅也会失去爱的能力。
在剧本里，叶莲娜被人说成是“金丝雀”，这个比喻隐含深意：因为金丝雀对空气特别敏感，经常被用于检测矿洞毒气，而叶莲娜似乎也比别人更敏锐地察觉到在这个被称为“知识之家”的房子里所隐藏的仇恨，准确地预感到不祥之事即将发生。第三幕中，当教授公布出售庄园的计划时，他与沃依尼茨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沃依尼茨基的开枪自杀将剧情推至高潮。悲惨的事故震惊了每一个人，赫鲁舒夫由此认识到，虽然他忙于种树，从斧子下挽救森林，但同时却忽略了对人的关怀，因此他的工作毫无意义，进而他对众人说：“你们叫我林妖，但不仅我一个，在你们所有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林妖，你们所有人都在黑暗的森林里游荡，凭着感觉生活。”由于人的懒惰和道德沦落，森林遭到无情砍伐，而风景的改变也导致人的心性的改变，于是不仅大自然，人的灵魂也变得荒芜，人不再愿意从事创造活动，而是将周围的生存环境恶化为“黑暗森林”。
“金丝雀”叶莲娜早于所有人探测到危险的气息，也正是她揭示出主宰着人类生活的“黑暗森林”法则——“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而在“黑暗森林”中，每个人的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被这种普遍的战争摧毁：“世界不是毁于大火，不是毁于强盗之手，而是毁于人与人之间的憎恶和仇恨，毁于所有这一切渺小的纷争……”沃依尼茨基死后，赫鲁舒夫终于痛心地领悟到，所有人都屈从于“黑暗森林”法则，因此“没有真正的英雄，没有天才，没有能把我们从黑暗的森林里引领出来的人”。为了走出“黑暗森林”，契诃夫的戏剧在呼唤真正的英雄。
《林妖》从审查到上演可谓一波三折。剧本刚写完，契诃夫的朋友，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演员斯沃鲍金便把剧本送交剧院的戏剧文学审查委员会上宣读，结果遭到与会成员的一致否决。按照斯沃鲍金的说法，这几位权威听众虽然都无法否认剧作家的天才和剧本的优点，可是“这些优点又令人难解地成了妨碍这个剧本上演的缺点”。根据一八八九年十月十九日《彼得堡报》上刊登的一则简讯披露，戏剧审查委员会在表决剧本是否可以公演时颇感棘手：“似乎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出色的、戏剧化的中篇小说，而不是一个戏剧作品。”后来，契诃夫又把剧本手稿交给马林诺夫斯基剧院的演员连斯基，后者在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日的回信中直截了当地劝契诃夫放弃戏剧，回去写小说：“我只想说一句话：您就写小说吧。您过于轻蔑地对待舞台和戏剧形式，太不尊重它们，以至于写不了剧本。这种形式比叙事形式更难……”
剧作最终于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阿布拉莫娃的私人剧院上演，但演出十分仓促，演员的选角也不合适，这给了专业的剧评家们表达不满的绝佳机会，他们说在《林妖》里看不到戏剧性的冲突，破坏了舞台的假定性程式，是对莫里哀和格利鲍耶陀夫奠定的经典喜剧规则的冒犯。他们同样觉得这部剧具有浓厚的文学韵味，更适合被写成一部小说。众所周知，契诃夫终生未写过长篇小说，但他的确以《林妖》为起点，开创了一种以往舞台上从未有过的长篇小说式的戏剧，在这样的新型戏剧里，生活的真谛并不表现在激烈的冲突和巅峰的体验中，剧作家尽力在日常的交谈、吃喝、散步、读报、打牌这些细节中，在无声的停顿或者意味深长的弦外之音中，展现人内在的、长久的、习惯性的苦闷心理和时代的隐秘潮流。剧情主线不再围绕单一的、异于常人的主角行动推进，而是由一大群不同人物的复杂关系构成，剧终也不意味着切断了生活的总体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林妖》就是对新的长篇小说式戏剧的一次“排练”，而这一新创制的体裁将在之后的《万尼亚舅舅》和其他大戏中得到完美的实现。
当时的戏剧界敏锐地察觉到（虽然是从指责的角度）契诃夫的离经叛道，一八九〇年的一篇评论尤其有代表性，它似乎从反面总结了剧本中所有的创新之处：
这部戏剧没有真正的喜剧核心……这不是戏剧——在粗陋地拼凑起来的几场戏中，我们看到的是被不幸地塞进戏剧形式的一个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小说。每个人都待在家里或与朋友们一起吃吃喝喝，同时喋喋不休地说些陈词滥调，如果你想把人们彼此的寒暄问候或者相互争吵听上十遍，那么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剧场忍受一部“喜剧”的四幕表演。
