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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新世纪的帷幕已经拉开。但对英国来说，这一年似乎并没有多少事情值得庆祝。此时的英国国王是乔治三世，这是他统治英国的第40个年头。首相是小威廉·皮特，皮特刚过不惑之年，但已经做了17年英国首相。就在17年前，英国输掉了北美独立战争，永久性地失去了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统治，这使得英国的声望遭受了沉重打击。1800年，英国又卷入了一场许多欧洲国家参与的、跟法国之间的时断时续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其随后的激进政治变革有关。当时法国的剧变让欧洲的保守势力感到非常不安。1799年，英国跟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组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但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800年，军事天才拿破仑就击败了该联盟。第二次反法同盟的挫败，也给1800年的英国政治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即便如此，富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到，此时的英国已经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经济变革。这场变革不仅会再造英国，而且即将创造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政治上，到1800年为止，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光荣革命，英国早已确立议会主权与王在法下的原则。此时的英国议会，其历史可以追溯至1295年的英格兰模范议会。尽管1760年即位的国王乔治三世仍然拥有相当的政治实权，但他既不同于许多欧陆国家绝对王权制度下的君主，更不同于同时期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的独裁君主，乔治三世是一位地道的立宪君主。理论上，他依然拥有首相和内阁的任命权，但实际上，如果不跟议会中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特别是议会多数派磋商，他所任命的首相与内阁就无法开展工作。长期来看，英国国王在立宪君主制下最终去行政化，成为一位高高在上、统而不治的虚位元首，已然是较为确定的趋势。
所以，此时的英国政制既不同于绝大部分欧陆邻国，又不同于欧亚大陆的许多传统大国，立宪政体（君主立宪）、议会主权、法治（王在法下）、代议制度、责任内阁、政党政治已经成为英国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尽管此时的英国仅有少数富人阶层的男性拥有投票权，但32年之后，一场波澜壮阔的选举改革的大幕即将拉开。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英国的所有成年男女公民都将陆续获得作为基本公民权之一的民主投票权利。
经济上，1800年的英国已经启动工业革命。当然，当时的英国人并不必然认为他们已经处在一场伟大的经济与技术革命之中。实际上，许多领域的变化或变革是缓慢的，而不像后世命名的“革命”这个词所标识的那样快速和激烈，但这些缓慢而持续的变革累积起来，就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第二次经济革命——工业革命。人类历史上上一场同等重要的经济革命，还是10000—14000年前发生的农业革命。就技术发明而言，1769年詹姆斯·瓦特对于蒸汽机的重要改良以及随后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成了工业革命的标志。几乎同时，纺织领域出现了珍妮纺纱机（1764年）等一系列重要发明。由于蒸汽机的改良，1787年英国开始出现第一艘以蒸汽机作为动力驱动的轮船。就金融制度而言，到1800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已经成立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伦敦皇家交易所（成立于1571年）则已经拥有200年以上的历史。30年以后，即1830年，第一条铁路线即将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开通。这也是后来人类铁路革命的起点。如果还是从1800年开始算，英国此后大概在三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工业革命。
身为现代人，我们往往有一种经济增长的幻觉，即认为人类经济总是不断向前，技术总是不断进步，创新总是不断涌现。但实际上，基于对人类经济史的统计和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人类经济的增速是极其有限的。根据英国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人类经济增速的转折发生在1800至1820年前后，此前人类经济的增速总体上是极低的，此后人类经济的增速才逐渐进入了快车道。具体而言，公元元年至1000年的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大约仅为0.01%，公元1000年至1820年的增长率也仅为0.22%，几乎没有增长；1820—1998年的增长率才上升至2.21%。
