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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诃夫的文学遗产中，独幕剧创作占有特别的位置。
契诃夫自青少年时代就热爱戏剧。十三岁时，他第一次到剧院看了一出轻歌剧，从此戏剧就成为他终生的爱好。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莎士比亚是他所喜爱的剧作家。少年契诃夫亲自参加演出的第一个剧本就是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早在塔甘罗格上中学时，契诃夫就创作过一个通俗喜剧《母鸡叫是有原因的》。除此之外，他还为中学的业余剧团创作过一些活报剧。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
契诃夫的独幕剧大多是通俗喜剧。
契诃夫一直对通俗喜剧这样的“小形式”情有独钟。他的朋友伊凡·谢格洛夫曾经回忆说：“总的来看，应当说，契诃夫对使人开心、机智俏皮的通俗喜剧很是偏爱，他在剧院里特别爱看通俗喜剧。他不止一次对我和其他人说：‘要写一部好的轻松喜剧是一件极难的事。’”契诃夫后来还劝谢格洛夫：“朋友，请不要放弃通俗喜剧……请相信，这是最崇高的戏剧类型，不是任何人都能写得好的！”
当时，有地位的文学家一般不太看得上通俗喜剧这种“小形式”，契诃夫却独具慧眼，认为这是“最崇高的戏剧类型”。通俗喜剧（Vaudeville）是从法国乡下兴起的一种融合了歌曲、舞蹈、对话等多种元素的喜剧类型，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法国传入俄国。一八四〇年代，实事性、议论性的元素开始渗入通俗喜剧。到了一八六〇年代，通俗喜剧逐渐衰落，但仍然在俄罗斯剧院的剧目中保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契诃夫创作的《论烟草有害》《熊》《求婚》《结婚》《周年纪念》等成为十九世纪末俄罗斯通俗喜剧的辉煌之作。
契诃夫最初走上文学之路，是从为报纸杂志写幽默故事开始的。契诃夫本人认为，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他向《蜻蜓》杂志投寄了短篇小说《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从那时起，《蜻蜓》《闹钟》《观众》《光明与阴影》《读者指南》《世俗谈》等幽默杂志上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名字：安东沙·契洪特。这是契诃夫早期使用得最多的一个笔名。契诃夫早期大量的幽默短篇小说一方面显示出作家直接明快的幽默气质，另一方面往往充满对话性和动作性，稍作修改，就是一部现成的喜剧。比如，一八八〇年的幽默小说《同时追两兔，到头一场空》就是一个绝妙的喜剧故事：阔绰的谢尔科洛包夫少校想要教训背后说他坏话的妻子，假意约妻子去湖上划船。船划到湖中央，少校拿出鞭子，打算揍老婆一顿，没想到一番撕扯，船翻了，两个人都掉进水里。岸上，少校旧日的管家见状赶紧跳到湖中救人。可是先救哪一个呢？少校让管家先救自己，许诺活下来娶管家的妹妹为妻；太太则求管家救她，许诺上了岸就嫁给管家。贪心的管家心想：少校太太做我的妻子，少校做我妹夫，这可是一桩美事！于是，管家拼尽全力把夫妇俩同时救上岸来。没想到，上岸之后，少校夫妇和好如初。第二天，少校就暗中使坏，把管家从乡公所赶走了。这篇短小的幽默故事充满喜剧性的情节转折：旧日的管家救了主人，却被主人抛弃，竹篮打水一场空。在契诃夫著名的通俗喜剧《熊》《求婚》等作品中，就延续了相近的情节模式。事实上，契诃夫的一些独幕剧正是改编自他的这些短篇故事。例如，《天鹅之歌》改编自他的小说《卡尔哈斯》；《大路上》改编自小说《秋天》；《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剧人物》改编自小说《像这样的，大有人在》；《结婚》改编自小说《有利可图的婚礼》《有将军参加的婚礼》以及《结婚季节》；《周年纪念》改编自小说《无依无靠的人》。
