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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常说：“生活中并不总是发生上吊、服毒、三角恋、歇斯底里，更多的时候是人们在平静地喝茶、聊天。但是，就在这喝茶和聊天中，有的人的幸福生成了，有的人的幸福毁掉了。戏剧家就应当去表现这种看似平淡的生活”。显然，这与当时欧洲最受欢迎的剧作家易卜生“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戏剧冲突表现方式，是两种不同的理念。
剧本《万尼亚舅舅》创作于一八九五年，于一八九七年上演，是继《海鸥》之后体现了契诃夫独特的戏剧风格的又一力作。这是一部四幕乡村生活即景剧。剧情发生在退休教授谢列勃里雅科夫的庄园里。谢列勃里亚科夫退休之后，从城里搬到前妻乡下庄园里居住。庄园里住着他病故的前妻的母亲玛丽雅·瓦西里耶夫娜、前妻的弟弟万尼亚、前妻的女儿索尼娅。长期以来，全家以教授为荣，把他看作精神的向导，为他的每一部著作欢呼。万尼亚和索尼娅在庄园里辛勤工作，奉养着教授。可是如今，万尼亚终于痛苦地发现，他一直崇拜的教授原来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长期霸占着教授的岗位，写着人云亦云的东西，没有任何真知灼见。万尼亚看到自己的青春就在对伪学者的崇拜之中虚度了。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悲哀之中，开始对生活感到绝望。当他再次看见谢列勃里亚科夫回乡，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怨恨，觉得自己的荒废与当年对教授的盲目崇拜直接相关，如若不然，今天说不定已经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叔本华了。他的朋友阿斯特罗夫医生时常到庄园来做客。医生热爱俄罗斯森林，是一个对大自然很有感情的人。他的善良、责任感深深吸引了索尼娅。索尼娅爱上了他。但善良的索尼娅并没有得到回报，阿斯特罗夫医生对教授的妻子叶莲娜情有独钟。而苦闷中的万尼亚也爱着叶莲娜。叶莲娜对自己丈夫的忠实并不能掩饰她内心的悔恨，她无法掩盖对婚姻生活的失望。退休后经济面临窘困的教授打算卖掉田产，这激起了万尼亚等人极大的愤怒。百般怨恨交集在一起，盛怒之下，万尼亚向教授开了枪，但并未击中。教授决定偕妻子离开庄园。庄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经受了感情的痛苦折磨的索尼娅望着同样被痛苦煎熬的万尼亚舅舅，动情地说：“我们要继续活下去！……”
与前一个剧本《海鸥》相仿，在《万尼亚舅舅》这部戏里，依然存在着多重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万尼亚与教授谢列勃里亚科夫之间、万尼亚与教授之妻叶莲娜之间、医生阿斯特罗夫与叶莲娜之间、阿斯特罗夫与索尼娅之间，以及教授与妻子叶莲娜之间，均存在着情感冲突。整部戏就在这多重情感冲突相互交织的背景中，凸显了一种无奈与忧郁的基调。剧本因此而充满了忧郁的抒情气氛。契诃夫在剧本中充分运用了停顿、潜台词等艺术手法，烘托了全剧抒情氛围的生成。通过表现万尼亚的迷茫、困顿与失望，契诃夫传达了对生活之荒诞与无奈的深刻感悟。此外，契诃夫在剧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亦是非常成功的。谢列勃里亚科夫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学教授形象，万尼亚舅舅这个青春被毁、信念被破的伤感之人的形象，都很有艺术感染力。而医生阿斯特罗夫身上则体现了契诃夫本人许多美好的信念。医生对俄罗斯森林的情感，正是契诃夫本人的情感，医生所说的“人身上应当一切都是美好的，他的容貌、衣着、灵魂和思想。只有这样才是完美的”，正是契诃夫本人的思想。
契诃夫的喜剧精神是独特的。人们当然不再怀疑契诃夫的幽默才能，却仍然惊诧于他将《万尼亚舅舅》称作“令人愉快的戏”。这部戏给人的印象是忧郁的抒情，和一般观念中“愉快的喜剧”相差甚远。
