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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和西方在近代早期逐渐发生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与观念变革，并在18—19世纪开始启动工业革命之时，大部分的非西方传统大国还在已经延续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政治逻辑支配之下重复着过去的生活。在19世纪之前，对大部分非西方传统大国来说，它们要么尚不知道英国和西方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要么对这种重大变革似懂非懂且无力做出有效的反应。在本书关注的主要非西方传统大国中，俄罗斯或许是一个主要的例外。在17世纪末18世纪早期，彼得一世就带领俄罗斯开启了首次面向西方的近代化改革，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甚至还显著缩小了跟西欧主要国家在经济、技术与军事上的差距。但是，彼得一世之后，俄罗斯并未延续面向西方的改革之路。自从英国18世纪晚期率先启动工业革命之后，俄罗斯跟英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又拉大了。
正如上文分析的，18世纪的英国和西方已经处在一个较为现代的政治、经济与观念系统之中，而非西方传统大国还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前现代的政治、经济与观念系统之中。实际上，当时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在内政与外交上的基本状况，是欧亚大陆的人类政治长期演化的结果。
首先，就政治系统而言，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大体上呈现出某种帝国的政治形态。俄罗斯帝国、大清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伊朗恺加王朝都符合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帝国特征，19世纪初在埃及兴起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法理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但其实是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的王国。当它后来开始在北非、阿拉伯半岛、地中海沿岸东征西战，甚至开始挑战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权威时，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俨然就是一个帝国了。
在前现代社会，国家演化出现了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城邦国家（city-state）、一般国家（state）和帝国（empire）。
帝国的特征不仅在于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还在于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和战争来实现疆域扩张，控制与统治异质性较高的不同民族，采取帝国中心区域的直接统治与外围区域的间接统治相结合的统治方式等。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可能是公元前9世纪到前7世纪在今伊拉克北部底格里斯河西岸兴起的亚述帝国。此后，从中东到欧亚大陆又陆续兴起了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等主要帝国。由于规模与武力的优势，帝国一旦兴起之后就容易在其邻近地区处于支配或主导地位——直到其他新兴帝国崛起之后，将其击败。
珍·波本克与弗雷德里克·库伯这样讨论帝国在人类政治演化史上的重要性：
帝国是一种耐久性显著的国家形式。奥斯曼帝国持续了六百年；而在长逾两千年的时间里，接连更替的中国王朝传承了帝国的衣钵。罗马帝国在西地中海地区行使权力长达六百年，而其东部分支，即拜占庭帝国则持续了千年之久。进人20世纪后甚至将来，人们仍会想起罗马是一种辉煌和秩序的典范；俄国在数世纪里对各具特色的人口保持着帝国的统治方式。相比之下，民族国家则如历史地平线上的一个光点般出现，这一国家形式新近从帝国的天空下显身，它对世界的政治想象的掌控可被充分地证明是局部的和短暂的。
基于上述讨论，这里可以总结出三个要点：第一，在英国和西方兴起之前，帝国是欧亚大陆的支配性政治力量；第二，跟欧洲民族国家相比，欧亚大陆的帝国往往拥有更加悠久的历史和相当复杂的政治体系；第三，在遭遇英国和西方之前，帝国本来是一种长期延续且高度自信的政治形态。
除了身为帝国，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在政治系统上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普遍地采用君主统治模型。无论是离欧洲较近的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还是距离更远的伊朗恺加王朝、莫卧儿帝国、大清王朝，均以君主统治模型作为基本的政治模式。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曾总结君主统治模型的四个主要特征，分别是：
第一，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在王国或帝国之内，君主统摄政治与军事大权，拥有行政、财政、人事、军事、司法等所有统治事务的最高领导权与最终决定权。……
第二，君主权力在法律上不受约束。这并不意味着君主权力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的权力或力量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但在君主统治模型之下，君主权力在法律上是不受约束的。因为从法理上讲，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
第三，君主一般实行家族继承制。家族继承制一般又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主要模式，跟兄终弟及相似的模式还包括叔终侄继等。……如果比较游牧政权与农耕政权，就会发现，游牧政权往往更多是兄终弟及模式，以及较为相似的叔终侄继模式，而农耕政权往往更多是父死子继模式。……
