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见证奇迹的时刻

1801年，一间封闭的乌漆墨黑的屋子里，一个人趴在屏幕前仔细地观察着微弱的光斑。当他终于看清了屏幕上那些奇怪的条纹后，长出了一口气：“牛顿牛老爵爷，你错了！”

牛顿当时在英国已经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无数年轻的后辈都是看着他那本《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踏上科学征程的。这个年轻人也不例外，他的名字叫托马斯·杨。1773年6月13日，托马斯·杨出生于英国萨默塞特郡米尔弗顿一个富裕的贵格会教徒家庭，家里共有十个兄弟姐妹，他是最大的孩子。托马斯·杨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自幼天资聪颖，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两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阅读书籍，四岁时已能背诵大量古诗词，无论是英文的还是拉丁文的。九岁时，他开始自己动手制作小制作，后来学会了搞望远镜、显微镜，动手能力开始显现出来。十四岁时，他已经能熟练地使用多种外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都不在话下，读书做笔记，随便用。西方国家的语言不够他学，他又开始学习东方语言，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也全拿下来了。那时候欧洲人眼里的东方也就到中东附近，再远就是印度了。

十九岁的时候，托马斯·杨来到伦敦学习医学。他先是对眼科特别感兴趣，后来又喜欢上了光学。牛顿的书，他烂熟于胸。尤其牛顿的《光学》，他非常熟悉。托马斯·杨对当时科学界流行的两种光学学说都很了解。首先是微粒说，牛顿是微粒说的支持者，他认为光是发射出来的粒子流，就像被光源打出来的一个个小炮弹。微粒说很容易解释一些现象，比如光沿直线传播，比如反射。但是，另外一派则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明确地认为光应该是一种波。他们发现，两束光交叉后，彼此之间互不影响。按照牛顿支持的微粒说，这是不可能的。两挺机枪对着打，总会有些子弹在空中相撞，然后掉下来，可是这种现象在光这里没人看到过。两束光对着照射，不久，地上积累起一小堆光子，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波动学说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更斯。惠更斯发现，两个水波纹会彼此穿过，互不影响。那么假如光是一种波，这事儿就好解释啊！但是波动说也有它的难题：光的波长是多少呢？没人知道光的波长是多少。波长的计算公式是λ=vt，λ是波长，v是波速，t是周期。可是这几个值你一个都不知道，根本没法儿测量。在此后的200年里，光学停滞不前，后辈们一直没能超越牛顿的《光学》。牛顿在力学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人们都愿意相信，牛顿的光学理论也是正确的。一直到拿破仑的时代，人们都还是这么认为的，毕竟微粒说算是比较主流的一种说法。

托马斯·杨到了医学院就读，现在可以称他为“杨大夫”了。他叔叔也是一位医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位叔叔的影响，杨大夫才最终确定学习医学。不久后他的叔叔去世，给杨大夫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不但有房子，还有大量的藏书和不少艺术品，以及一万英镑的现款。从此，杨大夫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1794年，杨大夫二十一岁，由于研究了眼睛的调节机理，他成为皇家学会会员。1795年，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医学，一年后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他回到英国继续学习，在剑桥，同学们都叫他“奇人杨”，因为他哪国语言都懂，马骑得也非常好，而且还会杂技走钢丝，算是科学家里走钢丝最棒的一位。各种乐器，他抬手就来，演奏水平相当高，这也为他后来研究波动学说打下基础。乐器，本来就是各种振动、各种波嘛！

尽管杨大夫是个医生，但他还是非常喜欢物理学，且闲暇时间也非常多，毕竟他衣食无忧，不用朝九晚五地出门上下班。他一直在思考如何验证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到1801年，他总算想出个办法来：先要有个光源，然后弄个板子扎个小孔，再找来另一个板子扎两个离得非常近的小孔。这样的话，一束光就被劈成了两束。因为来自同一光源，所以按照光的波动理论，这两束光应该会发生干涉现象。他期待能看到光产生的干涉条纹。最终，他如愿以偿地看到了干涉条纹，终于可以对着苍天高喊一声：“牛爵爷，你错了！”光不是微粒，而是一种波，跟我们说话产生的声音是一样的波。