导致这种经济增速重大差异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英国首先启动的工业革命。
观念上，此时的英国已经历了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的双重洗礼。当然，英国的观念革命，既无法独立于欧洲的古典传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思想资源，又不能跟欧洲其他国家前后时期的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截然分开。但即便如此，英国的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仍然是别具一格的。到1800年，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1790年）已发表10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已发表24年，大卫·休谟的《人性论》（1740年）已发表60年，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1689年）已发表111年，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年）已发表149年。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大体上可以勾勒出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英国人在政治、经济、法律与哲学领域的基本观念特征。
同样重要的是，早在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于1620年出版了阐述新科学方法原则的《新工具论》，英国医生威廉·哈维从17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陆续提出并验证了血液循环理论，艾萨克·牛顿则于1687年出版了人类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当然，英国的科学成就也离不开欧陆早期科学革命的成果。1543年波兰人尼古拉斯·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从而引发了倡导日心说、质疑地心说的“哥白尼革命”。同一年，比利时人安德雷亚斯·维萨里出版了《人体的构造》，系统论述了人体解剖问题。这也成为滋养英国人科学思维和素质的重要养分。从1800年算起，再过59年，英国人查尔斯·达尔文的伟大科学著作——《物种起源》将会正式发表。
综合来看，对1800年的英国来说，一个新世界已经呼之欲出。事实上，这场正在英国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不仅正在彻底再造英国，使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基本规则与政治格局，进而创造出一个全新意义上的现代世界。
1800年的奥斯曼帝国则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如果从1299年创立开始算，国祚绵长的奥斯曼帝国此时已经迎来它的第六个世纪。这一年是帝国第28位苏丹塞利姆三世执政的第11个年头。1800年协助塞利姆三世处理朝政的大维齐尔（即宰相）是寇尔·优素福·札亚丁帕夏——这里所称的帕夏，是奥斯曼帝国对总督、将军与帝国高官的统一敬称。塞利姆三世常常被视为一位才华横溢、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君主，他渴望学习和模仿欧洲更加近代化的制度与技术，希望以此来改造奥斯曼这个老牌大帝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塞利姆三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奥斯曼帝国的各种制度惯例、思想观念与政治势力都构成了他推行实质性改革的掣肘因素。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依然地理疆域广大，以直接或间接统治方式控制着横跨埃及与北非地区、阿拉伯半岛、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半岛在内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整个欧亚大陆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帝国之一。尽管如此，自从1683年跟哈布斯堡王朝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之间的维也纳之战遭遇挫败之后，奥斯曼帝国就停止了其原本不断扩张的步伐，并在事实上逐渐走向停滞与衰落。
1789年，塞利姆三世即位苏丹，整个欧洲因为法国大革命而处在急剧动荡之中。奥斯曼帝国表面上仍然是欧亚大陆最主要的强权之一，实则已经面临国内外危机重重的局面。首先，危机来自于国际层面。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与其接壤的欧洲强国林立。过去，哈布斯堡王朝可算是奥斯曼帝国的宿敌，它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争端与势力争夺主要发生在巴尔干半岛。而在当时，在雄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掌权之后，俄罗斯已经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威胁。早在塞利姆三世即位前，在第五次俄土战争（1768—1774年）中，奥斯曼帝国就失去了对南乌克兰、北高加索地区和克里米亚的控制权。