第四，君主只是一个普通的肉身。尽管不少君主雄才伟略，在体力、智力与能力上异于常人，并且君主制的礼仪往往还有美化和神化君主的功能，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君主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肉身。……君主不仅面临着所有普通人都会面临的生老病死问题，而且他有普通人的需要、欲望与情感，甚至也很难避免普通人的诸种弱点。
从历史经验来看，以君主统治模型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传统帝国，大体上都不能摆脱两个政治定律：一是扩张与收缩或统一与分裂的交替，二是王朝政治的治乱兴衰周期。当以君主为首的帝国高层统治集团有能有为时，帝国就倾向于扩张和统一，国家治理就进入“治”和“兴”的周期；反之，帝国就倾向于收缩和分裂，国家治理就进入“乱”和“衰”的周期。
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特点，关键问题还在于君主统治模型作为政治模式的基本特质。一方面，君主制帝国的稳定性与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君主本身。然而，在知识、能力与德行上均能胜任君主职位的统治者并不常见。进一步说，君主权力本身并不像现代共和政体之下依赖于一整套民主流程的程序合法性，而是依赖于君主传统与继承的合法性、君主统治的有效性以及君主掌控实际政治与军事权力的能力和实力。
这样一来，并非每个君主都有能力来维系帝国政治的稳定性与有效性。随着不同君主的继承与更替，帝国政治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就会有所波动。
另一方面，君主统治模型之下的帝国与王朝始终面临着一系列内部与外部的政治挑战，内部挑战主要包括经常性的君主继承与权力之争、高层反叛的可能性、地方势力崛起的挑战、底层抗争与起义以及官僚体系的效能衰减与腐败，等等；外部挑战主要包括周围国家的武力冲突与战争以及其他帝国的远距离入侵，等等。所有这些都给君主制帝国与王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使其更容易从一种相对稳定而有效的治理走向衰败、混乱乃至崩溃。当一个帝国不能承受这些内外政治挑战带来的巨大压力时，就可能走向瓦解与垮塌。
上述讨论是对非西方传统大国的帝国政治形态与君主统治模型的一般理论分析，具体到每个国家，实际的政治情形是千差万别的。但这些具体的千差万别背后，非西方传统大国大体上都符合这里的一般理论分析所呈现的政治逻辑。从18世纪到19世纪，无论是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还是莫卧儿帝国、伊朗恺加王朝、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都呈现出类似的政治特征。
其次，就经济系统而言，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大体上是农业经济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前现代化的手工业与牧业也占据着一定的份额。这其实是前现代社会的一般状况，而非这些传统帝国的特殊情形。到18世纪为止，除了英国和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开始展现某种前所未见的全新气象，其他国家与地区还在重复着千百年来农业社会的生产、劳作与生活方式。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同样以农业（或许还有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绝大部分劳动力均以农业为生，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而非城镇。所以，这些传统大国的城市化率还非常低，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也是农业、土地和农民。
如果将英国和西方18世纪的经济制度、工商业与金融业的制度创新作为参照系，就会发现，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普遍没有发展出较为现代的经济与金融制度安排。在企业与公司制度、资本与风险控制制度、银行保险制度、金融与资本市场规则等方面，这些传统帝国尽管并非毫无建树，但它们普遍没有发展出西欧式的机构与制度创新。
跟经济发展阶段和复杂制度创新相比，同样重要的经济因素还包括这些传统大国的政商关系。政商关系，其实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说法，其实质是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资本之间究竟是前者支配后者的关系，还是两者较为平衡的关系。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制度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政治权力的性质与范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上文曾提到，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对一个国家来说，社会剩余（social residual）的流向是决定经济增长与否的关键因素，而它往往会受到不同政治统治模型的影响。进一步说：
如果普通民众与企业家无法控制社会剩余，而是由君主或国家来控制大部分的社会剩余，那么他们大概率是不会拿社会剩余去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社会剩余落到了君主手中，君主要么用于扩充军队与官僚系统——这可以提高君主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的能力，要么用于兴建奢华宫殿和个人享受——许多古代帝国或王国的君主都拥有让现代人瞠目结舌的奢华宫廷。而只要君主权力至高无上且不受法律约束，他实际上就拥有最终的剩余索取权。如果统治者能任意处置其臣民的财产——无论其贵族、大臣的，还是其地主、工商业者和普通农户的，社会剩余大概率上就会从经济的或生产性的部门，持续地流向统治的或非生产性的部门。这样，生产性部门就缺少实现持续增长和推动创新的经济资源，进而难以实现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突破。
