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革新尽管获得了一部分百姓拥戴,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太大新意,罢免贪官,诏回被前任君主贬出京的官员,乃至减少赋税,释放宫女的政策,几乎前后几代君主都会颁布,而且通过立竿见影的措施,很容易拉拢一部分人心。
但要触及国家最大的毒瘤——藩镇割据和宦官势力,改革派很快就遇到挫折。
王叔文打算把宦官集团踢出神策军,让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兼任节度使,韩泰做行军司马,只可惜计划被俱文珍识破,没能成功。
另一方面,在看似大刀阔斧却并没触及真正问题的改革下,王叔文等人的内部关系也岌岌可危。
支持改革的关键人物——唐顺宗,始终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如火如荼施行了几个月的改革,仿佛就是蛛丝上悬挂的千斤之鼎,随时可能丝断鼎坠,依附在这大厦周围的人,朝不保夕。
每每读及此,总会感叹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当局者迷,为什么看不透权势背后的风云突变,熟读经史子集,难道没有一页教会他们居安思危?
对于这一点,王叔文等人何尝意识不到,只不过权力的诱惑,尝过之后,哪怕是刀尖上的蜂蜜,也不愿放手。
权势只会让人滋生迷恋和无穷无尽的贪念,天子与太子,原本就是权力的两端,一朝天子一朝臣,朝堂之下,臣子一开始的选择,就决定了自己人生的后半段路。
唐顺宗久病不愈,群臣观望,都想着早立太子,以防顺宗不测,偏偏王叔文迟迟不愿立太子,毕竟当时的广陵王李纯已逾十六岁,并不是可以随意引导的小孩儿,他和牛昭容更倾向于拥立广陵王同父异母的兄弟们。
王叔文等人把持朝政,不愿立太子,与广陵王李纯早就结下嫌隙,更何况改革派的政敌宦官俱文珍等人在广陵王身边吹耳边风,双方的矛盾自然愈发激化。
包揽大权的王叔文,乃至刘禹锡等人,当走上改革之路时,就把自己的命运同唐顺宗牢牢地绑定在一起,哪怕纤如风筝之线,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只是改革初期各项举措施行非常顺利,他们被迷醉了头脑,丧失了应有的警惕。
烈火烹油的生活之下,暗藏着危机,在权势风暴中心的王叔文等人,对即将到来的风雨还没有一丝危机意识,反倒是后续实施的举措,越来越背离初衷,对于官员的任免,甚至到了全凭自我心意的程度。
比如王叔文当初是以棋艺赢得唐顺宗的青睐,等到自己手握大权,立马罢免当初的同僚,以报昔日对其不屑之仇,其心胸狭隘可见一斑。曾被唐德宗称赞有宰相之才的武元衡,王叔文等人因拉拢之意被婉言谢绝,怀恨在心将其从御史中丞降职为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弹劾刘禹锡,攻击对方居心不良不宜留在朝内,当天就被贬谪出京;就连仗着出身不愿依附于王叔文等人的韩皋,也直接被调出任湖南观察使;对刘禹锡有着知遇之恩的老上司杜佑,在王叔文的嚣张态度下,只能选择闭门不问世事;就连王叔文最开始笼络的政治盟友韦执谊,双方也早已撕破脸。
什么门阀大族、豪门世家,在这群新贵眼里统统不屑一顾,发布的诏书由自己撰写,官员的任免全靠自己手中的笔,过去仰望权势之巅,如今俯瞰满朝文武,身居高位,似乎随手便可摘下满天星辰,自信之外,更多了几分嚣张跋扈。
王叔文等人的权势炙手可热,每天家门口昼夜车马如市,客人为了等着求见王叔文、王伾,不得不夜宿在附近的饼店、酒楼之下。
为了巴结王叔文、王伾等人,“珍玩赂遗,岁时不绝”。王伾的品格相当低劣,他甚至在屋里放了没有门的大柜子,只开一个孔,专门用来装旁人行贿的金币跟珍宝,他和妻子就睡在柜子上面。
结交这样的同僚,一心向往升职的刘禹锡和柳宗元,也不免气势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但对于永贞革新时期的政治作为,刘禹锡自认是问心无愧,他后来被贬朗州,向老上司杜佑写信求情,认为自己没有半点徇私之举,而是靠竭尽诚恳来杜绝猜忌,以全心为公来消除别人说坏话,“慎独防微为近隘,谓艰贞用晦为废忠”。
不同于王伾等人的贪污受贿,刘禹锡与柳宗元一心投身于改革中,只不过少年成名,背负天才光环,骤然身居高位,不免眼高于顶。这一时期的嚣张,刘禹锡归因于性格愚昧无知,又初入官场,见识浅薄,少年气傲,不懂当时朝野的风云变幻。
同样,柳宗元在永州时,写信给许孟容,反思这一时期的自己,也是将当初的过错归于年轻气盛,过于追求达到政治目的,结果走偏了路,“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
两人的这番说辞,得到了后世的肯定,譬如苏东坡在谈及刘禹锡和柳宗元时,长叹不已:“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
可见,对于后世政治家来说,并非全部革新派都得到了认可并收获同情,对于玩弄权术的王叔文等人,旁人更多是持否定态度,种种劣迹都被记录在史册之中,而对于刘禹锡、柳宗元这样真正富有才学,一心想做一番实事的年轻人,大家才怀有惋惜之情。
