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恐惧

这幅画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一些人认为它如此粗俗、亵渎神明而令人反感，以至于有抗议者在画上抹上了白漆，时任纽约市市长鲁道夫·W. 朱利安尼（Rudolph W. Giuliani）在抨击1999年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举办的那场颇具争议的“感觉”（Sensation）艺术展时，专门提到了这幅画，说它“令人作呕”。朱利安尼一怒之下冻结了这家德高望重的机构的城市资金，并威胁要把它从展望公园旁那个长期馆址上赶走。市长在博物馆随后提起的联邦诉讼中败下了阵，而英国艺术家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圣母玛利亚》（The Holy Virgin Mary）则成了轰动一时的艺术自由的标志。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我以为至少会感到一丝厌恶。

奥菲利是尼日利亚裔，他描绘了一个非裔嘻哈版的圣母，用金色闪粉、色情杂志上女性臀部和阴部的拼贴画，还有大象的粪便装饰而成，其中一坨象粪成了圣母的右胸，还有两块支撑着巨大画布两端的底座。底座上嵌入的黄色小针拼出了她的名字：圣母玛利亚。

虽然当时我就住在纽约，但直到几年后我才看到《圣母玛利亚》。当我第一次从远处观赏它时，奥菲利的“黑圣母”似乎经历了一种奇怪的转变。这些色情剪贴与其说是一眼认得出的情色身体部位，更像是耀眼的黄橙色天空中模糊不清的肉球，它们在油漆和闪粉的漩涡中熠熠生辉，而这些光线似乎是圣母头后方的太阳发出的。她直勾勾地看着我，安静而自信，身着一袭飘逸的蓝色连衣裙，裙子的末端是宝石色调的大叶子。她的姿势模仿了那些更传统的宗教圣像，就像奥菲利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看到的那些圣像，在那些圣像中，袒胸的白人圣母同样充满了性的能量。

奥菲利在获得奖学金前往津巴布韦旅行后得到了灵感，将大象粪便融进了他的艺术。在为明尼阿波利斯沃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er）的展览进行的一次早期采访中，他称他的媒介是一种“将风景带进绘画的粗鲁方式”，也是对现代主义艺术中常见的拾得艺术品的致敬。一幅更为抽象的作品《画上屎》（Painting with Shit on It），在金色的矩形和漩涡之上融入了这种媒介，它同样粗犷，同样引人入胜。奥菲利后来接受《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采访时表示，他同样借鉴他的非洲传统，使用了粪便，这是一种再生的文化象征。“它有一种难以置信地简单、却又难以置信地基本的东西，”他当时这样说，“它引发了大量解读和解释。”神圣而亵渎。粗俗且优雅。不堪入目却又鼓舞人心。

究其根本，屎在我们厌恶之物的名单上名列前茅。“在我们从世界各地的研究中收集到的所有引起厌恶的因素中，这可能是最普遍的答案。”已故的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环境健康小组的前主任、自称厌恶学家（disgustologist）的瓦尔·柯蒂斯（Val Curtis），在2020年去世前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告诉我。

她说，这种“讨厌因素”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研究人员已经在我们的屎中发现了大量致病微生物，从寄生虫和原生动物，到真菌、细菌和病毒，应有尽有。柯蒂斯假设，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对这种强大的疾病库的反感可能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那些没有远离它的人会更频繁地生病，降低他们繁衍的机会。“我们已经演化出了一种良性的恐惧感，使我们远离那些外部世界想吃掉我们的大家伙，”她说，“但我们同样演化出了一种良性的厌恶感，让我们远离那些想从内部吃掉我们的小动物。”

一种古老的机制被称为行为免疫系统，它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伤害而演化出来的；排泄物作为这种古老机制的焦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感知到自身易受死亡和疾病伤害这一点如何塑造了我们的厌恶。它作为了解我们现代世界的一个窗口，还阐明了这种机制如何被放大并利用，来告诉我们一些不必要的解决方案，用以摆脱那种“讨厌”的东西，或者通过给它们贴上令人厌恶的标签，让我们和那些“身外之物”反目成仇，也和自身的最大利益背道而驰。

如果说屎是一个不完美的英雄，那么厌恶就是它的陪衬：在适当的时候产生足够的反感能避免伤害，而在错误的时候有了太多反感就会适得其反。在未来关键的几年里，正如我们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了解的那样，卫生常识对公共卫生仍旧至关重要。但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粪便、我们自己的身体，没错，还有其他人身体里的粪便，开明的好奇心和实用性同样重要。了解我们为什么对屎如此反感，可能会帮我们重新规划我们的产出，让它成为自然界平常而有用的产品。我们也许能在害多益少的情况下克服那些讨厌因素，让自己不会被某些政客、伪科学家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洗脑，他们背信弃义、利用我们的情绪欺骗我们。