实际上，政治权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对社会剩余的支配，是许多非西方传统大国的基本特征。由此，这些大国在经济系统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普遍陷于长期的相对停滞状态。这种相对停滞即便不是总量意义上的，至少也是人均水平意义上的。到18世纪，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在经济上止步不前已经有许多个世纪了。这里借用麦迪森关于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历史数据来进行比较，参见表1.8。该表尽管没有包括本书关注的每一个主要传统大国，但至少包括了俄罗斯（用前苏联时数据替代）、印度、中国这三个传统大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数据。该表显示，1500—1820年这320年间，大体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两个半世纪，俄罗斯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1%，中国和印度在此期间则基本是零增长，印度甚至还发生了轻微的衰退。同一时期，英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0.27%——这一数据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还很低，但至少是俄罗斯增速的2.7倍。1820—1870年这半个世纪中，英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6%，而同一时期的俄罗斯、中国、印度则分别仅为0.63%、-0.25%和0.00%。该表没有专门提及或单列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伊朗和埃及，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大体可以参照俄罗斯、中国与印度的数据。
那么，究竟如何解释这种经济停滞呢？笔者基于社会剩余的流向为此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一个社会要想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有赖于社会剩余持续地转换为新增投资。只要统治者可以不受约束地控制或汲取社会剩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中原本可以用来作为新增投资的社会剩余，会被不断地转化为统治租金。结果是，社会剩余这部分财富就会不断地由生产性部门转入非生产性部门。这样的社会就更难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就无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关于政治权力性质、社会剩余流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两种不同模式，参见图1.2。由于缺少立宪主义的政治框架，统治者在这些传统帝国中实际上始终控制着社会剩余的最终索取权。结果就是，社会剩余源源不断地从生产性部门流入非生产性部门，转化为统治租金，而无法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新增投资与资源，从而导致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局面。这是许多非西方传统帝国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而无法实现经济水平向上突破的基本逻辑。实际上，在跟西方发生剧烈碰撞之前，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与技术早已陷入了停滞，俄罗斯等其他传统帝国的情形也大同小异。
再次，就观念系统而言，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的原因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但它们总体上又共享着某种前现代的观念体系。现代化理论学者过去常常将不同社会区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两种社会之间的观念差异，也被视为传统观念体系与现代观念体系的不同。有学者将传统观念体系与现代观念体系的差异总结为10个主要方面，包括中心、因果性、控制、时间、身份、权力、人际关系、角色、自我表达、价值观等，参见表1.9。由此可见，传统观念体系与现代观念体系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如果18世纪的英国和西方更接近于右侧的现代价值观，那么同时期的非西方传统大国则更接近于左侧的传统价值观。
下表是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观念体系差异的一般讨论。如果要对比上文讨论的英国与西方的观念体系的基本特征，那么到18世纪为止，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的观念系统大致可以总结为三个差异很大的基本特征，即权力本位、生存取向与蒙昧状态。权力本位与生存取向是传统帝国的人们在人与人关系上的基本观念，而蒙昧状态则可以恰当地描述人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基本观念。
非西方传统大国一般都是基于君主统治模型的帝国，依赖于一套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该政治系统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君权至高无上，以及相应的各级主要官员都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实，这种政治系统及其特征，已经在这些国家延续数百乃至上千年了。久而久之，这些传统帝国就形成了一整套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又有着多个不同的面向：一方面是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和掌权者的专断风格，另一方面是普通民众稳定预期的缺乏、安全感的缺失和普遍的恐惧感；一方面是高层统治集团对于政治权力的捍卫与争夺，以及由此带来的周期性动荡，另一方面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远离政治，难以施加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方面是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对社会与市场部门的渗透，另一方面是社会与市场部门需要时时寻求来自政治权力的庇护。总之，在这样的社会，人们可以感知到政治权力无处不在，同时却无法预见它将以何种方式介入或干预人们的正常生活。
