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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从我们开始写《大宋提刑官》，至今已二十年。这些年来，人们对《大宋提刑官》一直很喜欢，关注热度不减，耳边常听人提及，网上也时有议论，津津乐道于其中的某个案子或人物。这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也有点窃喜。万卷出版公司找到我们，要重新出版《大宋提刑官》一书。这当然是好事，何乐而不为？
大家喜欢宋慈这位八百年前的南宋官员，是喜欢他“遇良善甚恩，临豪猾甚威”的为官品德和“人命大如天”的断案信条。八百年后让我们注意到宋慈其人，并把他的故事写成电视剧本和小说，既是因他为官清明，奉公廉洁，断案如神，不枉杀一人；又是敬佩他爱惜百姓，执法公正，不徇私情，不畏强权；还因他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刑侦学专著《洗冤集录》，被誉为国际法医学鼻祖，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大多数读者也许还不很清楚，宋慈这一生所断的奇案，所平反的冤狱，为百姓做的好事，远比我们写进电视剧本和小说里的更多，做得更好。他真是个非常好的官，一个非常难得的好官。
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可以说，宋慈是极少数真正做到这“三不朽”的人中翘楚。宋慈三十一岁考中进士，委了官职，因父亲亡故需丁忧，没能赴任，宝庆二年（1226年）四十岁时才初次为官，任江西信丰县主簿，从九品，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当时赣闽地区人口稠密，地少灾多，生活艰难，矛盾尖锐，民反和兵乱频频发生。宋慈受江西安抚使郑性之招邀，参与平定“三峒之乱”。宋慈认为，所谓作乱者，一是土匪，二是活不下去的饥民。他先打开粮仓，赈济四乡饥民，劝他们反正官府，回归村寨，而后全力进攻匪巢。不料带着大批官兵的副都统陈世雄按兵不动，宋慈只得率领临时召集的民兵、义士三百人进攻，大破石门寨，抓获土匪头目。陈世雄见宋慈立了首功，眼红了，随即带兵攻打其余两个寨子，却指挥失当，被打败后逃走。宋慈毫不退怯，又带着三百人去打那两个寨，凭智勇再次获胜，攻破高平寨，生擒贼首。大胜硐的贼首吓坏了，赶紧率众投降。因此役卓著战功，宋慈被“特授舍人”。不久，宋慈又应召参与平定闽中叛乱。当时领兵的总将军王祖忠以为宋慈是个文人，看他不起。哪知宋慈智勇过人，“提孤军从竹洲进，且行且战三百余里”，获得大胜，王祖忠这才对宋慈刮目相看，在军事谋划方面多咨访于宋慈，由衷地称赞宋慈“忠勇过武将矣”。
宋慈一个小小文官能领兵打仗，立下赫赫军功，似乎太过传奇，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其实在两宋，文官会打仗、建奇功，并不罕见。北宋范仲淹文才盖世，一篇《岳阳楼记》名满天下。当年西夏屡犯中原，五十多岁的范仲淹奉诏出师，迎战西夏军。他运筹帷幄，善用奇兵，屡战屡捷，立下战功，稳固了西北之境。就是苏东坡这位大诗人，也曾胸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般的豪情壮志，如有诏令，必能上战场。宋慈与朱熹是同乡，都住在福建建阳，宋慈小朱熹五十多岁。宋慈出生时，朱熹名声如日中天，理学之说风生水起，对为官者和读书人影响很大。宋慈幼时启蒙于朱熹的弟子吴稚，深受朱熹学说熏染，立志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处世为人以朱熹为榜样。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事，震动朝野，时年六十五岁的朱熹临危受命，欣然率官兵前往。大军压境，几番交战，瑶民败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不愿过多杀伐，采取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起义军首领蒲来矢，平定了事态。不料朱熹的善后招抚遭湖北帅王蔺反对，在押解蒲来矢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朱熹坚决反对，赶往京城直接向宋宁宗恳请，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宋慈初入仕，即参与地方平乱，其策略、做法与朱熹平乱十分相似，以爱护百姓、安定社会为要旨，不枉杀，不贪功。有人还把宋慈与稍晚些的文天祥相比，称之为南宋最了不起的文武双全之才。文天祥也是文官，南宋朝廷危急时，他一介书生挺身而出，抗击元兵，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壮举。要是宋慈晚生几十年，或许也能像文天祥那样呢。
宋慈四十五岁时任江西长汀知县。他一上任便了解到长汀百姓的一大苦楚，即当地人按官府规定只能吃“福州盐”。“福州盐”从海口溯闽江，盐运到长汀要走相当长的路，隔年才能到达，造成盐价高昂，百姓叫苦不迭。当地私盐盛行，盐贩群起，有的与土匪勾结，祸害百姓，多起叛乱也是由私盐贩子挑头的。宋慈决定为民请命，上奏朝廷，用“潮州盐”而不用“福州盐”，改从潮州沿韩江、汀江而至长汀，这样往返只需三个月，大大节省运费。更重要的是，这将大大改变私盐猖獗的现状，利于社会稳定。朝廷同意了宋慈的奏请。但“潮州盐”的运输又是难题，汀江下游有许多险滩，从未通航，需开辟新航道。宋慈带领百姓，凿礁石，开航道，打通了下行水路，顺利将盐运到长汀。官府将盐廉价出售，百姓受益，无不称道。而这条由宋慈带领民众打通的航道也成为当地数百年来的重要交通要津。