理解契诃夫的戏剧，关键就在于理解其中独特的喜剧精神。虽然《万尼亚舅舅》里有像帖列金这样典型的轻松喜剧式人物，但真正代表契诃夫戏剧内在喜剧精神的，还不是他。也就是说，契诃夫戏剧的喜剧特质和本质，并不体现为人物的滑稽性举止。万尼亚身上的轻松喜剧成分并不多，反倒是颇具感伤气质：他是一个受到命运捉弄的不幸的主人公，在对偶像的盲目崇拜中白白耗尽了自己的青春与才华，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突然意识到青春已枉然流逝，对于一位自认为才华堪比叔本华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年男子而言，再没有比这更加痛苦的事了。然而，万尼亚在品尝人生的苦果时，总是力图从悲剧性命运的缠绕中解脱出来。他一方面以滑稽喜剧式人物的言行消解自身的悲剧性，比如，向老教授的年轻妻子献殷勤而遭拒，持枪射杀老教授而不中。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万尼亚的苦闷不仅仅通过他近乎滑稽小丑式的行为举止得以宣泄，更是通过试图找回内心平静的努力被弱化，对教授的射杀未遂和对教授之妻叶莲娜的求爱未果，部分地实现了他的自我解脱，戏剧结尾处万尼亚重又与命运达成妥协，无奈地与教授重归于好，更是体现了这个人物为了摆脱内心痛苦的煎熬，试图实现自我解脱的心理愿望。他在面对厄运的消极抵抗中不时地通过自我解嘲，成功超脱了来自现实的压力，避免了悲剧性毁灭。主人公面对厄运的这种态度赋予了人物自身喜剧性的特质。
别林斯基说过，“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即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也就是说，人物的悲剧性源自与不可克服的障碍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换言之，喜剧性人物则是对这一不可调和之对立的消解和超越。黑格尔在《美学》中论及喜剧性时指出，“喜剧性一般是主体本身使自己的动作发生矛盾，自己又把这矛盾解决掉，从而感到安慰，建立了自信心。……现时遭到毁灭的只是空虚的无足轻重的东西。……超然于有限生存之上，藐视一切挫折和失败，保持着坚定的安全感”。黑格尔要求喜剧性人物要有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一种随遇而安、逍遥自在的态度”。而这种随遇而安、逍遥自在的态度，正是契诃夫笔下的戏剧人物面对生活重压时的妥协。这便应了黑格尔所说的“主体本身使自己的动作发生矛盾，自己又把这矛盾解决掉，从而感到安慰，建立了自信心”。
叶莲娜同样有理由感叹命运的不幸。年轻幼稚让她轻易地崇拜上了老教授，甘愿为他奉献青春与美貌。面对阿斯特罗夫医生的感情攻势，叶莲娜既暗自享受获得爱情的幸福，同时更品尝到命运不济的苦涩。不过，契诃夫并没有试图唤起观众对叶莲娜太多的同情与怜悯，因为在他笔下，这个人物同样取得了应对命运折磨的逍遥心态。她周旋于阿斯特罗夫医生与万尼亚之间，欣赏着、享受着来自这两个男人的情感攻势，甚至略带狡黠与残忍地享受着索尼娅失恋的痛苦。这一切使叶莲娜从自身的悲剧性遭遇中解脱出来。她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深深的痛苦，在一次次并不过火的感情游戏中被部分地稀释掉了。舞台上呈现的不是一位因悔于当初的轻率无知而勇敢地冲破家庭牢笼的悲壮女性形象，而是一位虽有叹息扼腕，却也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自觉地消解掉对立情绪的女性形象。
