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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亭惨败之后，蜀汉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出师北伐的诸葛亮不得已仓皇撤兵。
临撤退前，他下了一个命令：将西县一千多户人家强行迁徙进入蜀汉控制下的陕西汉中。
诸葛亮的目的很简单：抢人。
因为对蜀国来说，人，实在太重要了。
从古至今，人口与土地都是立国的根本。
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汉帝国人口就已经达到了5767万人。
到了东汉，虽然国力有所减退，但东汉永寿三年（157年），汉帝国人口也有5648万人，与西汉鼎盛时期大抵相当。
但是经历东汉末年长达几十年的大规模战乱、疾病、瘟疫、饥荒后，到了诸葛亮北伐的三国时期，中国官方能够掌控的人口，已经从巅峰时期的5000多万下降到了700多万。
当时，曹魏的总人口约为445万人，蜀汉的总人口约为94万人，东吴的总人口约为210万人。
人口的多少与国土面积的大小，是关系国力强弱和战争胜负的根本。
诸葛亮北伐的重要目的除了开疆拓土、光复大汉帝国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掠夺魏国的人口。
当时，一度是西汉帝国最为繁盛的关中平原，此时已是“无复人迹”。作为东汉核心的洛阳一带更是“死者不可胜计”。而在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一带则是“墟邑无复行人”。
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对于东汉末年这种人口稀缺惨状的描述很是直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在后来的三国争战中，由于蜀汉面积最小、人口最少。所以，对诸葛亮和他的继任者姜维来说，掠夺、增加人口一直是他们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蜀汉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再次出征陇西失利后，在回军的过程中：“拔（魏国）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四川）绵竹、繁县。”
这种“拔”其实就是强行将魏国的人口迁徙进入蜀国，以此来补充蜀国人力，保证兵源、税源和农耕人口，以及扩大蜀国的人力资源。
为了躲避战争，东汉末年，大量人口从中原地区向江南、荆州、益州（今四川及四川与云南、贵州部分交界地区），乃至幽州（今北京、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鲜卑境内迁徙。
当时，张鲁控制下的陕西汉中一带由于相对安宁，北方流民涌入，人口一度高达50多万。
要知道，汉末人口总数锐减到不足千万。50万人，在一个人口就是资源和兵源的战争年代，对各路争雄的军阀来说，这是一个何等诱人的数字。
所以，曹操几乎是倾尽全力进攻汉中。
这一方面是因为争夺汉中极为庞大的人口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汉中地处关中平原和四川的中部，只有夺下汉中，才能抑制刘备的对外扩张。
为此，从建安二十年（215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与刘备在汉中地区进行了一场近四年的汉中争夺战。
最终，刘备赢得了这场战争，控制了汉中。在此过程中，不甘心受挫的曹操则一步步掠夺汉中境内的人口。
建安二十年，曹操举兵攻下汉中后，一度进入巴东、巴西郡，并强行迁徙了当地8万多人移居到河南洛阳、河北邺城一带，以补充久经战乱后中原地区稀少的人口。
平定张鲁后，曹操又下令将汉中地区的几万户居民强行迁徙到陕西的关中地区。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在汉中争夺战中失败后，临撤退前，又将甘肃武都一带的5万多户氐人强行迁徙到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扶风、天水两郡，以此加强自己的人口实力。
所以，一部三国史的核心，其实是对人口的掠夺与控制。
跟曹操和刘备一样，孙权也很注重对人口的掠夺。
汉末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偏安江左的孙权很早就认识到了掠夺人口的重要性。
建安十二年（207年），孙权直接发兵攻打占据荆州的刘表的部将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又派兵追杀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
建安十九年（214年），孙权亲征皖城，“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
此后一直到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年），东吴仍然不断派兵进入司马氏的晋国境内掠夺人口，“吴人寇弋阳、江夏，略户口”。