不仅仅是屎。厌恶可以针对从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出来的任何东西，比如血、汗、呕吐物、尿、精液、唾液。柯蒂斯说，人们常有的恐惧是，别人的分泌物和排泄物可能最终进入你自己的身体里。“因为他者是你的主要疾病来源，可能会让你生病，我们真的不想有他者的什么东西在我们体内。”我们自己的分泌物被排出后也不例外。“试试在一个干净的杯子里吐点口水，然后再喝下去！”她说。

她在《别看，别碰，别吃：厌恶背后的科学》（Don’tLook，Don’t Touch，Don’t Eat：The Science Behind Revulsion）一书中提出，我们的内在防御机制可能延伸到疾病的其他路标，比如身体不适的人汗涔涔、不修边幅的样子，腐烂食物的气味，还有老鼠、苍蝇和寄生虫的出现。柯蒂斯总共确定了7类人们会觉得讨厌的东西。她认为，所有这些东西都能与保护我们祖先免受疾病侵害的防御机制联系起来。一些心理学家将这些类别归纳成三大类，分别是病原体厌恶、性厌恶和道德厌恶。后两类的核心虽然同样是避免伤害的想法，但在强度和特异性方面往往更多变。一种文化中的禁忌，比如婚前性行为、在公共场合擤鼻涕或者吃青蛙腿，未必会在另一种文化中被禁止。不过总的来说，厌恶这种情绪是我们的“医疗设备”中最强效的那一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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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让你觉得厌恶？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像活跃气氛的话题，也是对我自己和朋友们某些特定的反感的一种赞叹方式。当我在脸书（Facebook）上问一些人这个问题时，他们列出了一些相当常见的触发因素，比如蛞蝓、口水、鼻涕、烂鱼、呕吐物和臭鼬屁。但也有醋、还没涂漆的木器、冷番茄汁、法西斯主义、青蛙、新鲜的木瓜、不真诚的恭维和菠菜罐头。

多组研究团队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对厌恶敏感性进行了测试，并将它纳入科学研究，或者以打印调查表的方式分发。这些测试通常要求参与者按照他们对一系列物品或行为的厌恶程度进行选择，比如形状像屎的巧克力、留在公共厕所里的大便，还有肛交，我做的测试表明，我的厌恶敏感性比一般的美国人略低。我在实验室和医院待了相当长时间，所以我对血液或死亡没那么厌恶。我也经常在住客离开后打扫我们后院出租小屋的厕所，所以我对其他体液也习以为常了。

但我无比反感碱渍鱼，这道菜是将干鳕鱼泡在碱液中，直到它黏稠得像鱼肉果冻一样，我在明尼苏达生活时，这道菜是圣诞晚餐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常见开胃菜。我还很厌恶蟑螂，住纽约时，蟑螂似乎会在地上或空中追踪到我。还有甜菜，对我来说，它带有一种铁加腐烂加泥土加绝望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厌恶自然唤起了一种情感反应。但为什么呢？

心理学家史蒂文·泰勒（Steven Taylor）承认，当他第一次硬着头皮给他刚出生的儿子换尿布时，他一阵反胃，差点儿吐了出来。“简直太恶心了。”他笑着说起自己有多反感。他下意识的厌恶，作为确实不完善的行为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可能与身体对自身防御缺陷的估算有关。“这基于一种想法，那就是，我们的生物免疫系统不足以让我们躲避病原体，因为我们看不到它们。病毒和细菌显然太小了。”泰勒告诉我。相反，我们能看见、闻到、尝到、摸到甚至听到的东西里，可能是病原体来源的，都引起了行为免疫系统的厌恶反应。

为了帮助测试厌恶是否确实是一种演化出的防御机制，生物人类学家塔拉·西彭-罗宾斯（Tara Cepon-Robins）和同事在面临高疾病负担的社区，测试了这种情绪的成本收益。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与厄瓜多尔东南部三个舒阿尔（Shuar）原住民社区合作。其中一个农村社区位于乌帕诺河谷，距离地区市场中心苏库阿约有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车程，这里已经迅速过渡到一种更为市场化的经济；许多居民卖农产品，当工人，住在铁皮屋顶、带有木制或水泥地板的房子里。另外两个社区位于库图库山脉以东，乘公共汽车和电动独木舟到亚马孙河支流大约需要7到12个小时。那里的村民更多以打猎、捕鱼、采集和园艺为生，他们住在泥地板的茅草屋里。

西彭-罗宾斯和她的同事向一个代表性样本群体提出了一系列共19个问题，这个样本群体包括三个社区的75位村民，这些问题改写成了适用于他们当地环境的版本。你对以下情况有多厌恶：光脚踩到粪便，在你的食物中发现一只蟑螂，徒手捡起一具动物尸体，有人吐在你的鞋上，喝没有牙的人做的奇恰（一种通过咀嚼木薯根的“果肉”制成的发酵饮料） ？