后来，杨大夫又以狭缝代替小孔进行了双缝实验（图1-1），得到了更明亮的干涉条纹。双缝实验的干涉条纹可比小孔实验的要亮多了，比较容易观测。但是杨大夫把自己的试验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后，根本没人关注他的理论。最后他自己写了一本书来阐述自己的波动理论，还是无人问津，据说只卖出了一本。在这本书里，他写道：“尽管我仰慕牛顿的大名，但是我并不因此而认为他是万无一失的。我遗憾地看到，他也会出错，而他的权威有时甚至可能阻碍科学的进步。”但是，杨大夫凭借一己之力还是很难撼动祖师爷的权威。至于他那本书到底是谁买去了，现在也搞不太清楚。不过，对于拉普拉斯来说，杨大夫的这个发现并不是没有影响的。拉普拉斯恐怕是了解到了杨大夫的试验，推想按照杨大夫的波动理论，光并非微粒，而是一种波，那么自己关于暗星的设想就完全是不靠谱儿的。虽然拉普拉斯并不见得认同这种波动说，但是保险起见，没把握的东西，他还是不愿往《天体力学》这部书里写的。因此，拉普拉斯悄无声息地删掉了有关暗星的内容，光线与引力的第一次碰撞就这样黯然落幕。当然，日后它们的命运会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远溯到混沌初开之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而且，光学专家与天文学家刚巧就是同一拨人，他们的纠葛才刚刚开了个头，好戏还在后面呢。

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仍然在一版一版地出，后续的几卷不断面世，其间拿破仑曾邀请他入阁担任内政大臣，但八个月后他就被踢了出来。拉普拉斯还是适合当一个科学家，政治这玩意儿他玩儿不转。拿破仑总是讥笑他把“无穷小”带进了内阁，不过还是封拉普拉斯为伯爵。后来拿破仑走背运，打了败仗被迫退位，拉普拉斯倒还是稳稳当当地继续当他的伯爵。到了路易十八复辟，再次回来当国王，反而封拉普拉斯为侯爵。那年头随风倒的人多了去了，拿破仑手下一大帮子人都是跳槽的高手，而拉普拉斯最大的护身符，就是他的科学成就。不管是拿破仑也好，路易十八也罢，都知道科学家的珍贵。大革命以后产生的督政府可就转不过这个脑子了，他们把非常优秀的化学家拉瓦锡砍了头。拉格朗日四处奔走，想免拉瓦锡一死，可惜没能成功。拉格朗日一跺脚仰天长叹，他们一下子就砍掉了拉瓦锡的头，可是这样的头不知道多少年才会长出一个。

就在拉普拉斯和拉格朗日这个时代，天体力学逐渐成熟。特别是提出了摄动理论之后，天文学家们发现，其实天体的轨道并非像开普勒说的那样是个简单的椭圆。因为行星们离太阳非常遥远，而且行星之间的距离也不近，把太阳和行星彼此看作一个质点来计算并无大碍，中学的物理课上经常就是这么算的。但是！行星之间其实是互相有引力关系的。随着一年又一年的观测，微小的误差越积累越大，同时观测精度越来越高，到了拉普拉斯他们那个时代，已经不能不考虑这些行星之间的相互影响了，特别是行星里面的老大——木星的影响。拉普拉斯的一个贡献就是告诉大家，这种复杂的情况是可以计算的，虽然显得非常麻烦。行星在空间中走的是一条近似于椭圆的非常复杂的曲线，怎么算？要用到行星的摄动理论。当时天文学家们最发愁的就是天王星的出轨问题。

赫歇尔发现了天王星，在天文学界引起了轰动。过去人们总认为行星不过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颗，后来随着哥白尼日心说深入人心，大家发现地球并不特殊，地球也是一颗行星，加起来一共六个。赫歇尔发现了第七颗行星，当然是刷新了大家的认知啊！人们从此知道，太阳系远不像自己过去认为的那样简单，于是赶紧去翻找“故纸堆”，看看前辈天文学家的观测记录里面有没有天王星的痕迹。一翻不要紧，人们发现，过去的人早就记录了天王星的位置，毕竟天王星最亮的时候有六等，在没有光污染的郊外，肉眼勉强可见。人家天王星很给面子，还是比较亮的，好多古代的观测记录里都有这颗天体。然而，由于各种缘故，无人发现天王星是一颗行星，居然会移动位置，结果纷纷与这颗行星失之交臂。大家翻找出不少的古代记录，跟现在的观测数据合并到一起来计算天王星的轨道，却悲惨地发现，天王星并没有按照天文学家们计算的轨迹去运行，人家溜达着就出轨了。那好吧，是不是没考虑到木星的影响呢？这可是摄动理论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啊！使用摄动理论进行计算后，算出来的轨道果然吻合了很多，基本跟天文观测对上茬了，大家可松了一口气啊！