塞利姆三世即位时，奥斯曼帝国正在跟俄罗斯进行又一场战争，最终仍然以奥斯曼帝国战败告终。其间，奥斯曼帝国还经历了拿破仑入侵埃及——当时埃及尚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的危机（1798—1801年）。实际上，相对于当时的欧洲强权，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已经处于全面的下风。每一次军事冲突对奥斯曼帝国来说都可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其次，危机来自于帝国内部的地方势力。在前现代社会，帝国中央能否长期维系对各地的有效统治始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整个18世纪，奥斯曼帝国中央对行省和地方的政治权威日趋衰落。这既是因为帝国中央权力本身的软弱，也是地方势力——包括总督、将军以及地方权贵家族——膨胀所致，还跟帝国在地理、宗教、族群、文化上的多样性有关。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塞利姆三世任内的后期，起初由于抗击外敌的需要，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成为埃及总督，随后他逐渐领导埃及走向了半独立状态，甚至还在19世纪20年代挑起了埃及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
再次，危机还来自于帝国高层政治。尽管奥斯曼帝国是典型的前现代君主制官僚帝国，名义上苏丹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权力，但实际上，苏丹的实际权力往往受到自身政治权威与领导能力的影响。很多时候，以大维齐尔为代表的官僚权贵集团、以禁卫军为主的武装力量、以穆夫提和乌理玛为代表的宗教势力，都是帝国高层政治中苏丹权威的约束条件。
当塞利姆三世试图创建一支“新秩序军”，并以欧式方法训练新军时，来自禁卫军和宗教势力的抵抗就开始了。1807年，禁卫军发动政变，试图以欧洲方式推进帝国改革的塞利姆三世被废黜和囚禁。这样，奥斯曼帝国由苏丹发动的首次面向西方的政治军事改革就宣告失败了。
一部流行的奥斯曼帝国史著作这样评价塞利姆三世的改革：
从根本上说，塞利姆失败的根源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他要完成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奥斯曼帝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他根本没有能力毕其功于一役，改变这个历经了几个世纪、虽然弊病丛生但依然完整坚韧的旧体系。如果激进的苏丹塞利姆想要在他的帝国里成功地推行改革，他就必须重建这个国家现行体制的基础结构，实际上相当于建造一个拥有全新的执行机制和执行动力的新国家。要完成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苏丹必须受人景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独断专行地制约谢赫伊斯兰和他的乌理玛的权力，压制伊斯兰宗教势力。而塞利姆并非这样一位君主，他要完成的任务在他的时代也无法完成。作为一个超前于他的时代的统治者，他所能做的只是尝试在传统的框架之内推行创新，但他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奥斯曼帝国不仅在政治上如此，而且在经济与观念上也缺乏走出其深厚历史传统的驱动力量。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15世纪的古登堡印刷革命使得欧洲出现了书籍与报刊的快速普及，推动了识字率的快速提高。有研究说，在英国，“截至1760年，35种地方报纸每周能卖出20万份，到1800年增加了一倍”
。但是，古登堡印刷术传到奥斯曼帝国之后，就受到统治集团与保守宗教力量的抵制，甚至使得这种先进的印刷技术差不多晚了400年才被普遍接受。
奥斯曼帝国对先进印刷术的抵制，不过是这个停滞帝国的一个侧面。
1800年，对大清帝国来说，是嘉庆五年。就在上一年即1799年正月，因执政时间过长而卸任皇帝职位的太上皇乾隆去世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也是在同一年去世的）。首次完全执掌大权的嘉庆皇帝在几天之内，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令抓捕乾隆皇帝时期的宠臣与权臣和珅，并将其赐死。根据流行的说法，和珅被清查和没收的家产折合8亿两白银之多，几乎相当于清廷10多年的财政收入。这就是民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由来。
1799年开始的嘉庆亲政，以扳倒权臣、清理贪腐开场，似乎给人以极大的期待。一位励精图治、立意改革的新君能否横扫清朝“康乾盛世”以来的诸种积弊呢？嘉庆的实际做法主要包括：逐步撤换支持和珅的高级官员并换上原先反对他的人，大规模地压缩宫廷开支和倡导政府厉行节约，广开言路号召官员上书言事，以及在省级官员中更大规模地起用汉族士人，等等。不能说这些改革或新政措施毫无作用，但按照一项权威研究的说法，“上层行政的改革不能医治19世纪官僚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弊病”。
实际上，到了乾嘉时期，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贪腐现象已经无孔不入，几乎支配了整个官僚体制。和珅现象不过是其中最为严重的个案。同一时期较为严重的贪腐大案包括直隶藩司的虚收税银案、工部的假印大案、江苏的冒赈大案、治河衙门的河工贪污案，等等。