《熊》和《求婚》是契诃夫最著名的通俗喜剧。这两个戏情节喜剧性上的共同之处，在于人物的行动突然转向相反的方向。《熊》中，地主史米尔诺夫本是来向女地主波波娃要债，看似敌对关系，两个人甚至发展到要决斗的地步，结果一瞬间史米尔诺夫突然爱上了波波娃，两个人拥吻在一起；《求婚》中，地主劳莫夫本是来向邻居地主的女儿娜塔里雅求婚的，结果却为了一块草地的归属问题与女方吵得不可开交，完全忘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这两部剧很出名，在中国也多次被搬上舞台。不过在我看来，更有趣的是《周年纪念》。这是一部颇有荒诞色彩的通俗喜剧。该剧的主人公希临是一个有“厌女症”的小职员，银行董事长吩咐他炮制一份虚假的报告，以便在银行周年纪念会开幕时糊弄那些银行董事。可是，在此过程中，他不断地被各种人打扰，尤其是女人。先是银行董事长的太太，然后是一个名叫麦耳丘特金娜的胡搅蛮缠的女人。最后，小职员希临不胜其烦，冲着麦耳丘特金娜大喊大叫，甚至连董事长的太太一同骂了。更为荒诞的是，惯于弄虚作假的银行董事长，为了打发麦耳丘特金娜赶紧离开，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这个胡搅蛮缠的女人居然从坏透了的银行董事长手里要到了钱！契诃夫巧妙地将“性格喜剧”与“讽刺喜剧”的技巧融为一体，令读者和观众忍俊不禁。在几部通俗喜剧中，契诃夫继承了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传统，其中的喜剧性人物往往是俄国社会生活中庸俗、粗鲁的地主，商人和市民阶级。虽然契诃夫的这类作品并不试图表达严肃的宏大主题，但是在轻松幽默的笑声中，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批判性立场。
在契诃夫的独幕剧中，有几部剧除了单纯的喜剧性，还有着正剧或悲剧的底色，比如《大路上》《结婚》《天鹅之歌》等。
《大路上》体量上只是一个独幕剧，其内容的深刻性与形式的完美却是罕见的，可惜一直没有得到学者与导演的重视。翻看一下人物表，便会发现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九个，另外还有邮差、车夫、香客、赶牲口的人、过路人等过场角色。从出场人物的规模就可以知道，这绝不是普通独幕剧的设置。从形式上看，这个剧甚至算得上是高尔基《在底层》和老舍先生《茶馆》的前身。顾仲彝教授把这种结构称为“人像展览式”结构：其戏剧场景往往设置在一个公共空间内——某家客栈酒店，或是一个老字号茶馆；出场人物繁多，大多来自底层平民阶级，整出戏仿佛一幅风俗画卷，描绘出时代背景下的百态人生。这种戏剧结构往往在叙事主线的情节发展过程中编织进诸多支线人物，能够展现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群，勾勒出色彩斑斓的社会画卷。《大路上》讲述了地主包尔曹夫被新婚妻子抛弃后，逐渐沦落为流浪酒鬼，又与抛弃他的妻子重逢的故事。在这部形式极为特殊的独幕剧中，契诃夫已经建立起了那种以“情绪潜流”为主要特征的复调戏剧美学：开场是一个深秋的夜晚，肮脏破乱的小酒馆里挤满了人。他们有的是朝圣者，有的是过路人，因为地方不够，很多人挤在一起坐着睡觉。酒馆里又冷又脏，空气污浊，外面则风雨交加。这时，酒鬼包尔曹夫晃晃悠悠地挤到柜台前，向酒馆老板讨一杯酒喝。契诃夫在戏的一开场就营造出一种阴郁的美学气氛。这样一种对戏剧情绪、氛围的营造，在契诃夫的多幕剧中成为主要的美学手段。
《天鹅之歌》是一部杰作。剧名“天鹅之歌”的寓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中关于天鹅的传说，在文学作品中则用来象征诗人或艺术家生命的结束，带有悲壮、哀婉的色彩。该剧讲述了外省剧院六十八岁的丑角演员史威特洛维多夫在纪念演出后，喝醉了酒，被众人遗忘在剧院化妆间，醒来后发现黑漆漆的剧场里空无一人，只有无家可归的提词员与他相伴。主人公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失意者，回顾自己的一生，内心充满孤独，唯一能够理解和陪伴他的，就是那个没多少文化的提词员尼基塔·伊万尼奇。在这个篇幅不长的小戏中，蕴含着天才的主题、孤独的主题以及死亡的主题，这些主题在后来的《海鸥》《三姊妹》《樱桃园》等剧中更为深刻地延续着。
契诃夫的独幕剧与多幕剧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戏剧艺术世界：在这不起眼的“小形式”中，契诃夫看待生活的深邃目光与幽默的笑声融合在一起，忧郁的气质与乐观豁达的精神相伴相随，“情绪的潜流”与情节的发展有机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契诃夫的独幕剧是解读他的多幕剧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