谢列勃里亚科夫教授是《万尼亚舅舅》里喜剧性较强的一个人物。他身上既有轻松滑稽式喜剧人物的特征，比如被万尼亚持枪追着跑的情景，亦有某种内在的喜剧性。一个著作等身的无才之辈，他内心的自我认识其实非常清晰，他知晓自身的弱点，知晓万尼亚对他的怨恨，也知晓年轻貌美的妻子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他并未激化与万尼亚和叶莲娜的矛盾，而是竭力淡化，竭力与他们和解。戏的最后，他也如愿以偿了。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却又享尽荣誉的“著名的无名之辈”，靠着虚假的名声占有了叶莲娜的青春，耗尽了万尼亚的才华和劳动，在契诃夫的剧作中却并没有引起观众强烈的厌恶，盖因这个戏剧人物以其内在的喜剧性调和了本该激化的矛盾，淡化了其间的悲剧性情愫。
万尼亚的母亲玛丽雅具有非常外显的喜剧性。她虽然不能算做典型的轻松喜剧式人物，但她的言行举止中透出的行动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性和无自知之明性，使这个人物的滑稽性得以增强。
《万尼亚舅舅》里的人物内在本质的喜剧性还在于他们以对未来的坦然，建立起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与命运达成了某种和解，以一种随遇而安、逍遥自在的态度，获得了精神上的某种自由。
万尼亚、叶莲娜、谢列勃里亚科夫，连同玛丽雅和轻松喜剧式人物帖列金，共同形成了整个剧作的喜剧氛围。在这个氛围中，少女索尼娅和阿斯特罗夫医生的悲剧情愫得以遏制。
契诃夫的戏剧表现，多为具有悲剧感伤性质的题材：在《万尼亚舅舅》中，万尼亚徒然感叹青春的虚度与才华的浪费，阿斯特罗夫因抱负无法实现而消沉，索尼娅独自品尝着无望爱情的苦果。所有这一切均可构成典型的悲剧性冲突。然而在这部戏里，悲剧性冲突并未实现，而是被契诃夫巧妙地遏制住了。契诃夫遏制悲剧冲突的主要方式就是实现舞台的静态化。那么，这种静态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发现，契诃夫是通过展现人物行动的阻滞、对话交流的隔阂、言语的停顿，以及对人物行动环境背景的抒情氛围的烘托这些艺术手法实现静态化的。
易卜生的戏剧深得欧洲观众的青睐，他的戏充满了激烈的戏剧动作。而契诃夫的戏恰恰缺乏这种动作性，目的是要遏制悲剧因素的激化，增强内在的喜剧性。《万尼亚舅舅》这部戏从舞台动作上看，竟是在原地踏步：万尼亚对老教授的不满虽然很强烈，至剧末却又归于平静。第四幕又回到了第一幕的场景，仿佛构成了一个圆圈，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人物行动的阻滞往往与人物间语言交流的阻滞联系在一起。品读之下，不难体会到，人物间的许多对话根本不能称之为对话，而是各说各的独白。这就是语言交流的阻滞。它加剧了人物行动的延缓与停滞，增强了静态感。停顿是契诃夫经常使用的艺术手段，其作用自然是为了让人们充分体味人物情感之间丰富的潜流，加强舞台的静态性。在《万尼亚舅舅》里，契诃夫多次巧妙地运用了停顿这一艺术手段。
契诃夫的戏剧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抒情意味。飘散着淡淡哀愁的抒情气氛烘托出舞台的忧郁情调，使被不断阻滞的行动与剧作家忧郁的抒情相交融，增强了观众的静态体验。比如《万尼亚舅舅》的第四幕，当老教授与妻子终于离开了庄园，庄园的生活重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时，老奶妈玛丽娜、索尼娅、万尼亚和他的母亲各自说出的相同台词，“他们走了”，营造出一种舒缓、感伤的抒情气氛，渲染了舞台上此刻的静态效果。这句多次重复的台词，连同剧作家在括号中表现人物此刻的动作的说明文字（玛丽娜“坐到圈椅上织毛袜”，索尼娅“擦拭眼睛”和“拿着墨水瓶去灌墨水”，玛丽雅“慢慢地走”“坐下埋头读书”），构成一幅宁静的画面，促使人们去细细品味平静之下涌动的潜流。同样，剧中帖列金弹着吉他轻声哼唱，以及老奶妈召唤鸡群发出的声音，都增添了当下情境里的抒情因素，消磨、钝化了人物行动的外在冲突性，突显了舞台的静态特质。
契诃夫追求静态化是为了弱化悲剧冲突。外在冲突淡化了，内在冲突得以深化，即深化了人与环境、时间的冲突。这是契诃夫对二十世纪戏剧的贡献。人与人的冲突在《万尼亚舅舅》里转化为人在灰色的生活面前自由选择的无法实现。