为了检验较高的厌恶敏感性能否保护他们，研究人员还测量了炎症的基于血液的标志物（BBMs）——这些炎症由细菌或病毒感染，或者蠕虫（可以通过粪便污染的土壤传播的寄生虫）引起。西彭-罗宾斯和同事发现，在厌恶敏感性更高的村民中，与细菌或病毒感染有关的炎症更少。事实上，他们的发现表明，更容易感到厌恶的个体，更有可能保护他们的整个家庭。“也就是说，如果你家人有很高的厌恶敏感性，防范他们周围的一切，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被感染，也不太可能传染给你。”她说。

生活在离集镇较近的社区的舒阿尔村民，比那些离集镇较远的同族人具有更高的厌恶敏感性。西彭-罗宾斯说，这说得通，因为有更多机会得到自来水、水泥地和独立厨房空间的村民，更容易防范病原体，而回避恶心的东西可能是有用的。没有自来水、住在泥地板房子里的人，则更难躲避病原体，所以更高程度的厌恶对他们而言就没什么用。

最初，让西彭-罗宾斯感到惊讶的是，更高的厌恶并没有保护村民免于寄生虫的侵害，这些寄生虫通常可以用肉眼看到。但比寄生虫小得多的虫卵，在通过粪便沉积在土壤中后，经过大约三周时间发育成胚胎后可以存活数月，并重新感染人类。到那时，污染的地方往往与周围的土壤没什么区别了。厌恶会权衡，在这个例子中，它似乎没有提供明显的优势：舒阿尔村民依旧依赖种植食物，而他们对寄生虫的厌恶想要发挥效果还需要囊括土壤，这就和他们在园艺上对土壤的依赖背道而驰了。

如果演化给了我们产生反感的一般能力，那么不同的文化线索，甚至面部表情，可以帮助补全让我们反感的东西的一些细节。在中国，母亲可能会用她的眼睛发出更强烈的厌恶信号，来警告一个“熊孩子”。在欧洲，母亲可能会调动整张脸做一个皱鼻子的表情。我还记得，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荧光绿色的“呀先生”（Mr. Yuk）贴纸也是这种表情。我父母把这些贴纸贴在我们在俄亥俄州家里的厨房和浴室水槽下放着的清洁用品上，表示它们很令人讨厌，最好不要碰。

如果没有这样的引导，小孩子觉得讨厌的东西的列表可能相当短。心理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广为人知的称号是“厌恶博士”）在1986年的一项实验中，对学步儿童不带判断的口味进行了格外生动的探索。他和同事发现，在他们两岁半以下的研究对象中，超过半数的孩子毫无障碍地吃下了一道叫作“小狗屎”的菜，它实际上就是花生酱加林堡软干酪和蓝纹奶酪。然而，稍大一点的孩子就不太可能狼吞虎咽地吃下它，这说明，他们已经知道了不吃什么。我家人津津乐道于一位表亲的故事，当他还是个学步儿童时，在明尼苏达州西北部父母的农场里无忧无虑地玩耍。他的“泥巴馅饼”原料实际上是牛粪，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感到厌恶。

兽医兼流行病学家戴维·瓦尔特纳-特夫斯（David Waltner-Toews）是《粪便起源》（Origin of Feces）一书的作者，他告诉我，我们对屎的具体反应可能反映了一段复杂且矛盾的文化史，它更多是基于地理环境的。他说，在乡村农业地区，粪便传统上与肥料有关，而在城市中心，由于官方强调了腹泻疾病相当危险，粪便就扮演了一种更邪恶的角色。这可以被称为牛粪与霍乱的二元对立。“我们离农场越远，就越只能看到威胁，而非机会。”他说。亚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城市中心与附近的农场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但对其他地方来说，排泄物就成了个问题，而不是一种解决方案。

问题和解决方案、反感与接受之间的钟摆，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摆动。在古罗马，体面的废物收集者被称为“stercorarii”，他们收集人类排泄物和动物粪便，并作为肥料出售［然而，清洁城市里著名的马克西姆下水道（Cloaca Maxima）的工作，显然被认为是更适合奴隶和囚犯的卑微劳动］。在1世纪，罗马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甚至对尿征税，也就是“vectigal urinae”；这种税早期由洗衣商缴纳，他们也叫作漂洗工，会购买公共小便池（其实就是放在商店前的罐子，顾客可以在里面大小便）里的东西。漂洗工将尿液作为洗衣时一种重要的氨来源（制革工人也用它来鞣制皮革）。维斯帕先从这种税中获得了收入，他也被公认创造了“Pecunia non olet”这句谚语，即“钱无铜臭” 。

