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从新视角理解大国政治经济变迁

上文讨论的相关研究与学术文献是这项研究得以进行的基础,但所有这些先行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难以全面、系统地解释本书关注的主要问题。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在这些先行文献的基础上,为理解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在英国兴起之后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变迁及其背后的逻辑提供一个解释框架。

本项研究的首要特点是,重点关注19世纪以来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大国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研究大国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国之“大”。理解人类社会的政治演化,首先要理解大国的政治演化。理解全球政治格局与国际关系,首先要理解大国政治以及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国由于其地理疆域、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在全球体系中占据着显著的重要位置。在研究的时间、精力与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理解少数主要大国的政治,可以为理解整个人类政治提供一种便捷而高效的路径。

研究大国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大国的决策以及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更容易对世界格局产生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小国容易受到主要大国政治与政策的影响,但小国通常很难反过来影响主要大国与世界格局。大国则不然,一个大国与其他主要大国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或双向的。一个大国的兴衰,往往会直接影响世界格局中的权力结构。用经济学概念来说,小国更像是全球格局中的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大国则相当于价格制定者(pricemaker)。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特点,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跟小国很不一样的情境和约束条件,因而呈现出不同的政治逻辑。

当然,不同大国之间又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在这项研究中,这种差异主要存在于西方世界的主要大国与非西方的传统大国之间。由于英国是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西方世界的其他主要大国,比如法国、普鲁士(德国)、美国等,一方面跟英国同属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彼此在宗教、文化、语言、科技、制度上的异质性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跟英国的空间距离较近——比如巴黎跟伦敦的直线距离不到500公里,柏林跟伦敦的直线距离也仅1100公里,美国尽管跟英国隔着辽阔的大西洋,但一般被视为英国的衍生国。所以,这些国家更容易受到英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影响,也更容易学习、模仿与吸收英国的现代化成果。相反,非西方传统大国跟英国之间的文明异质性程度更高,空间距离也更为遥远。比如,1800年的印度是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为主的社会,印度与英国之间绕道好望角的航海距离超过16000公里;当时的中国是典型的儒家社会,北京与伦敦之间的航海距离更是超过20000公里。这种较高的文明异质性程度加上无比遥远的空间距离,都使得非西方传统大国更难学习、模仿与吸收英国的现代化成果。这就使得这些传统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会遭遇更多的困难。

研究大国还因为中国也是一个大国,而且是本书所称的非西方传统大国。考虑到种种原因,本书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案例来研究,但中国自19世纪以来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变迁,就其主要逻辑而言,跟本书所要研究的其他几个非西方传统大国是具有可比性的。尽管不同国家寻求现代化或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存在差异,但往往又有着某种相似的逻辑。本书关注的是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及其背后的逻辑,目的之一是为理解19世纪以来的中国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认知框架。

本项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理论基础上立足于现代化理论。 什么是现代化?尽管学术界对于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理解各异,众说纷纭,但这一理论大体上都把18世纪中叶始于英国、迅速扩散到西欧与北美国家的这场以工业革命为基本特征,包括一系列经济、政治与观念变革的大转型称为“现代化”。现代化不仅在英国和西方世界内部创造了新的发展形态,而且由于西方优势的确立和全球化的展开,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被创造出来了。就人类历史演化而论,这场以工业革命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

具体而言,现代化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上的重大变革:一是经济维度的,即蒸汽机等机械发明的大规模出现,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以及大型工厂与生产组织的兴起;二是政治维度的,即现代国家的兴起与国家构建的推进、韦伯式官僚制的逐渐普及,以及以立宪政体、议会政治、精英和大众参与为特征的现代政体的兴起;三是观念维度的,即强调理性、求真以及以实验方法探究事物规律的科学革命的兴起,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以及主张有限政府与共同体自治的启蒙运动的出现。简而言之,现代化大体上是三者的结合,即经济上的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政治上的国家革命与立宪革命,以及观念上的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所以,现代化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进步,是一个全方位变革的系统工程。