实际上，对欧亚大陆许多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就重复着这样的生活，甚至都不会意识到其中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文化有问题，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社会模式与观念体系。正是因为跟18世纪英国与西方的自由观念相比较，权力本位观念的特征与缺陷才显得一览无余。
与权力本位观念关系密切的是生存取向型的价值观。由于法治尚未确立，个人与法人的权利、财产都没有得到确定无疑的保护，所以，许多人能时时感知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正因如此，如何在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期性中求得生存，就是一个重大问题。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强调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尊重，而这往往有赖于一个有权利保护、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的社会，有赖于一个法律不断成长的社会。相反，生存型价值观首先在乎的就是谋求自己与家庭成员的最大生存机会。这种价值观的塑造，既来自于这些传统帝国相对和平时期权力的专断意志和社会的无规则性，又来自于这些传统帝国周期性动荡时期朝不保夕的生活与丛林法则的支配。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欧洲近代科学革命兴起之前，世界其他地区普遍处于蒙昧状态，关于自然环境、物质世界、地球、宇宙与人体等方面的知识，人们所知甚少。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很大一部分是基于迷信或宗教的解释。当重大自然现象发生时，人们往往将其归结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人类尽管每天都能观望日月星辰，每年都要经历风霜雨雪的洗礼，一生都在面对生老病死，却不知道这些自然的、气候的和生命的现象背后的原理或原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知识系统，无论他是君主与将军，还是学者与平民，他能够感知的是这个世界的神秘感和不可知性，进而产生无法凭借自身理性与逻辑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无力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帝国在科学与技术上毫无建树。实际上，依靠千百年的累积，许多传统帝国也可以在主要注重经验的技术领域取得相当的成就。但是，这些技术成就往往有着严重的缺陷。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讨论这些主要不依赖于科学原理的技术成就：
在古希腊人之外的前现代世界，科学并非毫无进展，但大部分的“科学”成就大体上是技术意义上的。跟科学相比，技术的优长不在于对原理的发掘，而在于应用理性和实践技艺。这种应用理性和实践技艺，可以不依赖于原理性的科学发现，而只需凭借不断累积和改善的人类经验。比如，人们无须搞懂地球磁场的原理，而仅凭经验累积，就能发明可指示方向的罗盘或指南针。再比如，人们亦无须搞懂爆炸或火药的科学原理，而凭借意外事件与反复实验，就能发明与制造火药。
由此看来，即便没有重大的科学发现，技术上的进步也是能够实现的。但是，没有重大的科学发现，没有科学原理做支撑，技术上的进步总归是有限的。按照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的说法，中国15世纪之前在技术上还领先于欧洲，为欧洲和世界贡献了印刷术、火药、磁罗盘、机械钟、铸铁法、马镫、运河水闸、定量制图法等上百种重要的技术发明。但古代中国由于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仅凭借经验累积和试错改进的路径，技术进步后来就遭遇一个无形的天花板。
这意味着，即便这些传统帝国在许多技术领域可以取得相当的进展，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科学认识仍然十分有限。没有欧洲近代科学革命意义上的科学突破，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总的来说还停留在蒙昧时代。对非西方传统大国来说，科学革命、理性精神与基于推理和实证的逻辑思维都是来自外部世界的舶来品，而不是他们习以为常或易于接受的历史传统。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与观念系统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单个机械系统，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或者说是一个互相作用的整体。这一点，无论对于英国和西方国家，还是对于非西方传统大国来说，都是如此。当非西方传统大国首次遭遇英国和西方国家时，最初感受到的是“船坚炮利”。“船坚炮利”是军事优势，可以被视为经济系统的一部分，代表着优越的工业与技术能力，但它只是英国和西方世界整个经济系统的表象或结果。支撑“船坚炮利”、并使之成为现实的，不仅是整个经济系统，还有与整个经济系统相辅相成的政治系统与观念系统。
对这些传统帝国来说，当它们首次遭遇英国和西方的“船坚炮利”，并试图通过一场重要的改革运动向英国和西方学习时，其中的主要困难，就是它们需要改善的不只是制造船舰与火炮的工业和技术能力，而是作为整体的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与观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