《万尼亚舅舅》的整体基调是忧郁的。忧郁也是契诃夫的天性。忧郁的情调赋予了这部剧作独特的韵味：幸福可望而不可即，生活中充满了无奈的荒诞感。这是我们在这部戏里品味到的主题。然而，契诃夫的忧郁又有其特点：忧郁与幽默紧密融合，互相诠释。基于幽默的天性，他总是以诙谐态度对待剧本里的人与事，无论题材多么沉重。《万尼亚舅舅》中的人物的痛苦，均是契诃夫对人生的忧郁体验，但契诃夫对忧郁的艺术表达，渗透了独特的幽默的艺术个性，不仅以无处不在的轻松喜剧因素不断冲淡忧郁氛围，更重要的是，契诃夫以他独特的喜剧眼光，将体验着痛苦的主人公们从崇高的悲剧氛围中拉出来，赋予他们潜在喜剧性色彩，使戏剧主人公没有成为典型的悲剧式人物，他们的忧郁与痛苦在剧作家艺术构思的作用下，没有径直传染给观众，而是被剧作家潜在地“轻松化”了。所以，人们不会为剧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但对人生的无奈感受，却远比戏剧人物要悲凉得多。这就是契诃夫的幽默所起的作用。这种艺术功效，是契诃夫戏剧重要的艺术特征。
契诃夫戏剧里，幽默隐含了更深的忧郁，是一种内敛的幽默，是契诃夫戏剧世界中最深刻的幽默。当契诃夫将幽默与对人生的无奈感受相交融时，幽默就深化、发展成独特的内敛的幽默。我们在《万尼亚舅舅》里品味到的，正是这种内敛的幽默。从轻松独幕喜剧那外显的诙谐转化为内敛的幽默，体现了剧作家喜剧精神的升华与深化，即从对事物表面的滑稽性的表现，深化为对生活之本质的喜剧式感悟。《万尼亚舅舅》这部充满忧郁之情的剧作内在喜剧性的生成，体现出剧作家思考人生的深刻喜剧精神。正是凭藉着将外显的幽默内敛化，戏剧舞台上方才呈现出淡淡的抒情氛围。这时，契诃夫已不再是一个逗人发笑的诙谐家，而是将幽默诙谐内化为超然于上的对生活的审视眼光。以冷峻的眼光俯视剧中人物的生存境遇，使契诃夫的剧作具有了真正的喜剧本质。
生活事件本身并无悲剧喜剧之分，关键是艺术家以何种主体精神加以审美的关注。理性地对待生活，就会有喜剧精神；情感地对待生活，则为悲剧精神。在可悲的事件中寻找荒诞的可笑性，是契诃夫的艺术倾向。以喜剧精神审视生活中的感伤情境，就会颠覆这个情境的庄严性。在《万尼亚舅舅》里，万尼亚对青春、才华的枉然流逝所发出的无奈感叹，没有被契诃夫用来感怀人生的悲苦，而是成为契诃夫喜剧式审视立场下一个忧郁而滑稽的人物所发出的忧郁的抒情，由此，契诃夫完成了对苦难人生的喜剧式体察——穿透生活的不幸，发现生活的荒诞本质。当人们发现自己付出的努力只是一种虚幻时，他便不会再有悲剧式的悲愤激情，而会变得冷峻和平静。《万尼亚舅舅》所包含的人生感悟，便是这样一种真正喜剧性的冷酷之情。
契诃夫在世的时候，他的影响力远比不上欧洲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这一方面是因为易卜生以其敏锐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为欧洲现代戏剧注入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高昂的人道主义激情，另一方面，易卜生戏剧那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戏剧冲突呈现方式颇受欧洲观众的青睐。契诃夫戏剧那淡化了激烈冲突的抒情风格，却难以获得观众的赏识。然而，契诃夫去世后，当人们对当代世界的荒诞性有了深刻的体验后，才恍然发现，原来契诃夫的戏里竟蕴涵着对人无奈的生存状态的深刻表达，透过契诃夫戏剧忧郁的抒情，人们看到契诃夫体察人的生存境遇的深邃眼光。于是，愈来愈多的人开始着迷于契诃夫戏剧那悠远淡雅的意境，愈来愈多的剧作家开始受到契诃夫的影响。由此，契诃夫为二十世纪现代戏剧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百多年来，包括《万尼亚舅舅》在内的契诃夫的戏目，仍然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契诃夫戏剧的当代意义不断得到凸显，因为人们通过他的戏，能够获得透过悲凉的事物发现滑稽与荒诞的能力，对当代世界有更加冷峻的审视，从而赋予了自身更为睿智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