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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的不是单个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问题，既涉及经济又涉及政治，既涉及国内因素又涉及国际环境。所以，本书需要对话的学术文献是相当丰富且庞杂的。由于后续章节还需要讨论许多重要文献，这个导言仅仅对跟本书主题相关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做一个学术综述和讨论。大体而言，这些学术文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的研究。按照经济学家小罗伯特·卢卡斯的说法，自从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解释经济增长与发展以及理解各国在这一方面的差异就成了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理论路径。一是纯要素的、技术的路径，这一路径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视为资本不断累积、人力资本不断改善、要素在部门间不断转移、技术不断进步与创新不断涌现的过程。
这些理论往往更重视纯经济的因素，特别是跟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诸种要素。
二是政治经济学的路径，这一路径更强调国家、权力与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些理论往往认为，当政治的、权力的与制度的因素有利于塑造改善生产性、鼓励创新、避免掠夺性行为的激励结构时，持续的经济发展更有可能发生；反之，持续的经济发展则更难发生。
三是结合后发展国家历史情境的路径，这一路径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与国际情境不同于少数先发展国家或原发性现代化的国家。
正是由于这种发展所面对的内外情境的不同，这些后发展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发展路径，需要不同的发展策略。比如，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强调后发展对组织力的更高要求。
再比如，历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论，将世界根据发展程度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区分为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
有人又根据他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依附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普遍处于依附地位，摆脱依附是实现经济增长与长期发展的前提。
这些理论对于从不同视角来理解经济发展当然都很重要，但就本书的研究视角而言，这些理论仍然存在着诸多缺憾。许多经济增长理论常常以要素论或制度主义理论来理解英国与西方的工业革命与早期经济发展，但这种理解往往有些偏颇。因为原发性的工业革命与经济发展，其实更是一个整体主义的概念或系统工程，很难靠简单的要素论或单一制度论来解释。许多理论即便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思考经济发展问题，最后的结论也往往偏向于政策视角，即何种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实际上，所有的制度和政策均衡都是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理解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博弈问题，才是理解经济发展的关键。进一步说，现有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因素，但实际上，任何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国内与国际双重因素的影响。脱离了对国际因素和国际格局的考察，我们就无法理解主要大国经济发展的完整逻辑。此外，拿曾经影响重大的依附理论来说，凡信奉和采用这种理论及其政策的国家，几乎都无法实现较为成功的经济发展。这意味着依附理论就逻辑和经验来说都是一种误导后发展国家的理论主张。
但是，这种理论一度非常流行，而且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销声匿迹。原因可能在于，有政治力量仍然认为，信奉和采用依附理论在政治上是较为有利的。
其次，是跟政治现代化有关的研究。现代化问题或政治现代化问题，是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当时的现代化理论往往基于目的论的发展观和线性论的路径观，但后来，绝大部分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或现代化模式完全不同于当时的现代化理论所指引的方向，因此就导致了现代化理论的相对衰落。然而，对后发展国家来说，无论是现代化，还是政治现代化，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真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术界对于政治现代化的研究常常并不冠名以“现代化”，而主要聚焦于跟政治现代化有关的两大理论议题或路径。一是国家理论的议题或路径，这一路径将政治现代化主要视为一个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以及包括在此过程中的国家能力塑造与政府效能提升。在这一理论路径中，许多后发展社会的首要问题是缺少一个有效国家，冲突与内战不受控制的主因也是缺少一个有效国家。
基于这一视角，1787年的美国制宪，也被理解为一个完成国家构建的政治事件。
二是政体与政体转型的理论议题或路径，这一路径常常将政治现代化视为一个民主发展的过程，或是一个民主转型与巩固的过程。在这一理论框架中，民主政体常常被视为优越于其他诸种政体的政体类型。至于民主能否成为现实，既取决于许多结构性条件，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阶级关系、政治文化、族群结构、国际格局等，又取决于能动性因素，主要是政治家和政治精英的信念、选择与博弈。
对于政治现代化，学术界还有许多更注重综合研究的理论路径。比如，福山认为，政治现代化是一张包括三要素的“政治菜单”，即有效国家、法治与民主问责制。
对于如何理解政治现代化，上述理论路径各有千秋，但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洞见。尽管如此，这些理论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许多政治现代化理论的首要问题是误解了政治现代化本身。到底什么是政治现代化？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正本清源式的理论探究。许多政治现代化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内政视角，而忽视政治现代化的国际关系视角。正如上文提到的，理解经济发展需要国际关系视角，国际因素与国际格局对本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进一步说，政治现代化并非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涉及复杂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所以，政治现代化是一个跟经济发展互相影响的过程。就此而言，跟政治现代化有关的理论研究尚有许多发展空间。
再次是跟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竞争有关的研究。这方面的议题非常之广，主要包括三方面的研究。一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较为一般的与和平或战争有关的研究。这是历史上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国与国之间为什么能够实现和平，以及为何会走向冲突与战争，这是国际政治这个学科最早的关切。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早期历史著作，就是以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为主题的。前者著有以希腊城邦—波斯帝国战争为主题的《历史》，后者著有以古希腊诸城邦之间的战争为主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20世纪后半叶，许多学者试图从基本人性、政体差异、权力转移、安全困境、错误知觉等视角解释和平、冲突与战争的理论问题。
二是跟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有关的研究。自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就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全球殖民过程，对象既包括美洲、大洋洲这样的未开化地区，又包括南亚、北非这样的古老文明地区。西方的殖民主义给殖民地既带来相当程度的强制、欺辱与压迫，又带来更现代的技术、制度与观念。
殖民主义既影响了许多殖民地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国内政治，又影响了它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当这些国家通过政治斗争，最终实现政治独立之后，它们的后续政治发展或现代化进程也是在殖民主义遗产之上重新开始的。这种遗产既包括了许多沉重的负担，又带有某些积极的有利因素。
三是跟大国与大国之间权力竞争有关的研究。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竞争理论，常常将国与国的权力角逐视为一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游戏。在保罗·肯尼迪看来，能否平衡好国内经济发展与耗费巨大的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大国兴起与衰落的关键原因。
约翰·米尔斯海默则基于现实主义理论视角认为，大国与大国之间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下很难避免彼此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所以，他的著作甚至命名为《大国政治的悲剧》。
戴尔·科普兰与格雷厄姆·埃利森则关注新兴大国崛起与传统主导大国之间可能的冲突，以及何种条件下更有可能发生冲突。
当然，关于大国与大国政治关系的研究文献还有很多。
上述这些研究对理解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都有重要价值。借助这些已有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全球政治格局中的重大现象与重要议题。但是，这些理论的解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这些理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关注国与国的关系及其博弈，却较少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国内政治秩序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比如，如果不是魏玛共和政体的失败和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就不会发生。就一个国家而言——亦包括本书主要关注的大国，其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往往是互相塑造的。此外，这些理论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或不足，是比较重视短时段的各种变量，而不太重视长时段的各种变量。比如，美国跟伊朗的关系不只是1970年代以来的诸种纷争与冲突，更可以追溯至19世纪以来伊朗跟西方之间的复杂历史，特别是伊斯兰教主导的伊朗长期以来被基督教西方入侵与欺辱的历史。所以，理解今天伊朗与美国乃至西方的关系，更需要一种关注长期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