好日子总是不长久，天王星消停了几年之后，又开始出轨了。后来天文学家一谈论到天王星的轨道问题，普遍脑仁疼。而且，大家发现，若带上古代天文学家的观测记录进行计算，算出来的结果就不准。那还是不带上吧，好歹能消停一阵子。难道是古代天文学家测错了？不会吧！翻翻他们其他的观测记录，好像精度都很高的样子。那么多颗星都测对了，唯独天王星测错了？这也太巧了！而且，古代有那么多人的记录，难道大家齐刷刷地都把天王星这一颗星测错了？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

那是怎么回事儿呢？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解决不了，欧洲天文学界便不得不做起了鸵鸟，把脑袋扎到沙堆里，就当没看见。天王星轨道的事儿就先往后放吧，反正天王星轨道异常，也不耽误地球的运行，也不耽误人类社会的运转。可是有些事儿是耽误不起的，比如各大天文台的重要工作之一——编制、修订航海年历，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巴黎天文台都有这方面的任务。往前追溯，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巴黎天文台建立的动因之一，就是经度测量问题。英国好几位最优秀的天文学家都担任过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比如弗拉姆斯蒂德、哈雷、布拉德利等；法国的卡西尼家族甚至祖孙三代都担任巴黎天文台台长一职。到了十九世纪，担任过巴黎天文台台长的人中有一位叫阿拉戈的著名人物，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坚决支持杨大夫的波动学说，他的好朋友菲涅尔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菲涅尔之前跟杨大夫并不认识，他过去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也是半路出家搞光学的，后来阿拉戈牵线介绍他们认识了。菲涅尔跟杨大夫关系很好，两个人互相谦让了一番，都说对方才是首创。从此杨大夫、菲涅尔、阿拉戈三个人胜利会师，并肩作战，搅得光学界风起云涌。

光既然是波，那么光既能够表现出干涉现象，也会表现出衍射现象。菲涅尔就是首先对光的衍射现象做出精确描述的人。杨大夫也在搞衍射方面的研究，但菲涅尔开始并不知道杨大夫的工作内容。后来杨大夫在1817年给阿拉戈写信，说自己有点儿开窍了，并说过去波动光学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是因为他以为光波是纵波。纵波就跟声音一样，是疏密波（图1-2）。

假如光波不是纵波，而是像水波纹那样的横波，那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如光的偏振问题。

阿拉戈告诉菲涅尔，杨大夫认为光波是横波。其实，菲涅尔早就自己悟到了这一点，他已经根据光是横波这一思想推算出了偏振光的干涉原理，反射、折射也都不在话下，就连非常奇怪的双折射现象也能得到解释（图1-3）。

菲涅尔把这一系列成就写成论文准备发表，请阿拉戈跟他一起署名，阿拉戈却临阵犹豫了。虽然他支持波动光学，但他还是感到没把握，毕竟反对波动光学的拉普拉斯和泊松这些人都是出了名的大腕儿。他这一犹豫就没签字。最终菲涅尔一个人署名，所以“物理光学之父”的名号就落到了菲涅尔的头上。阿拉戈虽然倾注了很多心血，而且对波动理论做了不少贡献，无奈却在临门一脚时退缩了，荣誉也就离他而去。当然他临阵犹豫也不是仅有这一次，后来的一件大事儿，恐怕他悔得肠子都青了。

1818年，法国科学院提出了征文竞赛题目：

1.利用精确的实验测定光的衍射效应。

2. 利用数学归纳法，计算出光通过物体周围时的运动情况。

菲涅尔计算了一大堆障碍物的衍射花纹，方的、圆的、扁的……写好了报告，提交给了评奖委员会。评奖委员会里面有阿拉戈，他自然是支持菲涅尔的，但是菲涅尔的反对者也不少，拉普拉斯、泊松、毕奥都是支持牛顿的微粒说的。还有保持中立的盖吕萨克，人家两边不掺和。

