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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一个名叫王定保的人，籍贯江西南昌，在900年，即唐朝灭亡的倒数第七个年头，考中了进士，随后到南方去做官。
时值唐朝末世，王定保一路碰到数起农民起义，只好跑到广州避难，在节度使刘隐门下做幕客。
刘隐死后，他的弟弟称帝，建立南汉国，成为五代十国中的“十国”之一。王定保时来运转，一路高升，做到宰相（同平章事），可谓位极人臣。
晚年，王定保潜心写作，写下了著名的《唐摭言》。其中关于唐代科举情况的记载尤其详细，是后世研究科举的必读书目。
在书中，这名唐代进士出身的南汉国宰相美美地感慨一句：“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此后，帝国的高官们，如果不是进士出身，不仅自己觉得人生有缺憾，别人也会觉得他少了点什么。
已故史学大家何炳棣称，科举是帝国成功的阶梯，是阶层流动的通道。
当做官越来越注重出身的时候，考中进士逐渐成为当上高官的必要条件。这个时候，“你是哪里人”这件先天注定的事就变得很重要了。
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被唐朝继承并发扬光大。
不像宋代以后有“科举名录”一样的档案簿，唐代没有科举及第的完整名单。
在目前已知的极不完整的数据中，唐代籍贯可知的科举及第者是648人。其中，关内道159人，河南道151人，河北道132人，进士人数位居前三。
唐代考科举最牛的地方都是典型的北方中原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陕西、河南、河北、山东这几个省份。这几个地方产生了全国将近70%的进士。
你要是穿越过去，千万别傻盯着东南沿海或长江流域一带。毕竟那时候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北方，黄河流域一带。
很长一段时间内，唐朝实行双首都制——西京长安和神都洛阳。这两个地方正是最出科举人才的关内道和河南道的核心。原因无他，举国科举的政策照顾和教育资源都集中在那里。
长安所在的京兆府选送的举子，前十名被称为“等第”——坐等及第。据王定保说，十人中最后被安排中科举的至少有七八人。
如果哪一年礼部不给面子，多让其中几个落榜，京兆尹（首都市长）就要发飙，给礼部写文书抗议，让考官好好解释为什么要让首都的考生落榜，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这种权力优势是外地州府不可能有的。
洛阳的科举优势则主要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
当时，武则天将洛阳当作实际首都，在洛阳、长安分别开考录取进士，而洛阳的录取名额竟是长安的三倍。
一直到安史之乱后十余年，776年，洛阳的科举才被停掉。
唐代的科举公平性欠佳，基本是由政治本位决定录取名额。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礼部侍郎崔郾被任命为科举主考官。一堆官员跑到崔郾家，向他推荐自己的门生。
其中，大名士吴武陵拿着《阿房宫赋》，向崔郾力荐杜牧：“此人不当状元，谁能当？”
崔郾面露难色，说今年的状元名额早被预定了，只能给杜牧安排个第五名。
到了晚唐，王定保出生的江南道（包括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以及江苏、安徽、湖北南部、四川东南部等地）在科举上开始冒头。
原因是，安史之乱后，北方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传统的经济发达地区饱受摧残，人口向南方迁徙。这样此消彼长，南方崛起，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发展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
韩愈曾说，大唐的财赋来源十分之九来自江南。
如果王定保早生一两百年，估计进士的头衔就跟他无缘了，只能感叹自己，官做得再大，“终不为美”。
跟唐朝科举爱开后门、政策照顾明显等做法不同，宋朝科举一开始就讲究公平，考卷不仅要糊名，还要专人誊录，避免考官认字迹打分。
科举真正成为平民阶层上升的通道始于宋朝。
宋太宗在位期间，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的堂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王扶，均在同一届科举中考中了进士。
殿试时，宋太宗发现了他们的名字，直接拍板说：“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意思是，你们这些官二代就别跟寒门子弟抢了。
于是，这三个人的名次全让给了寒门子弟。
统计显示，整个宋代，布衣出身的进士占了一半以上。
但是，宋朝科举有新的问题：南方人太能考了，导致北方人心里很不平衡，双方为此吵闹不休。
整个宋代的科举进士数量从具体省份来看，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人数高居全国前三。