但16世纪的巴黎还是臭的，接连颁布的法令旨在根除从窗户和门口倾倒夜壶的那种普遍做法，创造了一种不被污秽玷污的城市的幻觉（如果不是气味的话）。多米尼克·拉波特在《屎的历史》中写道，这些指令实质上是将废物管理私人化，从公共的大街小巷转移到了家庭厕所和粪池。这种迁移没能解决城市中潜在的卫生问题，但它通过罚款和税收充实了国库，并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香水商负责掩盖恶臭，专业的搬运工负责将它们迅速送走，不管是倒进河里，还是运到田间地头。

拉波特写道，通过农业炼金术，用一些城市垃圾种出的水果，重新出现在了城里的市场中。“对被埋没了几个世纪的古老习俗的回忆”可能引发了废物具有其价值（特别是作为肥料的价值）这一概念的复兴。但它也促使人们反常地背离了当代习俗：

投资有价值的废物，尤其是人类废物，就是一直在假装遗忘近年来的做法。它被认为是发现——或者更为贴切地说是重新发现——古老的模式。当得意扬扬的卫生学的高谈阔论在19世纪引入变废为宝的概念时，没有一个支持者用法国农村当时使用废物的新鲜案例来为它的农业效益辩护。

相反，他们在游历中国的游记中，找到了这项顶尖农业技术的合理解释。这种重复和复兴的模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明的肛门想象的摇摆：在历史上某一时刻占据厌恶之位的东西，在之前或之后并不一定会令人生厌。甚至还有一些微变化的例子，也就是对废物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恢复了先前的做法。

与我们自己的体液一样，我们对死亡的情绪反应也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波动。作者凯特琳·道蒂认为，在19世纪中叶，现代殡葬行业兴起之前，我们对死亡的景象更熟悉，对尸体的潜在“危险”也没那么害怕，除了少数传染性疾病，尸体并没有那么危险。

当然，环境格外重要。在医院或自然纪录片中看到死亡、血液或屎，可能没有在街角看到它们那么令人不安。令人生厌的场景和令人厌恶的坏蛋多年来一直吸引着电视和社交媒体观众：在安全距离之外的反感颇具娱乐性。不过，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过度敏感的警报比不够敏感的对我们要好得多，泰勒这样说道。容易生厌可能会帮助人们避免更多真正危险（和真的可以避免）的事情，尽管这可能引发大量误报。反过来，大流行或者其他被人们感知到的威胁，同样会提高厌恶敏感性。“我们更有可能变得‘神经质’。我们更想避免可能的传染源。我们更有可能在其他人身边保持警惕。”他说。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这种强烈的情绪甚至可能在接连不断的卫生纸恐慌性抢购浪潮中发挥了作用；2020年3月，一边觉得好笑、一边恐慌的澳大利亚人在推特上称它为#TolietPaperApocalypse（卫生纸末日）。诚然，商店最初可能被一扫而空，部分原因是人们度过工作日的地方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意味着关闭的办公室和工厂中实用的单层卷纸被束之高阁，而社会隔离的居民突然意识到，他们需要在家里使用更多的“豪华舒适”材料。人们很快就分享了关于在哪里可以买到Charmin牌卫生纸的可靠情报。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开始为超过20美元的食物订单提供免费卷纸。

不过，过度囤积，还有时不时为了四卷装卫生纸而大打出手，都促使人们更深刻地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些在紧急情况下除了保持屁股干净之外就没什么用的东西产生如此的感情。泰勒也是《大流行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andemics）的作者，他告诉我，他认为恐慌性抢购是那些已经对病毒感到极度焦虑的人避免更多厌恶感的一种方式。他表示，这种情绪被感染的威胁激化了，卫生纸因此成了压抑情绪的一种方式。在官方建议封锁期间储存两周的必需品的情况下，准备充分的卫生纸供应，确保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屎不会留下来恶心我们，而一想到纸用完之后会造成的痛苦，我们就有了囤货的动力。

有一种独立的人格特质被称为不确定性不耐受，它也可能在这个荒诞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泰勒说，没人喜欢不确定性，但有些人更难应付它。他指出：“大流行自然与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有关。”如病毒般传播的视频拍下了商店走道上接踵而至的混乱，这徒增了人们的狂热和生怕错过的恐惧。

西彭-罗宾斯说，厌恶敏感度似乎与我们的环境和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相适应。当我们可以控制周围环境中更多东西时，比如着了魔似的用力洗手、囤积成山的卫生纸，或者避免与其他人接触，高度厌恶和低度威胁之间的不匹配可能成为一种病态。厌恶会推迟人们上厕所的时间，特别是在工作或旅行期间，有时会对自身造成伤害。它与强迫症和一系列恐惧症有关，比如蜘蛛恐惧症，还有对血液或注射的无端恐惧。多项研究表明，厌恶敏感度高的人更容易产生惧外恐惧症、种族偏见，甚至对看起来健康状况不佳的人产生偏见。

