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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一天，担任清廷翰林院编修的苏州人汪琬与同僚谈起了各自家乡的特产。
正当大家各自夸耀家乡特产的时候，汪琬这位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进士缓缓说道：“苏州嘛，特产很少，但有一个很特别，那就是状元！”
一语惊四座。
特产是“状元”？在大清朝高级知识分子集结的翰林院里，这句话很是刺耳，可大家仔细一想，又不无道理。
实际上，状元确实是苏州的特产。
从晚唐的869年产生第一位苏州地区的状元，到1905年科举结束，整个苏州地区（苏州、吴县、常熟、吴江、昆山、太仓）共产生了45位状元，数量为中国历史之最。而中国有史记载的科举状元一共600位，苏州一个城市就独占了7.5%，不愧为状元之乡。
中国古代哪里出产状元最多？这个问题的背后又隐藏着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人口军事密码，甚至暗藏杀机？
中国古代科举从隋朝开皇年间创立，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共开科取士709次。然而现存史料有据可查的有名有姓的状元仅仅600人（不含武状元），这600人中可以查询到籍贯的仅仅为448人。
如果能穿越，看到清朝的苏州进士汪琬这么“嚣张”，唐朝的北方士子们一定会非常不屑，因为在大唐鼎盛时，状元大部分是北方人的囊中物。
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唐朝时，状元郎们的家乡大部分位处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各省，那时候，黄河中下游两岸才是中国文风最为鼎盛的地区——现在知道籍贯的68位唐朝状元中，人数排前三名的省份分别是河北（15人）、河南（13人）、陕西（11人）。
从具体数据来分析，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知道详细籍贯的8位状元中，有7位是北方人。从数据统计来看，唐朝前期状元分布的范围，主要在北方。
但是安史之乱是中国北方文脉衰落的开始。755年安禄山起兵以后，中国的文脉兴旺之地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安史之乱后，大约从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开始，来自南方的状元人数逐渐增多，在843年至907年唐朝最后的六十四年间，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相继出现了11位状元，约占这一时期状元总人数的31.4%。
晚唐时期，就连当时非常偏僻的广西地区都出了2位状元，在中国历史大格局的转变中，南北方文运的扭转、状元分布的颠覆时代即将到来。
安史之乱后的两百年间，南方人在科举榜上逐渐崛起，这也让一个人心里非常不爽。
作为北宋华州（今陕西渭南）人，出生在关中地区的寇准一向很看不起南方人。
北宋时期，尽管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传统核心——关中地区已经逐渐没落，但寇准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仍然认为关中地区所处的西北地区才是中国真正的王霸之地，“西北，天地之劲方，雄尊而严，故帝王之兴常在西北”。
当时，赵匡胤家族与主要的大臣都是北方人，即使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已经开始仰赖江南地区，但在政治上，北宋的政治圈里，大家对于南方人还是很排斥的。
当时作为宰相的寇准甚至公开放话说：“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意思就是，南方是个下等地方，不能让太多人中举、当官。
据说，寇准有一次在看到主考官们集体将当科状元定为南方文士肖贯中时大发雷霆，强行要求他们将状元改成了山东平度人蔡齐。对此，寇准非常得意，逢人便夸口说：“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
由于北方官员集团的集体打击，因此在北宋前期，北宋朝廷中“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南方士大夫大多默默无闻，“沉沦者多”。
安史之乱后，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徙南下，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地区人口日渐增长，经济蒸蒸日上。
与此相比，北方地区却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深受契丹（辽国）、党项（西夏）、女真（金国）的威胁，军事政治局面的动荡使得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开始全面落后南方。
以河北为例，唐朝时，河北产生的状元数高达15人，是唐朝时各省之最。
但是到了北宋时期，作为与契丹、女真人长期对峙的军事前线，河北在北宋时期的状元人数却急剧下滑到只有1人。
尽管有寇准等北方重臣的极力维护，北方士子在科举竞争中的劣势还是开始显现出来。
此时，中国历史的天平已经从北方开始倾斜向了南方。
在人口数量上，唐朝天宝六年（747年），当时的北方户口尚有492万户，南方只有257万户，数量比率为65 : 35。
到了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北方户口却减少至459万户，南方户口则增加至830万户，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率逆转成了35 : 65。