毫无疑问，菲涅尔遭到了微粒说支持者的一致反对，他们都不认同波动说。泊松的数学非常好，他拿过菲涅尔的计算结果仔细看了看，提出了一个当时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结论：按照菲涅尔的计算，假如用单色光来照射一个圆盘，圆盘的背后应该存在一个阴影；若仔细调节距离，阴影中间会出现一个亮斑。泊松认为，这根本就是胡扯，哪有这样的事？他认为他已经驳倒了波动学说。菲涅尔和阿拉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实验是检验理论最好的手段，果然，菲涅尔上演了让科学界大跌眼镜的一幕。

在菲涅尔的实验中，当一束单色光照在圆盘上，圆盘后面的屏幕上确实形成了一个阴影；经过仔细调节屏幕的距离，果然发现阴影的中间有一个亮斑。泊松的预言被证实了，信奉微粒说的科学家被“啪啪”地打脸。这个亮斑后来被称为泊松亮斑（图1-4），这次实验可以算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这下子信奉微粒说的人全哑了，波动光学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菲涅尔被尊称为物理光学之父。

这个问题解决后，还有一个大问题在困扰着物理学家们。很早大家就知道，望远镜的口径越大，望远镜的分辨率就越高。同样的放大倍数和同样的焦距，口径大的望远镜比口径小的望远镜看得更加清楚。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1835年，英国的皇家天文学家、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艾里做出了一个解释：你以为理想的透镜或者反射镜能够把光线汇聚到一点上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衍射作用的存在，必定会产生一个小小的环斑。也就是说，哪怕再理想的镜片，也不可能将光线聚焦到一个点上，必定是个很小的圆。这个圆越小，分辨率就越高，看得越清楚。要想缩小这个环斑，必须做大镜片的口径。我们今天的巨型望远镜口径已经达到了十米的级别，直径三十米的望远镜也在建造之中，背后的原理就是这个艾里环斑。口径越大的望远镜，分辨率越高，而且收集的光线越多，也就越容易看到暗弱的天体。

艾里担任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的时间长达四十五年。他刚上任的时候，格林尼治天文台非常落后，远远不及竞争对手德国，德国天文学在高斯等大牛的带领下发展得热火朝天。艾里首先要振兴天文台，改进仪器，整理过去的观测资料。在艾里这个苛刻的“暴君”的驱使下，老牌的天文台终于又一次焕发生机。

但很有意思的是，艾里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被人们牢记的，而是因为他的失败。这一天，艾里收到了一篇论文，是一个名叫亚当斯的年轻人寄来的，论文内容主要是为了解决天王星的出轨问题。这个亚当斯在剑桥天文台工作，他花了好久，穷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要解决天王星轨道始终算不准的问题，最后都失败了。人家天王星就是不给人类面子，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亚当斯实在是没辙了，不得不做了一个最大胆的假设：有一颗未知的大行星，它的运行对天王星造成影响，导致天王星的轨道变得古怪。于是他就把计算结果写成论文寄给了艾里，毕竟他是权威嘛。没过多久，一封信从法国寄来，它来自一个法国年轻人勒维耶，信上面明确地描述了他的计算结果——应该有一颗未知的大行星在影响天王星的运转，导致我们怎么也算不准天王星的轨道。艾里看了看计算数据，跟亚当斯的可谓殊途同归，算撞了车。按理说，两个人的计算结果类似，就应该引起警觉啊！这件事儿看来是值得召集力量进行研究的，但是艾里表现得非常迟钝，他只是在小范围内跟几个朋友嘀咕了未知行星的计算问题，而亚当斯几次去拜见艾里都错过了。

勒维耶的顶头上司阿拉戈是巴黎天文台的台长，他的态度并不比艾里强到哪里去。勒维耶在公开渠道发表了他的论文，欧洲都知道勒维耶计算了未知行星的轨道，但是大家都没有兴趣拿望远镜去观测一下。阿拉戈对年轻人很支持，不过也仅仅是口头支持罢了，并没有动用巴黎天文台的设备去观测。阿拉戈甚至对天体观测都不怎么热心，因为说到底，他是物理学家的成分多过天文学家。英吉利海峡两边的竞赛已经开始了，英国这边艾里还在慢腾腾地磨蹭。亚当斯完成了新一轮的计算，艾里还是没有动用格林尼治天文台的设备去观测这颗未知的行星，他写了封信给亚当斯的顶头上司，剑桥天文台的台长查理斯，叫他观测。查理斯也是拖延症发作，过了好多天才开始观测。亚当斯便将最新的计算结果交给了查理斯，这个查理斯观测了一大堆星星的位置，然后跟过去的数据做比对。假如有一颗星的位置变化了，那么必定是颗行星；要是过去没记录的星星出现在这个区域，也能说明同样的结果。查理斯开始比对数据，他比对了三十九组数据，每一组数据都跟过去的观测结果完全吻合，他就不耐烦了。查理斯哪里知道，再往下比对十几个数据，就能发现其中一颗星星过去没记录过，完全是颗新的天体。机遇只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查理斯白白葬送了发现第八颗行星的至高荣誉，把大好机会拱手让给了法国人。