自从英国开启了这场原发性现代化的大转型,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与非西方的传统大国如果想跟上英国的发展步伐,就只能推进面向进步的现代化运动。而其他主要大国寻求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应该离不开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们的现代化都具有某种共性,因为现代化是一种普遍性的发展演化过程,包括它们会经历具有现代特征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与观念革命;二是它们的现代化一定还有着某种特性,因为现代化也必然是一种不同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演化过程——由于每个国家历史、传统与其他诸种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必定会呈现不同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也应该是一种常态。正如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英国式现代化,正在进行中的印度式现代化也不同于日本式现代化,各主要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路径一定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早在1966年,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就指出,不同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存在着多样性,到20世纪中叶为止,英美民主模式、德日法西斯模式与俄中共产主义模式有着显著的发展路径差异。 当然,摩尔对于政治现代化的定义标准,跟本书存在较大差异。不管怎样,综合来看,自从英国兴起之后,各主要国家都要实现现代化,但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大体是一个融合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过程。

本项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始终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对研究大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尽管过去许多理论也强调一个国家现代化背后的国际因素,但这项研究把这种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本身视为许多大国寻求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这一始终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的分析框架,较重视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现代化问题的出现对于许多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起初是一个外部冲击事件。相对于西方其他国家而言,英国是第一个原发性现代化国家;相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西方是原发性现代化地区。实际上,对非西方传统大国而言,现代化是由英国与西方定义的,现代世界及其规则是由英国与西方创造的。当非西方传统大国准备寻求现代化时,它们还面临着来自英国与西方国家的国际竞争。

另一个因素是,这些国家时刻处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互相影响的环境中。对许多主要大国来说,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甚至很难截然分开,两者之间甚至不只是发生物理作用,还会产生“化学反应”。比如,拿印度来说,英国殖民者刚进入印度之时,印度还处在莫卧儿帝国时期。此后,英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变量成了印度国内政治发展与演化的约束条件。离开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们就很难完整理解印度后来的政治演化过程。再比如,1979年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实质性上是一场源自伊斯兰教复兴、主张反美民族主义的政治革命。这一宗教政治革命的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追溯至19世纪以来伊朗跟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

本项研究的最后一个重要特点,是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英国兴起之后其他主要大国的政治经济变迁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既可以识别它们的共性或相似性,又可以识别它们的个性或差异性。作为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本书要通过对许多主要大国政治经济变迁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发掘其背后的关键变量与因果机制。实际上,比较研究方法是最常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按照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的论述,主流的比较研究方法包括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等。此外,亚当·普沃斯基等当代学者还总结出了在最大相似案例中寻找最大相异,或在最大相异案例中寻求最大相似等比较研究方法。

比如,就本项研究而言,在英国兴起、成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之后,许多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都面临着类似的政治危机。接下来,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还面临着类似的现代转型困境。这就是许多主要大国在政治上的相似性或共性。通过对这些相似性或共性的研究,本书试图形成一套解释非西方传统大国为什么会面临政治危机以及为什么会遭遇现代转型困境的理论。再比如,一些主要大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做得更为成功,而另一些主要大国不太成功;一些新兴大国实现了和平崛起,而另一些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引发了战争。这就是主要大国在政治上的差异性或个性。通过对这些差异性或个性的研究,本书试图提出一套解释政治现代化和大国崛起差异性的政治理论。此外,本书还试图用跨国比较研究方法来解释全球领导者这一政治现象背后的复杂理论问题。

总之,本书试图基于现代化理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跨国比较研究来解释主要大国的政治经济变迁,进而希望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发现与学术成果。从效力上说,笔者当然希望这些理论发现与学术成果既能解释过去主要大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又能启迪未来,给后来的主要大国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尽管各个主要国家差异很大,但正如上文已经讨论的,本书倾向于认为,这些主要国家——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在英国兴起之后,经历了具有类似逻辑的政治演化过程。尽管每个主要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在基本特征上还是有许多重要的相似性。这项研究认为,这些主要国家可能面临五个基本问题,亦即危机、困境、转型、崛起以及领先,参见图0.1。

图0.1并不意味着每个主要大国或非西方传统大国迄今为止都已经历了这样五个政治发展阶段,但如果主要大国有机会完整经历从危机到重生的过程,那么它们就会经历这样的五个完整政治发展阶段。从实际经验来看,有的主要大国可能会跨越或超越某一发展阶段,有的则尚无机会实现崛起,遑论成为全球领先者。表0.1是对主要大国的危机、困境、转型、崛起以及领先这样五个阶段及其基本问题界定的概览。本书的重点,就是论述主要大国在这五个主要阶段或这五个基本问题上的政治逻辑。 +Mh3Odcfbyg1+IQkWgutmCi9oSChDJy12/8cR2Q2dzPOu4vOLP6zREsoTBMSYJ6t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