泰勒解释道，对外国人的厌恶敏感度与对疾病脆弱性的感知有关：避免与他们接触可能有助于人们避免他们之前没有免疫力的新型病原体。反过来，当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8年将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国家贬低成“粪坑” 国家，并反复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时，他可能对其他具有种族主义或者惧外倾向的人起到了一种去抑制作用。换句话说，厌恶可以传染，也能变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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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历史学家兼民俗学家阿德里安娜·梅厄（Adrienne Mayor）在《希腊火药、毒箭和蝎子炸弹：古代世界的生化武器》（Greek Fire, Poison Arrows, and Scorpion Bombs: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arfare in the Ancient World）中介绍的那样，心理战应该至少在历代的一些粪便武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斯基泰是一个来自东欧和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战士部落，因致命的弓箭手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倒钩箭而名扬四海。他们也是已知最早的用屎作为武器的社会之一。公元前4世纪，斯基泰人将他们的箭头浸泡在一种叫作“斯基康”（scythicon）的混合物中，那是一种包含了人类血清和动物粪便、毒蛇毒液和腐烂的毒蛇尸体的腐败混合物。这些斯基泰人并不是在胡来。不致命的刺伤依然会为坏疽和破伤风感染提供沃土，随后就让受害者死亡或者无法动弹。正如希腊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没有被毒物射中受伤的人，也要忍受那种可怖的气味”。

在12世纪的中国，一台改装后的弩炮可以发射一种被历史学家斯蒂芬·特恩布尔（Stephen Turnbull）称为“排泄物投石弹”的东西，其中包含火药、干燥的人类粪便和装在陶瓷容器中的毒药。这种精巧的设计在撞击时可以释放有毒烟雾，是一颗字面意义上的脏弹 。在中世纪，欧洲的入侵者将鼠疫患者的尸体、他们的粪便或者两者一起，投射进敌人的城堡墙里，发动生物攻击。在一些情况下，被污染的尸体成功传播了黑死病，但中世纪的医学理论认为，导致疾病的能力来自腐烂有机物的恶臭，而不是尸体本身。

瘴气理论认为，“糟糕的空气”通过瘴气（miasmata，由腐烂或感染的物质释放出的有毒蒸气）引起疾病，这种理论持续了几个世纪。毫无疑问，它促成了16世纪的巴黎法令，直到19世纪中期，瘴气仍然被广泛认为是造成霍乱的原因。根据公共卫生研究人员的一种解释，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英国的卫生运动正是从瘴气理论专家身上获得了力量，这些人狂热地相信疾病可以通过“传染性的雾气或城镇污物中散发出的有毒蒸气”传播。因此，预防疾病需要采取新的卫生措施，“清理街道上的垃圾、污水、动物尸体和废物，这些都是城市生活的特点”。

19世纪最大的讽刺之一是，人们对城市气味（尤其是人类排泄物气味）的反感如何巩固了瘴气理论，并积极促成了数次霍乱流行；并且在流行中，顶尖的瘴气理论专家把警告危险的气味误认成了危险本身。图书《死亡地图》（The Ghost Map）讲述了1854年席卷伦敦苏活区来势汹汹的霍乱爆发，作家史蒂芬·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其中介绍，“瘴气理论在19世纪始终存在，那既是一个直觉问题，也是一种智性传统。在一篇又一篇有关瘴气的文献中，论述都与作者对城市气味发自肺腑的厌恶密不可分”。

无论多么离谱，人们普遍认为的致病因素，都强烈影响了令他们感到厌恶的东西。这很重要，因为它表明，让人们更好地识别真正的威胁［在这个例子中，是被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污染的水］的新信息，可以帮助转移厌恶的焦点，或者冲淡对无辜“受害者”的厌恶。例如，在维多利亚时代人口密集的伦敦和纽约，一些瘴气理论专家认为，体质上的缺陷或者道德上的不足，会让城市中的贫民更容易受到有毒空气的影响。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帮助确认了一处被污染的水泵是疾病暴发的源头，不到十年后，法国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提出疾病的细菌理论，越来越多地证明问题在于有害的细菌而不是“糟糕的空气”。但瘴气理论的经久不衰同样表明，有影响力的人如何利用公众的恐惧和困惑，让人们的反感对准替罪羊或者反对者。

2017年，澳大利亚媒体和文化研究者迈克尔·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详细介绍了特朗普这位众所周知的洁癖患者，如何擅长利用自身和他人的胆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理查森的文章《唐纳德·特朗普的厌恶》（The Disgust of Donald Trump）介绍了针对政治目标的切身反感，加上通常戏剧性的表达，如何变成一种与他人分享的、相互加强的反感，将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联系在一起。“我知道她去了哪里，这真恶心了，我不想说。不，这太恶心了。”在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5年民主党候选人辩论期间上厕所后，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这样说道。理查森认为，特朗普这么做是利用了一项得到多项研究支持的观察结果，那就是，意识形态保守的人往往更容易被厌恶左右。