除了注重掠夺刘表、曹魏、司马氏等邻近各路军阀治下的汉族人口，孙权还非常注重少数民族。东吴征服了散居在今天的苏南、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等几个省山区的山越族人后，将其从山地迁徙到平原耕种，总数有10万多人。
在北方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大量士民不断南迁的背景下，曹操对于孙权治下人口实力的不断壮大感到非常焦虑。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想将跟吴国毗邻的淮南一带的人口迁徙到自己治下的河南地区进行屯垦。
消息传出后，江淮地区的老百姓吓得要命，于是“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又担心“江滨郡县为（孙）权所（攻）略”，于是又想到将江淮地区剩余的居民迁徙到北方。
结果又是适得其反，以致江淮地区“民转皆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入吴），江西遂空，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多万户人家南迁东吴，数量达几十万人，放诸当时全国仅有七百多万人口的大背景来看，这无疑是对曹操的一次重击。而东吴则由此巩固了与曹家争霸的实力。
213年，当五十八岁的曹操与三十一岁的孙权就江淮地区争战不绝的时候，面对江淮地区大量人口南奔东吴，孙权实力不断增长的局面，曹操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生子当如孙仲谋！”
曹操的这句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但很少有人会想到，曹操说这句话的语境是与孙权的人口争夺战。
可以说，没有人，帝国就如风中的草芥，岌岌可危。
对于这一点，大唐帝国就有痛彻心扉的体验。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大唐进入人口巅峰盛世。这一年，大唐官方统计的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约891万户，共约5292万人。
但安史之乱后，建中元年（780年），中央能控制的两税户从巅峰时期的891万户锐减到了380万户。到了元和二年（807年），唐王朝中央能控制的供税户更是锐减到了244万户。
这是由于大规模战乱后的人口锐减、人口南迁，加上藩镇割据，各路军阀故意隐匿户口不上报唐朝中央，将地方人口据为己有造成的。当时，仅仅黄河流域就有多达71个州和藩镇故意不上报户口。
户口锐减，税源和兵源不断衰退，这也是导致唐朝中央实力不断衰弱，最终趋于灭亡的重要原因。
在战争之中，不仅仅要笼络人心，笼聚人口也是核心要务。
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后，北方人口大量迁到南方定居。1161年，金主完颜亮征兵南侵，南宋政府抓住北方动荡的有利时机，向北方居民抛出橄榄枝，吸引他们不断南下。
在南宋政府的主动吸引下，当时两浙地区的人口“四方之民云集……百倍常时”。
此外，南宋境内的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等地人口也不断增长。
进入13世纪初期，尽管南宋北方国土大量沦陷，但境内人口仍然增长至大约8500万人，金国人口却只有约5600万人。
因此，尽管国土面积大规模萎缩，但南宋却凭借着不断增长的人口实力，与女真人和蒙古人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对峙和战争。
这背后彰显的正是靖康之变后，南方人口大量增加所带来的国力增长。
放诸任何朝代，人都是一切的根本，即使是最低级的强盗，也懂得“抢钱、抢粮、抢人”的道理。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数十年的努力后，新疆终于平定，乾隆皇帝与他的臣子们就是否移民驻守新疆展开了一场讨论。
不少朝臣认为，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距离中原太过遥远，自汉代以来，历代中央王朝一直无法对其进行持续有效管理，所以与其劳民伤财驻守，不如撤兵回师。而且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廷试中，有新科进士更是直接指责“古之屯田为劳民”。
对此，乾隆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
乾隆说，新疆具有“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依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为固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的重要战略地位。
“今办理（移民）屯种，亦只因地制宜之举。而无识者又疑劳民，朕实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耳。”
于是，在乾隆“移民实塞下”的政策坚持下，清廷开始了向新疆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动员。
