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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非西方传统大国在18—19世纪所遭遇的政治危机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是一个典型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作为旁观者实际上还加上了时间这一重要的维度。21世纪的学者和读者容易认识到的危机，在18—19世纪非西方传统大国的政治家、高级官员和思想家眼中，可能并非同样的危机。实际上，对1800年生活在非西方传统大国的人们来说，他们固然对自身的国家、制度与文明都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是他们对英国与西方国家的了解非常有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其实并不真正理解自己的国家在全球文明和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
上文已经讨论，如果从国别史出发，就容易认为每个传统帝国的危机都是特殊的，但如果着眼于全球视野或跨国比较视角，就会发现许多非西方传统大国遭遇的其实是普遍性的政治危机。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这种政治危机呢？为什么所有非西方传统大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某种重大危机呢？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视角：一是国别研究的路径，二是理论研究的路径。前者常常把不同国家遭遇的政治危机作为一个特殊的国别问题来处理，后者则更倾向于把不同国家遭遇的政治危机作为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来研究。
这里先讨论国别研究的路径。国内学者与读者比较熟悉19世纪的中国遭遇西方之后为何会面临全面政治危机的理论解释。按照目前的主流研究，中国之所以会落后于西方，大清帝国之所以会遭遇全面的政治危机，主要原因包括：清朝中央权力衰微与地方势力崛起，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压力，官僚系统中的恩惠庇护制度与普遍的腐败，清朝河工、漕运与盐政制度的危机，货币与税收制度的混乱，儒家思想的保守性与各方面的因循守旧，边疆危机带来的政治压力，君主专制的弊端与王朝政治的周期循环，等等。
两项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指出，19世纪的中国遭遇西方的冲击及其整体性危机，是传统帝国与新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之间较量的后果。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危机，现有的主流研究认为，苏丹继承制度的缺陷及其导致的后世苏丹缺乏必要的素质和能力，军事模式的落后以及近卫军逐渐成为保守的政治力量，帝国中央权威的下降与地方分裂势力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崛起，官方宗教伊斯兰教日趋保守，周围主要大国不断施加的政治压力，等等。
还有研究特别强调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政治改革由于受到诸种约束条件的限制而很难获得成功。
跟大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相比，伊朗遭遇的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统治伊朗整个19世纪的是从四分五裂的政治竞争格局中崛起的恺加王朝（即卡扎尔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中，恺加王朝在1789—1925年这一个多世纪中，仅能勉强维系对伊朗大部分领土的政治统治，而无力将伊朗发展成为一个近代化国家。伊朗最终陷入重重危机的主要约束因素包括：伊朗时常陷入跟俄国、英国等国的冲突，中央权威常常需要应对来自地方势力的挑战，恺加王朝王权及其继承的不稳定性，伊斯兰教什叶派抵制面向西方和现代化的改革，等等。
埃及尽管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但自从希腊化时代以来，就是一片不断被外族征服的土地。18世纪的埃及本来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份，其首席行政官是奥斯曼苏丹任命的总督——这种法理关系后来还维持了很长时间。但由于1798年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的入侵，这种权力平衡被打破了。随后，阿尔巴尼亚人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了埃及，成了埃及事实上的统治者，开创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埃及从1805年起变得相对独立，而后经历了近代化的政治努力及其挫败，再到1882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其原因大体包括：埃及不得不面对的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阿里及其继承者易卜拉欣试图大力推动埃及的西方化与近代化但又不得要领，阿里王朝政府债务管理的彻底失败，苏伊士运河既是埃及的资产又是埃及的负担，等等。
跟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相比，当印度遭遇西方时，统治印度大部分疆域的莫卧儿帝国本身正在走向衰败，并很快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来，马拉塔帝国一度在印度崛起，但同样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以也无法抵御后来19世纪英国人的进攻。当印度次大陆诸种关键政治力量都无法抵御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军队的入侵后，印度就彻底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就印度这方面而言，整个次大陆在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英国这方面来说，东印度公司的组织有效以及后来英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巨大优势，是英国能够轻易控制印度的主要原因。此后，印度民族主义逐渐觉醒，并在1857—1858年引发了印度民族大起义。但此时的英国已然完成工业革命，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印度就更不是这个“日不落帝国”的对手了。