可以说，反感是政治舞台。特朗普的听众可能没有真正接触令人厌恶的东西，但理查森表示，特朗普可以为他们的焦虑、不确定性、恐惧或愤怒赋予一种形状、一个名字，唤起他们那种被污染的切身感觉。谈论身体的女性、越过边境的移民、威胁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少数群体，即使面对集体的反弹，特朗普仍将自己定位成一种角色，他能仪式性地洗刷掉仍附着在他的支持者身上的厌恶。他的反感成了他们的反感，他对消除违规对象的需求成了他们的需求。诸如“把她关起来”和“建造那堵墙”这样简短的口号是为有线电视新闻的速记专门准备的。即使隔着一定距离，社交媒体也成了一种情感放大机器，用病毒式的表情包和口号传递着具有爆发力的愤怒、反感或恐惧，它们被算法加速，这些算法优先考虑的是迅速参与，而非深思熟虑。

多个少数群体已经成了类似运动的目标，这些运动都由厌恶驱动。2020年1月，新冠病毒蔓延后，科学记者简·C. 胡（Jane C. Hu）在《石板》（Slate）杂志上指出，多篇文章强调了中国市场上出售的“不寻常”或者“奇怪”的食物。这些措辞暗示，令人作呕的食物选择是病毒的罪魁祸首，并强化了把中国人当作疾病携带者的刻板印象。世界各地的亚洲人很快发现，自己成了胡笔下描述的那种“不经意的种族主义行为”的目标。2020年，虽然报告的仇恨犯罪整体有所下降，但面向美国16座主要城市的调查发现，针对亚洲人的犯罪飙升了150%，这种猛增的趋势一直持续到了2021年。

多年来，反对男同性恋群体的政治运动强调了肛交、粪便和一种将他们塑造成恋童癖的错误想法，这些都是性、病原体和道德厌恶方面的主要触发因素。一项研究认为，首要目标是“引起反感，把一群人塑造成违背道德和污染身体的‘令人厌恶的’载体”。例如，最近反对LGBTQ＋人群的政治运动使用了类似“诱骗儿童”的字眼，将不道德和脱轨的行为，与他们可能伤害无辜儿童的暗示联系在了一起。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出现雪上加霜，对男同性恋是疾病媒介的攻击变本加厉。羞耻感通常被描述为一种对内的厌恶，它以内化恐同的形式，进一步强化并扩大了其中一些厌恶。

在2014年的一篇题为《肮脏的猪和低等的杂种：非人化、厌恶和群体间偏见》（Of Filthy Pigs and Subhuman Mongrels:Dehumanization, Disgust, and Intergroup Prejudice）的论文里，心理学家戈登·霍德森（Gordon Hodson）及其同事认为，通过把他人比作动物、身体机能等东西，将他们非人化，可能让我们更容易对他们产生厌恶。这种策略在历史上得到了反复磨炼。欧洲殖民者和当时的美国政府经常把原住民称为“野蛮人”。纳粹喉舌将犹太人非人化，说他们是携带疾病的蟑螂老鼠。种族主义者把黑人比作猿猴。特朗普称一些拉丁裔移民是“动物”，同时攻击建立庇护城市的行为。

但霍德森说，转变公众对动物的态度的策略，比如强调我们与动物的相似性，而不是我们比它们优越的地方，可以帮助种族、族群和其他群体重新获得人性，减少针对他们的偏见。霍德森表示，一旦动物不再被视为低人一等，非人化的社会收益或价值似乎也就随之消散了。从这个角度而言，五味太郎的《大家来大便》重新肯定了我们与猪、狗和大象之间的共同联系，也是对非人化、厌恶和偏见的一种微妙的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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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病原体专家小约翰·格林·莫里斯（John Glenn Morris Jr.）在一些公开演讲中，用不变的两张图来说明一种得以确认的疾病的破坏性影响。第一张是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于1896年发表的诗歌《霍乱营》（Cholera Camp）的开头一节，这首诗描绘了一位对手，他轻易制伏了在印度的英国步兵。

我们在营地染上了霍乱——比四十次战斗还糟；

我们在荒野中死去，和那些以色列人 无异；

它在我们面前，在我们身后，我们逃无可逃；

医生刚刚报告，今天我们又有十个人染了病！

第二张是拍摄于一个世纪后的照片，它来自国际腹泻病研究中心的霍乱病房，该中心位于孟加拉国达卡。这张照片同样有力地描述了这种疾病是如何被战胜的：一些女性仰面躺在霍乱病床上，每张床都有一块橡胶板，在上面有一个故意留出的洞。每个洞下方放着一个塑料桶，用来接住患者无需力气就会排出的水样腹泻，这种东西的绰号是“淘米水便”。在高峰时期，这种细菌杀手每小时就能从受害者身上榨出1夸脱的液体。