嘉熙四年（1240年），浙西大灾，绍兴府荐饥，临安府大饥，常州灾情更严重，粮食奇缺，斗米千贯，百姓多饥死，路有殍尸。五十四岁的宋慈受命于危难中，被朝廷委以常州知州，火速赶去救灾。宋慈到常州后即核实户籍，调查田产贫富状况，将百姓分为五等，实行济粜之法：最富有者拿出存粮，一半用于救助百姓，一半用于出售；较富有者拿出余粮，只出售而不无偿济助；中等的既不卖粮也不接受救助；次贫者半救助；赤贫者完全救助。同时，稳定米价，守住市价，将官府的钱全部放出，贷给市民，不计利息，鼓励从外地贩米来卖。宋慈还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灾年赋税。由此，灾情得以缓解，民生获得保障。第二年，常州又遇旱情。宋慈以郡守身份写祷雨文，请求上苍降雨，之后果然大雨骤下，农田获得丰产。两年后，宋慈离任常州，为当地积累大量财富：米麦三千余斛，镪（白银）二十万，楮（纸币）四十万。常州百姓感恩宋慈，自发地为宋慈建了生祠，文人还撰写《宋郡侯赈荒记》《宋郡侯生祠记》，记于史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宋慈任地方官的年限虽不长，但每到一处，必躬身为民，了解民众疾苦，尽力而为，做出为人称道的政绩，被当地老百姓念念不忘，是为德政，亦为立德。
宋慈为官后十年，四任提点行刑，辗转广东、江西、广西、湖南等地，审案查凶，不遗余力。任职广东，巡历八个月，处理积案二百多件，大多是死刑案，平均每天一件。宋慈在江西提刑官任满，即将离去时，忽有人来诉状，告本地一个叫杨子高的，勾结州县官吏，为非作歹，夺人财产，害人性命，掠人妻子，对谁不满，就让谁家破人亡。这还是一个犯罪团伙，另有一个叫王吉元的，仗着杨子高的权势，贩私盐，铸假钱，戕害无辜。宋慈初步一查，发觉案情太大、太严重了。当地百姓对这伙黑恶势力“万口交怨，恨不食肉寝皮”，却又惧怕万分，不敢声张。杨子高知道宋慈即将离任，没时间深查案情，就装病不起，想等宋慈一走，自己又能为所欲为。宋慈也担心自己离任后，有可能让罪犯找到援手，以钱财通关，得以逃脱罪名，于是立马根据已查实的证据，先判其罪。在杨子高三大罪行中的两条尚未查清时，宋慈便凭查清的这一条罪，判杨子高“脊杖二十，刺配英德府牢城”。又将王吉元刺配广州。宋慈特事特办，在离任前快速将两个黑恶势力的首犯刺配流放，为当地百姓出了气。这一真实案子我们是后来才看到的，很可惜没能写进《大宋提刑官》。
淳祐七年（1247年），宋慈六十一岁，在湖南提点行狱任上，为“恤刑慎狱，直理刑正”，以多年审案查凶的实践经验，并参考其父及前辈的许多案例，伏案捉笔，深思熟虑，于是年冬完成《洗冤集录》一书。宋慈不像其他文官，有闲暇时可舞文弄墨，赋诗吟词，他整日忙于政务，极少空闲，只能是熬更守夜，废寝忘食。他此生没有其他著述，身后唯存《洗冤集录》这一部书，计五卷，五十三节，不足七万字。宋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奋力写成这一部书，是因为在多年的查凶勘案中，他发觉太多下层官员及经办人不谙医理、不懂勘查，胡断乱判，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枉杀无辜，反让真凶逍遥法外。他在《洗冤集录》序中写道：“年来州县悉以委之初官，付以右选。更历未深，骤然尝试，重以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虚幻变化，茫不可诘。纵有敏者，一心两目，亦无所用其智，而况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者哉！慈四叨臬寄，他无寸长，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若灼然知其为欺，则亟与驳下；或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惟恐率然而行，死者虚被涝漉。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他写下此书，只是希望能为涉及此行的同道者做工具书之用，未承想此书竟然会流传久远，乃至通达域外，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至今还是全世界警官学校的必选书目。这是未想立言而立言了。
宋慈可谓大器晚成，四十岁方赴职，六十四岁卒于任上，为官不过二十四年，从九品做到正二品。转任不下十余处，所赴之地，必亲近百姓，体察民情，除凶安良，解民倒悬，做下一件件好事，处处留有政声余音。此一生，他立德，立功，立言，无意中做成“三不朽”。这样一个好官，确实难得，故八百年后，其人其事，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被人称颂，也是他应得的，所谓得其所哉矣。我们两个后来之人，偶于古书堆中读得宋慈故事，感怀之切，感念之深，决意把这一位难得的好官浓墨重彩地述写下来，向当今世人展现一番，也是表达我们对这位古代先贤的崇敬之意。
做官难，做个好官更难。人们当然希望能有更多像宋慈这样的好官为老百姓做好事，替他们撑腰，开创出清明世道，缔造一个朗朗乾坤。想想，这也是我们当年写宋慈故事的初衷吧。
是为序。
钱林森 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