跟其他非西方传统大国相比，俄罗斯的情况较为特殊。正如上文已经讨论，俄罗斯是一个介于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国家。正是因为如此，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比对其他非西方传统帝国要早得多。实际上，当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彼得大帝面向西欧的改革启动之后，俄罗斯跟西欧国家的差距甚至还显著地缩小了。然而，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于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启动工业革命之后，这种差距又拉大了。为什么19世纪的俄罗斯跟欧洲相比会成为一个落后国家呢？较为主流的研究常常归因于：沙皇制度的专断与落后，俄罗斯农奴制度的束缚与保守，俄罗斯跟西欧其他国家相比与英国的空间距离较远，规模和数量庞大的俄罗斯精英不愿意接受模仿西欧的现代化改革，俄罗斯跟东欧及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冲突，等等。
上述讨论都有重大意义，对我们理解各主要大国的政治危机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这些分析总体上把不同传统大国的政治危机视为一个个的特殊问题。与此不同，本项研究的基本观点是，这些传统大国的政治危机实际上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
跟国别研究相比，另一个研究路径是较重视理论研究。一度非常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将传统大国的政治危机视为转型过程中的阵痛。这种阵痛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布莱克就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社会的解体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危机。
亨廷顿把现代化视为一个革命的、复杂的、系统的、全球的、长期的、有阶段的、同质化的、不可逆转的、进步的过程。
这无疑展示了现代化问题的巨大复杂性。由此也可以推断，作为一个落后国家或落后大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然会遇到诸种严峻的困难或挑战。基于上述讨论，一方面，现代化的困难与挑战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另一方面，非西方传统大国跟西方在空间距离、族群宗教、语言文化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重大的政治危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政治危机，其实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危机。这大体上就是现代化理论对传统大国政治危机的理论解释。
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视角来看，自从英国和西方兴起并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来，西方就位于这一世界体系的中心，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是这一世界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区。
按照这种观点，19世纪的非西方传统大国大体上处在这一世界体系边缘与半边缘地区。这些国家的政治危机也跟它们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有关。在讨论中东的奥斯曼帝国、欧亚交界地带的俄罗斯以及离西方更远的印度和中国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借用了世界体系论的视角。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治危机，既是它们跟西方世界之间的发展差距决定的，又是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分工关系与结构所决定的。
国际政治理论则更关注这些非西方传统大国跟西方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与军事冲突。由于经济与技术差距而导致的战争失败，是许多传统大国遭遇严重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保罗·肯尼迪这样论述这一问题：
所有这些战争——不论在田纳西河谷发生，还是在波希米亚平原、克里米亚半岛或洛林的原野展开——都说明了一个总的结论：战败国是那些没有进行19世纪中期的“军事革命”，没有取得新武器，没有动员和装备庞大的军队，没有使用铁路、轮船和电报提供的先进的交通和通信，没有供养武装部队的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这些冲突中，胜方的将领和军队不时在战场上犯下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不足以抵消那个交战国在受训的人力、供应、组织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
综合上述讨论，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论与国际政治理论都为非西方传统大国遭遇西方之后的政治危机提供了特定视角的理论解释。这些解释都包含了部分真理，也是本项研究能够得以进行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理论解释对这种普遍而相似的政治危机的深入剖析，尚嫌不够。
那么，这种政治危机到底是何种性质的危机呢？如何理解导致这种政治危机的结构性条件呢？从逻辑上讲，这里涉及三个根本问题：第一，英国与西方的兴起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兴起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政治、经济与观念现象？第二，在遭遇西方之时，非西方传统大国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它们究竟拥有的是一个怎样的政治、经济与观念世界？第三，非西方传统大国遭遇西方并面临政治危机之后，它们可以做出何种选择？它们又面临何种内部与外部的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