在我参加的一次讲座上，莫里斯告诉观众，护士会用尺子定时测量每个桶的内容物。根据经验，每流失1夸脱液体，就必须通过口服补液或静脉注射补充1夸脱液体。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这种疾病可能迅速致死。如果没有充分补水，一个成年人可以在短短10到12小时内死于循环系统崩溃。但如果能及时开始，相对简单的补液治疗就能让患者活下来，直到感染自行消失。

几个世纪以来，霍乱一直是孟加拉的地方病，这里是南亚人口稠密的地区，包括了孟加拉国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这种可怕的疾病与孟加拉文化密切相关，村民甚至会向霍乱女神奥拉德维（Oladevi）献祭，安抚她，希望自己从她的怒火中逃过一劫。不过，在战争、不断扩张的贸易路线和糟糕的卫生条件的“通力合作”下，霍乱流行病在19世纪袭击了伦敦、巴黎、纽约以及全球其他城市。

什么能限制这种灾难性疾病的传播？也许是精准的反感。柯蒂斯在她的书中写道，“厌恶是我们脑海中的一种声音，我们祖先的声音，告诉我们远离那些可能对我们不利的东西”。对屎或者被污染的食物产生一种在文化上得到强化的厌恶，或许可以帮助抵御那种可怕后果：霍乱弧菌感染后的腹泻轻易地就把胃肠疾病播散开了。但是，如果排泄出这么多东西的人是你爱的人，比如你的孩子、父母或伴侣，又会怎么样？我问莫里斯。他说，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当看护照顾一位腹泻的家庭成员，而他的排泄物中充满了致病细菌时，疾病可能会横扫整个家。“他们传播着大量微生物，而这些微生物具有超强的感染性，就很容易沾染在你的手上、指尖、食物和水源中，然后你会继续感染家里其他人。”

社区的其他成员可以躲得远远的，但近亲不太可能抛弃需要帮助的家庭成员。“我觉得这种时候你可能会面对种种内心冲突，”莫里斯说，“这是一种如此毁灭性的疾病，人们知道有人正在死去，但他们希望能在那里。”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爱可能的确会战胜厌恶。

2006年，心理学家特雷弗·凯斯（Trevor Case）领导了一项小而精的研究，题为《我家宝宝没你家宝宝那么臭——厌恶的可塑性》（My Baby Doesn1001b3t Smell as Bad as Yours. The Plasticity of Disgust），它支持了近亲可能更容易克服厌恶障碍的观点，照顾自家婴儿的母亲尤其如此。13位母亲在一系列的实验中比较了她们自家婴儿的脏尿布和另一个婴儿的尿布的臭味。她们始终认为，自家宝宝的尿布没那么恶心，即使研究人员故意给尿布贴错标签或者根本不贴标签，也是如此。

同一项研究还对42位母亲进行了一项单独调查，其中大多数人说，他们对婴儿脏尿布的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具体来说，屎似乎越来越没那么难闻和恶心了。换句话说，她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可能是件好事，因为正如凯斯和同事所写：“一位母亲对婴儿粪便的厌恶，有可能妨碍她照顾婴儿的能力，甚至可能影响她与婴儿的关系强度。”为实验准备了所有尿布的凯斯，似乎并没有像她们一样适应这些气味。正如论文报道的，他“觉得它们同样刺鼻且恶臭难当，完全依靠严格的标签程序来防止材料混淆”。

幸运的是，泰勒已经习惯了自己儿子的脏尿布，就像其他父母几千年来适应的那样。从她自己的研究中，西彭-罗宾斯发现，正如某些形式的厌恶可能比其他形式的更容易出现，我们也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比如一位没有肥皂和水来洗手的母亲，或者一位要碰动物尸体的猎人。“如果你无法避免某些东西，你就不会对它感到厌恶。”她说。

回忆一下，研究已经表明，整体厌恶敏感性高的人，在政治上更有可能是保守的。他们可能怀有偏见，让他们更倾向于回避其他社会群体中的人，这些人在历史上被视为污染源。女性在厌恶量表上的得分往往高于男性，但在几个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她们已经没有男性那么保守了。西彭-罗宾斯说，一些明显的矛盾可能是测量的厌恶类型，或者参与者诚实回答的意愿造成的。因为女性会生孩子，如果她们生病，也要面临更高风险，这表明，她们在怀孕或最有可能受孕的时候，对病原体的厌恶就更敏感。这种解释可以帮助说明对某些食物的强烈反感，特别是在怀孕的前三个月时。但西彭-罗宾斯说，这种假说还没有在大学生和较富裕国家的女性之外得到很好的检验。

霍德森说，厌恶也可以被“暂停”，特别是通过反复接触和更亲密的联系。男同性恋者在公开谈论屎、精液还有肛交的禁忌方面一直面临困难，直到HIV和AIDS的恐惧迫使他们就保护自己和伴侣进行激烈而坦诚的对话。如果厌恶让我们保持安全，也许爱和复原力会让我们保持人性。与那些害怕被他人感染、认为自己特别脆弱和已经怀有强烈偏见的人接触，或许并不容易。一旦我们用象征性的意义对他人进行了编码，可能需要很大的认知努力才能重新调整对他们的情感。但霍德森的研究表明，基于同情心、同理心和信任建立的干预措施，也能消除带有偏见的态度。