勒维耶的境遇并不比亚当斯强多少，他在公开渠道发表了他的计算结果，但是大家普遍不看好他的计算，甚至有人还叮嘱负责观测的工作人员，不要花时间去找新行星，本职工作都干不完，干吗费工夫去找那个不靠谱的行星。阿拉戈很支持勒维耶，但他自己也仅仅是稍微花了点儿工夫观测，就草草收兵了。自然，阿拉戈也没看到什么不寻常的天体。

勒维耶到处给人写信，求爷爷告奶奶地请求欧洲各大天文台帮忙看看，收到的都是礼貌而又客气的拒绝。不过，勒维耶想起一年前柏林天文台的台长助理伽勒曾寄给他一篇论文，他还没抽出时间回复呢。赶紧找出来，仔细一看，论文写得不错，勒维耶便马上写回信，把论文夸得跟朵花似的，然后在回信的结尾处话锋一转，开始聊自己推算未知行星的事儿，而且预估了它大概会在哪个天区什么位置上。1846年9月18日，信发出去了。9月23日，这封信到了伽勒的手里。这一天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柏林天文台台长恩克的五十五岁生日。这位恩克台长是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是数学王子高斯的高足。他计算出了一颗彗星的轨道，预言这颗彗星会在1822年5月24日再次回到近日点，而它果然准时回来了。这是继哈雷计算出著名的哈雷彗星以来，人类第二次成功预言彗星回归。从此恩克名声大振，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颗彗星——恩克彗星。他还观测到了土星环中间的一个缝隙，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叫作“恩克缝”。

这天晚上，同事们都去了恩克台长家里，大家要开个生日派对给他庆祝。刚好望远镜空着没人用，伽勒就跟恩克台长请示：能不能搜索一下勒维耶预言的那颗未知行星？恩克一高兴就同意了，反正天文台的望远镜也空着呢。有个年轻的学生达雷斯特跟着伽勒一起回了天文台，他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观测。达雷斯特和伽勒仔细搜索了勒维耶描述的那个区域，并没有发现哪颗星星是有圆面的。当年赫歇尔发现天王星，就是靠着大望远镜直接看到了天王星的圆面。任何遥远的恒星都是一个微小的点，但是行星离地球比较近，应该是个微小的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连续观测几天，看看是不是有星星存在移动的迹象，可是他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于是他们灵机一动，想起不久前刚刚对这个区域进行了观测，拿过去的观测记录和今天的对比一下，或许能发现端倪。

他们俩从恩克台长的抽屉里翻出之前的观测记录，一项项比对今天的观测记录。半个小时过去后，兴奋的时刻终于来临，当伽勒报出一颗视星等为八等、与勒维耶预言的位置相差不到1°的暗淡天体时，达雷斯特喊了起来：“那颗星星不在星图上！”这真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天文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伽勒跑出天文台，往恩克台长家狂奔，达雷斯特在后面跟着。跑到恩克台长家里一看，派对还没结束呢，伽勒拉起恩克台长就跑。恩克被他们拽到了望远镜前，三个人一夜无眠，一直观测到东方微明。第二天，他们又一次复核了这个观测结果，天体力学创造了神话。9月25日，柏林天文台向世界宣告：太阳系的第八颗行星被发现了。这不仅在天文学界，也在整个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勒维耶“一个雷天下响”，成了法国的风云人物。听说勒维耶要参加法国科学院星期一的聚会，老百姓那天把科学院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叫喊着勒维耶的名字，仿佛在参加盛大的明星真人秀一般，最后连国王都被惊动了。在十九世纪中期，不断有新的发现刷新人们的观念，人们一次次见证奇迹的发生。如果说泊松亮斑只是物理学界的震动，海王星的发现则是把经典力学的伟大展现在了公众的面前。人们被牛顿开创的经典力学折服，惊叹物理学体系原来如此神奇。