在经济上，北宋的朝廷命脉也主要仰赖着东南一带的财赋供养，北宋时期的名臣包拯就指出：“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
此时，位处长江下游的东南（江南）地区已经成了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而经济繁盛的南方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区。
北宋时期，位处南方的两浙、两江及福建三个地区，州学普及率均达100%，县学普及率则超过80%。全国高达72%的私人学堂竟然全部集中在这三个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华、文化昌盛的南方为科举上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史上，经济与教育中心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十”字架迁移趋势非常明显。
在唐宋明清四个朝代中，状元所处省份的前三名，分别是：
唐代为：河北15人，河南13人，陕西11人；
宋代为：浙江24人，河南20人，福建19人；
明代为：浙江19人，江西18人，江苏14人；
清代为：江苏46人，浙江20人，安徽9人。
宋仁宗朝时期（1022—1063年），南北状元人数的大规模逆转开始。当时，北宋共有57名状元有籍贯可查。
在宋仁宗朝代以前的北宋，明确籍贯的27名状元中，南方人仅有6人，占比21.4%。然而宋仁宗时期开始的30名北宋状元，南方人却高达21人，占比高涨到了70%。
除了状元，在进士数量上，北方人在进士考试争夺战中更是几乎全军覆没。原本在960年至997年间，北方籍进士在全国总额中的占比还能达到28.4%。然而在1101年至1126年间，北方籍进士在全国总额中的占比已经锐减到了0.08%。
这种南北状元数量的逆转和对比日益尖锐化，让作为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的司马光很是恼火。为此，司马光与欧阳修狠狠地吵了一架。
当时，北方读书人在科举会试中逐年败北。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就向北宋朝廷进谏说，科举考试这种大统考、公开竞争的方式很不公平，北方有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竟然连一个考中进士的人都没有。所以，科举考试应该按照各个省的户口数量，来平均分配录取名额，实行“逐路（省）录取”，这是中国最早的分省考试制的由来。
然而，作为江西人的欧阳修却很不赞同司马光的说法。为此，他上书跟司马光争论说，科举考试都是匿名考试，中榜后才知道中举人和状元们的籍贯，这种做法“凭才取人、唯才是择”。反正实行的是匿名制的公平竞争，有能者上，按照省份平均配额反倒不公。
在欧阳修看来，在当时的政治和科举考试上，南方人向来就受歧视，如今凭着真才实学开始出人头地，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之流就看不顺眼，想来阻挠了，这实在是很不公平。
对于欧阳修的观点，同样是江西人的王安石也非常赞同。所以，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期，北宋的科举考试仍然沿袭了全国各路公平统考的做法。
在今天看来，尽管司马光提倡的“分省录取”制有私心，但确实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相对南方比较衰落的现象。
但是，“分省录取”制也有着“补偿性正义原则”的因素，不能说全然没有道理，这就好比今天高考要照顾西部地区的考生一样。
而欧阳修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公平竞争符合“程序性正义原则”，也有利于国家对人才的最优化选择。
决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重新上位，并将北宋的科举录取制度调整为初始化的“逐路取人”（分省录取）制，即作为北方地区的齐、鲁、河朔诸路可以与南方的东南诸路分开考试，并平均分配，从而保障北方地区的进士录取名额。
在进士考试中，可以受到名额保障的照顾，但到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环节，状元录取就不分地域和籍贯了，南方人的聪明才学就凸显出来了，对此司马光曾经恨恨地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
言下之意是，南方人都很狡诈，统统都不可靠。
在司马光看来，不仅是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江西人让他不痛快，所有的南方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都很“狡猾阴险”。
伴随着政治争论，南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差距也越来越大。
后世扬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中，除了韩愈（今河南孟州人）、柳宗元（今山西运城人）两位唐朝名家是北方人，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个人是今天的四川眉山人，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曾巩是江西南丰人，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
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籍贯所在地，也反映出从宋朝开始，南方文化水平开始遥遥领先北方。