王叔文独揽大权,专横跋扈的行径,后世史官的评价相当不客气,几乎定为奸佞篡国之辈,说他“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
不是宰相,却可以支配朝中重臣,势头正盛的王叔文,几乎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某日宰相们在中书省用餐,按理百官是不能谒见的。但王叔文直接跑到中书省,说找韦执谊商量事情,甚至把阻拦的值班官员怒骂一顿。
下不来台的韦执谊只能起身去见王叔文,还与他在阁中交谈好久,其他宰相诸如杜佑等人,见韦执谊离开,只能尴尬地放下筷子等他,一顿饭吃得不尴不尬。
没想到后来竟然有传信人来报告,说王叔文要吃饭,韦执谊便与他一起在办公的阁中用餐了。此事之后,贾耽、郑瑜两位威望极高的宰相相继选择归隐家中。
当朝宰相都不放在眼里,一时间,朝野内外更加人人自危,对于改革派等人,不敢非议。
高楼可摘星,可高处不胜寒,云端的日子尽管让人飘飘欲仙,却长久不了。
很快,这场改革之火就燃烧殆尽。
谁也没想到高楼崩塌始于一场丧事——王叔文的母亲去世了。
按照制度王叔文得回家丁忧,告别如今烈火烹油的生活。但三年之后京城早已换了一番天地,回顾之前的种种作为,加上越来越多的政敌,王叔文大概也明白仕途已走到尽头。
王叔文秘不发丧,反而在翰林院摆下酒菜,宴请诸位官员,包括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席上他谎称母亲病重,试探在座者的态度:“我一直尽心竭力处理国家事务,只是想报答皇上的重用。一旦我离开现在的职位,各种诽谤就会落到我头上,谁能帮助我呢?”
眼看没人接话,王叔文便讲述自己掌权以来,兴利除弊,将一切功劳都归到自己名下,却被俱文珍拿话反驳,王叔文无言以对,最后不欢而散。
与其说这顿饭是鸿门宴,倒不如说是王叔文提前为自己安排的谢幕宴,想要试探人心,却发现早已失去人心。
改革阵营中,人心异动,王叔文跟韦执谊闹掰;清除宦官势力,抢夺兵权,失败不说,还与俱文珍势同水火;抑制藩镇势力,却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决裂,导致韦皋投靠广陵王一方。
面对唐顺宗一日不如一日的病情,朝中重臣和各地请求立太子,最终诏书颁下,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
更为诛心的是,身在礼部的柳宗元不得不撰写一篇《礼部贺立皇太子表》以表忠心,或许私心想着李纯秋后算账自己不至于下场太过凄惨。
听闻这一消息的王叔文,明白大势已去,自己被清理只是早晚的事,因此当场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哽咽不已。
很快,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一同上表施压,请皇太子监国,“伏望权令皇太子监抚庶政,以俟圣躬痊平,一日万几,免令壅滞”,给太子递上笺书,揭露王叔文、王伾的奸恶,“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地方藩镇势力,兼有以俱文珍为代表的神策军支持,八月初四,唐顺宗发布禅位诏,称自己久病不愈,愧对先祖,自己称太上皇,令太子继位。
太子连一个月的时间都等不了,另一道诏书随之颁布,太子五天后继位,大赦天下。
八月初九,广陵王李纯继位,史称唐宪宗,为期一百四十多天的永贞革新就此宣告失败。
随着新皇登基,或者说还没等新皇登基,刘禹锡等人的灾难就已经开始:初六,王伾被贬为开州(今重庆开州)司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这两地距京城十分遥远,几乎可以看作是流放了。
唐宪宗继位后没几天,永贞革新的主要人员悉数遭贬:神策行营行军司马韩泰被贬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被贬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
清算到这里还不算结束,朝议认为对刘禹锡等人的处罚太轻,或者是唐宪宗耿耿于怀当初革新派反对自己被立太子一事,觉得这样的惩罚不够解气,因此刘禹锡人还没到连州,就又被加贬为朗州司马。
此外,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皆是边远地区,为此史称“二王八司马”。
王叔文被贬第二年就被杀死,王伾第二年病死。
昔日,大家自命天之骄子,长安最耀眼的明珠,如今风筝之线被剪断,各自如草籽,被任意撒弃在偏远之地,任其自生自灭。
笔底明珠,藏于山野,胸中才华,付与风中,由云间跌落深渊,殿前的志得意满,仿佛只是传奇笔记中记载的黄粱一梦,可惜梦醒之后没有熟透的小米饭,只有前途未知、生死难料的远方。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无论你是什么神童或者天才,都只不过是飘散的草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