当时，在经历与蒙古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阿睦尔撒纳以及大小和卓叛乱后，蒙古准噶尔部落几乎被扫荡一空，北疆地区人口锐减，这也为重构新疆的人口组成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尽管蒙古准噶尔部落已经被击灭，但沙俄却一直对新疆虎视眈眈，甚至一度收留叛变的阿睦尔撒纳，一直到其因为天花身亡后，才将其尸体转交给了清军。
鉴于新疆本地复杂的民族构成和沙俄不断南下的威胁，所以乾隆开始了向新疆地区的大移民。
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乌鲁木齐一带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口已经接近20万人之众，到了嘉庆十三年（1808年），乌鲁木齐地区的人口更是超过了33万人。
在移民政策的鼓励下，到道光六年（1826年），不计屯兵，北疆地区仅仅农业人口就达到了47万人。
这些以汉人为主体的新型移民为北疆地区的农业开发、粮食供应和屯军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大量汉人移民的推动下，北疆地区以乌鲁木齐、伊犁、奇台、哈密为代表的城市逐渐发展起来。时人描述：“（乌鲁木齐等地）地广粮贱，谋生甚易，故各地民人相率而来，日益辏集……商贾毕集。”
自汉代以来一直难以驻守的新疆地区，由于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开始真正被纳入中央王朝实际控制中。
但有移民，就有反移民。人口构成的争夺战是一场永恒的战争。
1864年，新疆爆发民乱，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此时，中亚的浩罕汗国也趁机派兵入侵新疆。
1865年，在浩罕汗国指使下的阿古柏在新疆扶持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逐步侵占了天山南部的整个南疆地区，并向北疆不断侵略扩张。
当时，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历代近百年发展后，南北疆以汉人、满人、东归的蒙古土尔扈特人等为主体的北疆人口加速增长。
对此，叛乱者也将汉人、满人、蒙古土尔扈特人等视为“异教徒”进行大规模屠杀。据同治年间到过北疆的美国人斯凯勒说，乌鲁木齐约有13万满、汉人民被杀，奇台县、阜康城、呼图壁、绥来等处汉人死散，“靡有孑遗”。
在阿古柏等人的鼓动下，仅仅和田地区就有4万多不愿信教的汉族军民被杀。在大规模的屠杀和驱赶下，1864—1887年，乌鲁木齐、巴里坤地区的人口从34万人剧减到了10万人，其中北疆地区“户口伤亡最多，汉民被祸尤酷”。
1871年，就在阿古柏几乎控制整个新疆的同时，沙俄也趁机侵占伊犁。此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通过胁迫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先是强行割占中国斋桑湖至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以西四十四万平方公里领土。十多年后，趁着阿古柏之乱，沙俄势力趁势侵入了新疆。
当时，沙俄在远东地区人口稀少，为了达到长期控制中亚和新疆的目的，其在中国新疆地区也开始了人口掠夺，在出兵侵占伊犁以后，沙俄政府在伊犁设立机构，专门负责迁移中国人口加入沙俄国籍，目的就是将新疆地区的人口掠夺为沙俄所有。
1876年，左宗棠派兵出征新疆，并最终在1878年平定阿古柏之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其他新疆领土。此时，沙俄已经在新疆地区掳掠了10多万中国人，强迫他们加入了沙俄国籍。对此左宗棠不依不饶，坚持出兵进逼伊犁，不惜与沙俄一战。
1881年，在左宗棠的军力支持下，沙俄与清廷谈判达成一致，沙俄趁机割走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但清廷也得以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
然而，1864年开始的这场动乱，使北疆地区汉族为主体的移民几乎死伤逃亡殆尽。以北疆塔尔巴哈台为例，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该地区汉民仅剩下141户。
至此，从乾隆帝1758年平定新疆以来，清廷在北疆发展一百多年的移民成果几乎被扫荡一空。
此后，清廷再次在北疆地区恢复屯垦，并招徕流民前往北疆耕种定居，由此北疆的汉族人口才开始缓慢增长。
一直到1909年，北疆地区人口才缓慢恢复至20多万人。而原本早在1826年时，北疆人口就已近50万人。
清廷再次招徕汉人进入北疆，尽管人口增长速度缓慢，但仍然在人口构成上稳固了北疆。
所以，纵观史事，假若没有人口的依托和存在，一切国势和领土势必无所依托，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三国、唐宋和晚清的史事，于内于外，或许就是最好的鉴证。
人口，才是终极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