在现在可以考据籍贯的北宋进士9630人中，其中南方诸路为9164人，占总人数比高达95.2%；北方诸路仅为466人，占总人数比仅为4.8%。
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北方地区在文化教育、科举成绩上的全面落后于南方的情况愈发严重。
科举考试与状元分布这种严重的失衡状态，最终酿成了一起超级命案。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这一年的科举会试结果公布后，北方的学子们立马炸开了锅。
原来，这次科举考试录取的状元陈
是闽县（今福建闽侯）人，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探花刘仕谔是浙江山阴人，而其他49名进士也全部是南方人。
对此，北方士子们非常愤怒，认为是主考官、湖南茶陵人刘三吾作弊偏袒、荫护南方人。
事情闹大了，于是朱元璋便下令，派前科状元张信等翰林院的高才成立联合调查组重新进行评卷，结果张信等人调查来调查去，都认为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公平，录取结果不存在什么问题。
对于张信等人的这个复查结果，朱元璋很不满意。
原来，在朱元璋看来，当时北方地区经过女真人（金国）、党项人（西夏）和蒙古人（元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历时两百多年才被明朝这一汉人政权收复，所以此时北方的人心不稳，对于当时明朝——这个位处南京的“南方政权”有的还心存疑虑，虽然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可能是公平的，却违反了中央收买北方士子人心的这一“政治正确”原则。
在朱元璋看来，如果不“均衡性”地照顾一下北方的读书人，那么明朝这个当时的“南方政权”是难以有效收买北方人心的，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此情况下，最终，朱元璋下令，将新科状元、福建人陈
，以及复审官员、前科状元张信等二十多人分别处死，而主考官刘三吾由于当时已经八十五岁，得以逃过一死，被革职充军处理。
因此，陈
、张信这两位朱元璋时期的新老科魁也成了历史上死得最冤的状元。
处死陈
、张信等状元和南方士子后，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朱元璋又宣布重新进行科举考试。
这一次，朱元璋自己亲自阅卷，并将全部61个进士名额都分给了北方人。同年六月，朱元璋自己主持殿试，专门录取了山东人韩克忠为状元，以笼络北方士子。
这起惨案发生后，后世将当年的第一榜称为南榜，而将第二榜称为北榜，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死后，到了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朝开始实行南北中卷制度，即将全国的科举考试划分为南区、北区和中区，分地区录取学子。
到了清朝顺治年间，清廷将中卷并入南、北卷，开始实行南北卷制度。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北卷制度最终被废除，开始实行了分省录取制度。
尽管明清时期实行南北卷制度和分省录取制度，但是在排定进士名次的殿试环节仍然是公平竞争，在此情况下，南方士子的科考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明朝有籍贯可考的89位状元中，人数最多的省份仍然位处南方，分别是浙江（19人）、江西（18人）、江苏（14人）。
到了清代，长江中下游的东南地区更是进一步崛起，在清代114位状元中，江苏占了46人、浙江20人、安徽9人。
明、清两代，北方地区被彻底挤出了状元三甲地区。
这种状元集中的趋势在东南地区更明显。
历数中国古代448名有籍贯可查的状元，出状元最多的是江苏（76人），其次是浙江（64人）——仅仅江苏、浙江两地的状元就达到了140人，占总人数比率高达31.25%，对此，民间有一个说法是：天下英才尽出东南。
由于北方的状元实在太少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当看到阅卷大臣进呈的前十名试卷中，只有一个陕西人王杰，而且还排在第三时，乾隆皇帝感慨万千，特地将王杰从第三名提拔为第一名，以此照顾一下北方的读书人。王杰也因此成了清朝时期，陕西全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唯一的状元。
1904年7月，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殿试在北京举行，在经过一番考评后，主考大臣将最终结果呈递给了慈禧做“钦定”。
当时，清廷内外交困，正准备做七十大寿的慈禧希望从科举中得到一点吉利兆头。没想到一翻开主考官们定为头名的试卷，竟然是广东清远人朱汝珍，一想到被自己下令推落井中溺死的珍妃，再加上广东又出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逆匪”，慈禧心中非常恼怒，立马就否决了朱汝珍的状元称号。
接着，慈禧又看了第二名的试卷，这个人是直隶（今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当时，北京一带正闹干旱，刘春霖的名字非常吉祥，加上慈禧觉得刘春霖是肃宁人，肃宁这个名字有天下太平之意。于是，凤颜大悦的慈禧立马就将刘春霖从第二名调整成第一名状元。
广东人朱汝珍则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末代榜眼。河北人刘春霖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
至此，中国的南北状元之争终于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