2013年，他的实验室开发了一种更具体的测量方法，被称为“群体间厌恶”（intergroup disgust）。这种量表测量了一个人对社会外群体（outgroup）的反感，所谓的社会外群体，就是由于种族、族群、宗教、性取向或者其他特征的差异，让一个人无法与之认同的另一个群体。霍德森说，群体间厌恶与偏见最为相关，而女性和男性在这方面的得分是一样的。另一项针对50年来心理学研究的分析发现，男性实际上比女性更容易抱有偏见。分析还发现，“没有女性比男性更有偏见的例子”。

泰勒说，对于摇摆不定的大多数人来说，意识和公共教育能帮助指出厌恶和歧视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在让人自我察觉到一种无意识偏见的方面，还是在揭露他人用来塑造公众认知的策略方面，都是如此。2020年汇集了健康、社会和政治动荡的背景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让人们重新注意到系统性种族主义与歧视的长期危害，而新冠大流行则暴露了健康危机和资源不足对有色人种社区产生的不相称的影响。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迈克尔·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告诉我，对于这种由恐惧和反感驱动的政治而言，如果得到良好的推动，不断升级的言辞会不堪自重而崩溃。衡量我们对撒谎、欺骗和偷窃等行为的道德厌恶程度的量表表明，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情绪的激化，尤其在美国女性之中，可能帮助左右了最近几次政治选举的结果。

特朗普把自己作为反感的减压阀，而他与支持者分享了这种反感；在2018年中期选举前，他指责他的对手支持污染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车队，从而调大了这个阀门。“矛盾的是，你承诺摆脱厌恶，但你的力量在于人们继续感到厌恶、羞耻、恐惧，或者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理查森说。他认为，这种平衡难以维系，它让人筋疲力尽，而且往往无法让那些长期处于反感状态的人获得实质性的好处。一些政治分析家认为，民主党在选举中赢回了众议院（但他们在参议院失去了优势），部分原因是将公众的部分恐惧重新集中在可能失去可负担的医疗保健上，并将厌恶重新引向了特朗普。

被谴责为残忍和丧失人性的移民政策，以及政府对新冠大流行的灾难性反应，可能加剧了反弹，政治记者指出，郊区女性的厌恶是特朗普在2020年未能连任的一个关键因素。2021年1月6日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恐惧和谴责，这也许是他好斗的极化战略的隐患的最好体现。在特朗普和朱利安尼（当时是他的私人律师，他呼吁通过“战斗审判”来影响已经尘埃落定的选举）等支持者发表激昂的演讲之后，一群愤怒的暴徒冲进了美国国会大厦。多则新闻报道称，在这场失败的暴动后，国会大厦的清理工作不得不洗掉国会大厅里涂得到处都是的人类粪便。

于是，一位因为大象粪便弄脏了一个神圣偶像而感到厌恶的前市长，因为煽风点火让一群暴徒用人类粪便弄脏另一个神圣的偶像，而让自己成了厌恶的对象。一种形式的反感取代了另一种。一则标题充满希望地宣告，“两党厌恶可以拯救共和国”。这仍需拭目以待。但了解一种演化适应性是如何被利用的，至少可以让我们没那么容易受到那些把它作为武器的人操纵。换句话说，屎可能是一位有用的老师。

那么，那幅曾经让一座城市心生厌恶的画作呢？《圣母玛利亚》曾被送往塔斯马尼亚后被送回，而后于2018年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永久收藏，这让博物馆策展人欣喜若狂。奥菲利则没有忘记他的其他“赞助者”。十年来，伦敦动物园的三头母亚洲象，也就是米娅、拉央拉央和迪尔伯塔为他的作品提供了粪便，其中也包括《圣母玛利亚》。为了感谢它们，他捐出了另一幅画拍卖所得的105000美元，帮助这些大象在伦敦北部伦敦动物学会惠普斯奈德动物园（ZSL Whipsnade Zoo）的新家里建造了户外游乐区。如今四十出头的米娅搬去了意大利。拉央拉央和迪尔伯塔已经去世。但在拉央拉央去世前，它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两个活了下来，目前生活在欧洲其他动物园里。

赞助者变成了受益者，奥菲利的利他主义行为帮助进一步推动了再生的循环，也是转变的循环，也就是他在一幅曾遭谩骂的圣母画像中深刻象征的那种循环。亵渎成了神圣。粗鄙成了优雅。厌恶成了灵感。最低级的物质成了难以置信的生命之源。 mcTVFhOiOPhMADH1rA31JOjap7qpWthQeSt+ZXeBeKQO2zWFdSCsnmYhrCmhIW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