从今天的角度看，《林妖》的结构固然有些“粗陋”，但问题并非出在契诃夫忽视了戏剧的固定程式和规则，而恰恰在于他尚未摆脱那些评论家最为推崇的程式化的剧情公式：在谈话中产生误解，升级为你死我活的冲突，关键时刻突然找到了一份真相大白的文件，于是人们幡然醒悟相互和解，男女主人公们各自成双配对地恋爱，同时还要加上贯穿始终的道德说教，等等——这些都与经典的喜剧体裁规律完全吻合。可是，就在写作《林妖》的时期，契诃夫已经产生了锻造新的戏剧艺术形式的计划，他在与朋友的谈话中说：
要知道在生活中人们不是每分钟都在开枪，上吊，表白爱情。也不是每分钟都在说智慧的格言。他们更多地是在赶路，喝酒，追逐女性，说蠢话。这些应当在舞台上看得到。应当创作这样一部剧，在那里人们光临，离开，吃午饭，聊天气，玩文特……不是因为作者需要如此，而是因为现实生活本来如此……
正是丢弃了所有上述的那些轰动的舞台效果和戏剧套路，同时保留下“吃吃喝喝”“来来往往”“聊天气”“玩文特”和因为琐碎小事导致的“相互争吵”这些看上去微不足道而又乏味枯燥的日常生活细节，并且赋予它们更加深刻的存在意义，使它们负载了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全人类命运，契诃夫将《林妖》改写成不朽之作《万尼亚舅舅》。在后一部剧作中，那些闲散的谈话、无聊的争吵、每天都发生的琐事、无精打采或者玩世不恭的人物，一方面暴露出自私和软弱的平庸之恶，另一方面也闪耀出令人惊异的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的美德，照亮了在“黑暗森林”中前行的道路。但在《林妖》中，走出“黑暗森林”的尝试还需要借助传统喜剧的大团圆式收尾方式。
契诃夫创制的新戏剧类型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结尾。一八九二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有一个有趣的喜剧情节，不过还没有把结局想出来。谁为剧本发明了新的结局，谁就开辟了新纪元。这些可恶的结局却始终没有出世！主人公要么结了婚，要么开枪自杀，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我猜测他写这番话时一定自嘲地想到了《林妖》，因为在一八八九年完成的这部剧里，他为一个主人公沃依尼茨基选择的结局正是开枪自杀，而让另一个主人公赫鲁舒夫最终喜结良缘。结尾处出现了成对的情侣，出走的叶莲娜则与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重归于好，所有皆大欢喜的氛围既与一个亲人的死亡明显不协调，也衬托出这些幸福的人的轻浮心态和庸俗习气。也许这种过分顺利的结尾和轻松取得的和解，使契诃夫后来甚至说他“憎恨这个剧本，极力要忘掉它”。但在写作这部剧的一八八〇年代末，契诃夫正处在思想危机之中，而批评界则攻击他对道德问题漠不关心，此时他迫切希望用直白的道德说教扭转人们的印象，便把《林妖》里主人公们身陷“黑暗森林”的原因全部归结为他们性格中的缺陷，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犯了错误的普通人，纠正起来便十分容易：只要捐弃偏执，坦诚相见，就可以携手走出“黑暗森林”，扫除妨碍人们生活的普遍战争。
最后一幕场景被意味深长地安排在森林里，沃依尼茨基的自杀使所有人都受到道德上的震动，他们纷纷忏悔、彼此宽恕，于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普遍战争法则荡然无存（在第一版里，甚至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也幡然悔悟），“黑暗森林”转而变为创造爱情奇迹的胜地：“林妖在这里出没，美人鱼在树林中坐着……”发生森林火灾时，医生义无反顾地奔向救灾现场，并发表宣言：“我会长起雄鹰的翅膀，不管是火灾还是野鬼都吓不倒我！就让森林烧掉好了，我会栽种出新的森林！别人不喜欢我好了，但我喜欢别人！”在契诃夫笔下，“林妖”终于成长为带领大家走出“黑暗森林”的英雄。