在这场狂欢中，有一个人有苦难言，那就是皇家天文学家艾里。本来英国人还稍稍领先，结果到手的鸭子飞了。只有艾里和他的几个朋友知道，亚当斯跟勒维耶几乎同时算出了相同的结果。艾里写了封信给勒维耶，先是表示祝贺，然后话锋一转，说英国人亚当斯算出了跟你类似的结果，只是自己没告诉他。勒维耶倒是没表态，阿拉戈却火冒三丈，把勒维耶和艾里的全部通信发表在了报纸上。他指责英国人是“还乡团下山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啊！英国天文学界因此都知道了亚当斯的事儿，把艾里和查理斯骂得狗血喷头，怪这两个人拖延症发作，耽误了大事。最后还是约翰·赫谢尔出面替英法双方斡旋，大家才平息了怒气。后来勒维耶和亚当斯在一次会议上碰了面，到底还是英雄惜英雄，两个人成了终生的好朋友。

第八颗行星被命名为“海王星”，而亚当斯和勒维耶甚至连看一眼自己发现的行星的兴趣都没有。因为在那个时代，观测与天体力学计算已经是两个行当，天文学家们的工作也已经不仅仅是观测和记录星星的位置了，大量的天体力学计算是必不可少的。

太阳系里面还有谁运行不正常吗？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蛛丝马迹来发现新的行星呢？好像水星的运行就很不正常：水星轨道的近日点会发生移动。在勒维耶和亚当斯的先进事迹感召下，一大帮人扑了上去，勒维耶也在其中。关于水星进动与牛顿定律的不相符合，考虑到金星、地球和木星对水星的影响，按当时的计算，还剩下大约43角秒/百年的微小差距是无法解释的。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勒维耶认为，水星轨道的内侧有一颗未知的行星在影响水星运行的轨道。碰巧一个业余天文学家声称看到过水星内侧的行星，勒维耶就前去拜访。那人也住在巴黎，他是个牙医，天文是业余爱好。勒维耶相信了他的话，把这颗未知的行星命名为火神星。按照西方的名字，金星应该叫作“维纳斯”，火神星“伏尔甘”就是维纳斯名义上的老公。

勒维耶名气太大了，有了他的力挺，天文学界掀起了搜寻火神星的狂潮。观测靠近太阳附近的行星并不容易，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看到过水星，因为它离太阳很近，容易淹没在太阳的光辉里。只有黎明之前很短的时间内可以看到水星，城市里又有高楼大厦遮挡，大家也就与水星无缘了。水星内侧的天体更难观测，只有等到日全食的时候。有一次日全食，大家都翘首期待了好久。这次观测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心理学现象：认可火神星的人，全都说发现了火神星；不认可火神星的人，全都说没看见。那好办啊，只要“隔离审查”就可以了：“你说你看到火神星了，你在哪儿看到的？”“不许跟别人串供，好，你是在东边看到的。”问下一个：“你在哪儿看到的？”什么？西边，口供对不上啊！再问下一个……

总之，那些人报告的自己看到的火神星位置，全都不一致，根本不能作为火神星存在的证据。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影响水星的运动呢？当时这是个未解之谜，那个揭晓答案的人还没出生呢，我们后文再提。

亚当斯后来接了查理斯的班，成为剑桥天文台台长。勒维耶则接了阿拉戈的班，成为巴黎天文台台长。阿拉戈从1838年就开始设计一个光学实验，试图测量光速，但是因为欧洲1848年革命给耽误了。他担任了临时政府的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后来又担任了法国第二十五任总理。1850年，他眼睛失明，再也不能做试验了。1849年，斐索在陆地上做实验测量出了光速。1850年，傅科测出了水中的光速，光线在水里比在空气中跑得慢，这项实验结果给了微粒说致命一击。1853年，阿拉戈去世，他的名字被刻在了法国埃菲尔铁塔上，那里刻有法国七十二贤人的名字，拉普拉斯、泊松、菲涅尔……他们的名字都在其中。阿拉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不再有遗憾。 zYXN8bEvF8FsMKwafTwkz0qqgfF2zvJ2qsw4RPCUHJUQqUT0Xo/XufqCdOUD0R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