对于官僚系统的普遍贪腐，大清皇帝的主要做法无非是加强惩戒，除此以外似乎别无他法。而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对此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认知。比如，活跃于18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说：“任何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边界的地方为止。”
孟德斯鸠开出的政治药方，则是分权制衡。这是完全不同于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国家的政治模式。
当然，无论是嘉庆皇帝还是当时的清朝统治阶层，都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政治认知。他们在当时甚至对具体政治问题之外的帝国危机都还没有什么感知。就内部来说，到1800年为止，清朝统治确立已经超过了一个半世纪。按中国传统史观，这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大体可以用“卓有成效”来形容。爱新觉罗皇室既完成了入关与统一中国的大业，又克服高层政治的危机，还成功平定了三藩之乱（1681年），征服了西北的准噶尔汗国（1759年）。在此期间，由于政治相对稳定、耕地不断开拓以及国外农作物的引入，中国人口总量出现了剧增，竟然从清初的1.2亿竟然增长到了1850年的4.3亿。
从1661年康熙继位到1799年乾隆去世，这一时期还是清朝历史上长达130余年的所谓“康乾盛世”。这一切似乎意味着大清帝国逐渐进入了一个太平无事、岁月静好的时期。
然而，各种根本性的危机正在累积之中。除了上文提到的官僚系统的普遍贪腐，清朝人口剧增也带来了巨大压力，漕运系统则日益衰败，货币和税收系统趋于紊乱。从1796年开始，川、楚、陕、豫等地又陆续爆发了规模较大的白莲教起义。
在观念上，明清之际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曾对君主制和中央集权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与反思。但是，到了雍正与乾隆时期，文字狱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士人和学界开始回避现实政治与经世致用，转而埋头于古籍和考据。这使得中国的观念更新或革命变得更难发生。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时局的判断不唯独取决于时局本身，还取决于选择何种参照系。如果以明朝作为参照系，此时的清朝似乎并无大碍。但是，如果以同时期的英国作为参照系，那么清朝已经沦为一个停滞不前且不思变革的帝国。清朝依然是一个农业经济支配的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君主制与官僚制依然是整个社会的重负和发展的约束条件。如果不是外力的冲击，除了统治的衰朽趋势，很难想象清朝的未来会出现根本性的改革或进步。
就对外政策来说，1800年的清朝基本上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即限制跨国贸易的发展，具体包括对进出口船只、贸易物品实行管制，实行公行制度，并制定了许多限制外商行动的规定。乾隆后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1793年以乔治·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访华。
派出这一使团的，恰恰是开篇提到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乔治三世在致乾隆的信件中讲到，国际贸易对英、中两国均有好处。马戛尔尼则代表英国向乾隆和清廷提出了几项通商要求。其间的一个重要事件，是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是否该行磕头礼，双方一度发生严重争执。这一事件的背后，是自由平等的近代英国观念与君权至上、尊卑有序的大清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
对于当时的乾隆与清廷来说，他们不仅无法理解自由贸易与通商的重要性，而且仍然以“天朝上国”的心态对待英国使团。乾隆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外交文书中说：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贡使等安程回国。
但实际上，在中国考察五个多月的马戛尔尼早已看出大清帝国的落后，包括知识浅陋、吏治腐败、人民困苦、军力衰微。马戛尔尼在私人日记中这样说：
（满清）自北方满洲鞑靼人最后征服以来，至少在这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甚至在后退；而在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实际变成了半野蛮人。正是因此他们保持了半罐子水通常有的自大、自负和自傲，而且，尽管在他们和使团交际期间感觉到我们在许多方面比他们强，他们仍显得惊奇而不自愧，有时假装对所见无动于衷。在跟外国人交谈中他们毫无羞惭和自卑，反显得满不在乎，好像他们自己是优胜者，言行中找不到缺点和失误。
实际上，在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之后不到半个世纪，中英之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结果，大清这一天朝上国在跟西方的首次军事较量中一败涂地。对1800年的大清帝国来说，世界历史的行进很快就将使其首次遭遇它过去从未见过的对手。对帝国的君主、高级官员与士人来说，此时此刻外部世界的变化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