浓厚的道德讽喻氛围笼罩着总体的解扣，叶莲娜回到丈夫身边，费德尔·伊凡诺维奇改过自新向尤丽娅求婚，赫鲁舒夫医生与索尼娅消除误解表白爱情，而爱情恰恰是“黑暗森林”里给医生提供指引的明灯，须知在第二幕中他就说过：“当一个人深夜走在树林子里，如果在那个时候看到了远处的灯火，那么他就不会感觉到疲乏，也不会顾及黑暗……”于是，在一片“欢笑，接吻，嬉闹”中，全剧以德雅金的感叹“这太好了！这太好了！”宣告落幕。
但是，无论这些活下来的人物将过上什么样的幸福生活，都难以掩盖沃依尼茨基死亡所带来的悲剧阴影，他与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的斗争被保留在《万尼亚舅舅》中，他们的冲突也超出了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触摸到人的自我意识在面对虚无时更加根本的精神危机。需要说明的是，在新写出来的剧本里，这样的深层危机基本不会通过高度戏剧化的舞台行动被揭示，万尼亚舅舅（沃依尼茨基）在绝望中没有像他的前身那样自杀，而是笨拙地举枪指向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但连放三枪都没有打中，因为他的敌人不再是教授个人，而是教授所代表的压抑人的心灵的、无所不在的社会氛围。难怪契诃夫在亲自观看演出后对女演员说：“全部意义和全部戏剧都在人的内心，而不是在外部表现……你要知道，开枪不是戏剧，而是偶然事件。”
《万尼亚舅舅》里偶然的、徒劳无功的射击取消了《林妖》主人公开枪自杀的震撼性和严肃性，而没有枪声的死寂才是生活的常态，告别时沃依尼茨基对谢列勃里雅科夫说：“你以前从产业中得到多少收入，以后还会照旧定期寄给你。一切都会和先前一样。”表面上每个人的生活恢复到开始时的状态，似乎剧情完成了一个圆圈又返回原点，但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被压抑的心灵依然在痛苦地寻找着出路，正如万尼亚舅舅在第二幕所说：“我既然放过了生活，什么都没有啦，我就只好生活在幻梦里了。”
诚然，《万尼亚舅舅》的主人公们不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那样，在经历灵魂转折之后直接讨论并试图解决永恒和上帝是否存在的道德—哲学问题，他们只是谈论对普通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劳动、美、爱情、死亡。“林妖”赫鲁舒夫医生被改写为阿斯特罗夫医生，在新剧里他因为“工作得太多”已经见老，不像以前那样漂亮了。他依然爱美，谴责“闲散的生活”，拯救森林，给农民治病，但失去了爱的能力，无法爱上比《林妖》中更值得爱的索尼娅。阿斯特罗夫走不出“黑暗森林”，他的生活完全没有希望，在最后一幕里他对沃依尼茨基说：“我们却只剩下一个希望了：只有到坟墓里去看些个梦境吧……”与之相反，索尼娅在剧终安慰万尼亚舅舅说：
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终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过一辈子的苦，我们流过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过的都是漫长的辛酸岁月，那么，上帝自然会可怜我们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舅舅，我的亲爱的舅舅啊，我们就会看见光辉灿烂的、满是愉快和美丽的生活了……我们会休息下来的！我们会听得见天使的声音，会看得见整个洒满了钻石的天堂，所有人类的恶心肠和所有我们所遭受的苦痛，都将让位于弥漫着整个世界的一种伟大的慈爱，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是安宁的、幸福的，像抚爱那么温柔的。我这样相信，我这样相信……
最后这句反复诉说的“我这样相信……”，与《三姊妹》剧终奥尔加不断重复的“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女主人公都对人们当下的痛苦有深刻的同情和悲悯，但并不能像在《林妖》结尾里那样勾画出美好生活的蓝图。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爱的回应，因此只是在希望，在猜测，在预感，在试图理解生活的意义。然而，凭借悲天悯人的心灵和自我牺牲的劳动，索尼娅毕竟在“黑暗森林”上方看到那“洒满了钻石的天空”，这为光明的期待提供了诗化的担保和信念。而契诃夫也终于找到了除自杀和结婚外真正“开辟了新纪元”的戏剧结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