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上文已经讨论了18世纪英国和西方的政治、经济与观念系统，也讨论了18世纪非西方传统大国的政治、经济与观念系统。实际上，非西方传统大国后来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就源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之间的剧烈碰撞。特别是，当英国和西方启动工业革命之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尽管英国征服莫卧儿帝国、战胜大清帝国并不合乎互相尊重主权的国际正义原则，但就实力而言，这是一个更现代的政治、经济与观念系统压倒或征服了一个前现代的政治、经济与观念系统。这也是立宪政体与议会政治相对于传统帝国与君主统治的优势，是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相对于小农经济与农业文明的优势，是自由观念与科学精神相对于权力本位与蒙昧状态的优势。
从人类政治的宏观演化来看，欧洲的兴起不仅在于改变了它本身，还在于它改变了整个世界。从1492年地理大发现开始，欧洲一代代的航海家、冒险家、殖民者、贸易商人、投资者、统治者、将领与士兵不断地去发现和开发新世界，并试图将他们所能找到的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以及尚未文明开化的地区，全部整合进他们所开创的现代世界体系之中。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英国和西方不仅有着更强的交通技术、通信技术、武器装备、工业制造能力来推进它们想要的全球化，而且对原材料的需求和对商品销路的需要，也给了它们更大的动力来推进全球化。
所以，跟西方兴起相同步的是西方在全球的扩张。英国历史学家拉姆齐·缪尔在1917年出版的书中这样说：“欧洲文明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一直是近代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它构成了过去400年历史的重要内容。”按照缪尔的观点，欧洲的这种全球扩张源自四个主要动机：统治其他地区的民族自豪感、攫取商业利益的欲望、宗教与政治狂热以及为过剩人口找到新的家园。
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观点则来自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在1848年的经典文本《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说：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尽管他们论述的主要是欧洲在全球扩张的商业与资本动力，而没有充分讨论这种扩张的政治动力，但在这一论述中，这种扩张的结果仍然是政治性的，包括打破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最顽强的仇外心理”，“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且最终来说欧洲“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了崭新的“一个世界”。
综上所述，对英国和西方世界来说，18—19世纪，它们大体上完成了三件事情：一是启动了工业革命，完成了自身的初步现代化，使自己遥遥领先于非西方传统大国与其他地区；二是在军事上普遍地战胜了非西方传统大国——更不用说尚未文明开化的地区了，由此英国和西方成了世界体系中的支配者；三是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充分全球化，并根据西方人的历史、理念与规则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
正是在英国和西方进行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发生了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碰撞，也导致本篇开始就讨论的非西方传统大国的政治危机。跟英国和西方在全球体系中扮演的角色相反，18—19世纪的非西方传统大国开始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显然，它们已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落后国家”和国际竞争中的“失败国家”。这种落后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作为表象的人均收入水平、工业化水平和技术能力等，还是作为根源的政治、经济与观念系统，18—19世纪的非西方传统大国都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和西方国家。这种失败也是显而易见的。英国几乎赢得了1816—1913年与非西方传统国家之间的每一场战争。反过来说，就是非西方传统大国在此期间几乎输掉了与相对较发达国家之间的所有战争。战场上的屡战屡败，确定无疑地告诉这些国家：它们已经是国际竞争中的“失败者”。
历史没有假如。但是，假如没有英国和西方的兴起，非西方传统大国在18—19世纪的政治命运将会被彻底改写。或许，这些国家仍然会在原有的既定轨道上演化，延续过去帝国兴衰和王朝更替的故事。而英国和西方的兴起则改变了一切。从结果上看，英国和西方的兴起，既给传统大国造成了重大危机，又给它们提供了新的可能。问题是，遭遇英国和西方兴起的挤压之后，几乎所有的非西方传统大国都经历了一个痛苦的选择过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与更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发生碰撞之后，非西方世界理应幡然醒悟，把实现现代化作为本国的未来发展道路。但是，对当时许多传统大国的精英与民众来说，这一点并非显而易见。它们大体上都经历了一个危机—反思—论争—选择的过程。
以现代眼光来看，非西方传统大国当时面临的内外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真实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危机是逐渐显现的。传统大国的精英与民众——主要是精英们——常常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这场危机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尽管英国使团给大清帝国带来了300箱英国的工业与科技产品，但乾隆皇帝与帝国统治精英们并没有即刻意识到危机其实就在眼前。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只有当政治危机变得愈发直接而深重时，特别是当传统帝国在外部遭遇战争失败，在内部遭遇政治叛乱，或者说它们的政治统治变得日益艰难时，它们才迎来了真正反思与觉醒的时刻。这种反思与觉醒的核心观念，是承认自身的落后与失败，同时正视英国和西方的发达与领先。但这个过程往往还伴随着复杂的思想论争。这种论争往往有着三个要点：一是到底向英国和西方学习什么？许多传统帝国就技术、制度与文化三个层次或者政治、经济与观念三个领域进行了许多争论。二是传统帝国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这也涉及对帝国政治危机的不同理解。三是传统帝国应该确立何种发展目标与愿景？这往往涉及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放弃或保留自己的传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学习与吸收英国和西方的先进技术、制度与文化。由于制度与观念的双重约束，特别是帝国政体模式与精英认知模式的束缚，几乎所有的传统大国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摇摆过程。统治者与政治精英们常常纠结于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改弦更张，思想家与知识精英们则常常在自身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科学、知识与观念之间游移不定。
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件，就是许多传统大国都进行过面向西方与现代化的改革运动，参见表1.10。各传统大国的改革运动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在技术、制度与文化三个层次或者在政治、经济与观念三个领域有着不同的组合，在传统与现代或者自身与西方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比例选择。一般来说，这些改革运动既可能产生较为显著的绩效——特别是当主要统治者与精英阶层有相当的改革共识之时，又可能收效甚微——这往往跟主要统治者在改革问题上的三心两意或精英阶层关于改革缺乏共识有关。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改革能否让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摆脱内外政治危机，进而走向国家的重生呢？表1.10显示，这些改革运动尽管在绩效与成果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就结果来说，往往没有让这些传统大国走出严重的政治危机，亦无法走向真正的国家重生。
这项研究把改革视为一个国家在既有政治权威与领导层主导下的变革或近代化运动。然而，表1.10显示，对非西方传统大国来说，既有政治权威与领导者主导下的改革运动即便可以产生相当的成效，但最终来说往往无法使其真正克服已然摆在面前的政治危机。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危机还在不断地加重——尽管每个国家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一个根本性的目标，那就是非西方传统大国必须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否则，它们既无法解决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无法在一个已然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体系中实现政治生存。在与英国和西方世界发生碰撞之后，非西方传统大国的唯一选择，不是在既有政治模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彻底的改弦更张，奋起直追，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努力推进工业革命和全面的现代化。
问题是，危机重重的传统大国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愿景，绝非易事。直接原因是，它们无法在一个可以选择的理想化的环境中寻求全面现代化，而只能在一个现实的、在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中寻求全面现代化。从结构上看，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至少面临着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约束条件。就内部约束条件来说，非西方传统大国演化到18—19世纪的这一整套政治、经济与观念系统，并不是为工业革命和全面现代化准备的。就外部约束条件来说，它们面对的是一个英国和西方遥遥领先的国际格局以及由英国和西方根据自身规则所创造的现代世界。由此推断，它们寻求全面现代化的道路也不会是平稳而顺畅的。这正是本书下一章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