根据《福建通志》记载，宋代福建进士共7043名，排名全国第一。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有籍贯者），算下来，福建一省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比位居第二的浙江多了2000多名进士，形势一片大好。
时人不无夸张地说：“龙门一半在闽川。”福建人绝对是当时全国最能考的。
何炳棣分析说，两宋时期，尤其南宋，比较靠南的省份受益于远离宋金边界，免受战争侵扰，经济与文化也更加稳定繁荣。浙江、江西和福建因此崛起。
福建在12世纪至13世纪，由于早熟稻的推广、海上贸易的繁荣，以及如朱熹那样的大学者的移入，一下子成为文化上先进的省份。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家祖上没厉害过？
但北方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唐代以后，在科举之路上，还是南方省份更厉害些。
风水轮流转，只是转到南方哪个省的问题。
元代常被称为文化的荒漠，不过，史学家发现，当时江西是全国书院最多的省份。这些书院为江西保留了无数的读书种子。
在宋代，其实江西文化已很昌盛，人才辈出。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六位，其中三位是江西人——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
在中进士人数上，宋代时江西排名仅次福建和浙江，稳居前三。
明朝开国后的前一百年，江西凭借这些文化积累迅速崛起，并超越闽、浙两省，成为全国最能考的省份。
尤其赣江中流的吉安府，在明初一百年间，产生了426个进士，以及33个巍科人物（特指会试第一名和殿试前四名）。这两个数据分别占全国同一时期的十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在1400年和1404年连续两次科举殿试中，共有一甲进士6名，吉安人包办了5名，真的是全国科举看江西，江西科举看吉安。
整个明代的科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前面一百年，最能考的是江西人。中间一百多年，浙江人发力，比江西人还能考。最后四五十年，江苏逐渐取代浙江。
综合下来，明代全部24800多名进士中，浙江有3697人、江西有3114人、南直隶（含今江苏、安徽）有2977人，是产生进士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
有来自福建的朋友问了：这时，南宋最能考的福建人去哪儿了？
明代福建以2374名进士，排全国第四。虽然总数比前三名省份少一些，但不是弱在考试能力差，而是弱在人口总数较少。
明代福建的人口仅有170多万，相比五六百万人口的浙江、江西、南直隶，显然不占优势。
但如果按人均进士数计算，福建人依然是全国考试最厉害的。
这个省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约13人，是浙江的2倍、江西的2.85倍，堪称一骑绝尘，无人能敌。
对整个帝国而言，老问题又来了：人才都出自东南，其他地方的人还有什么奔头？
早在明初，朱元璋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位开国皇帝是南方人，这使得他必须向北方士子释放更大的诚意，从而提升整个帝国凝聚力。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会试放榜，考上的51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无一北方人。北方士子群情激愤，高喊有黑幕，联名向朝廷状告主考官刘三吾，说刘三吾是南方人，所以偏心。
这件事惊动了皇帝。
为了安抚北方士人心，朱元璋重新出题，并亲自阅卷，增补了61个进士，这61人全部是北方人。
此后，明朝的科举制度迎来重大改革。
大约从1425年起，明朝会试开始试行“南北卷”制度，在南北方分别录取进士，比例为“南六北四”，即南方占60%，北方占40%。
后来，又增加了中卷，把全国划分为南、北、中三个区域，分别录取进士。比例为南卷55%、北卷35%、中卷10%。
这项改革影响深远，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分省录取制度，“南北卷”制度才最终被废除。
明代历时两百多年未能破解的南北人才失衡问题，到清代，总算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
1712年，已经做了五十年皇帝的康熙突然意识到“南北卷”制度虽然可以相对调和南北方的人才结构，但无法解决省份之间的人才比例问题。
他说，观察这些年来的进士录取名单，有的省进士很多，有的省进士很少，这不科学，以后干脆“按省取中”好了。
所谓“按省取中”，原型来自北宋司马光的“逐路取士”，跟我们现在高考制度中的分省录取制基本一致。
简单来说，就是按照每个省的大小、人口多寡，分配每个省的举人名额。比如，浙江、江西都分到了94名，以后这两个省每届录取举人就都是94人，再由这94人去参加国考（会试），按一定的比例录取进士。
这种录取方式对文化欠发达省份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实施分省录取制度前，甘肃连一名进士都没有，实施后，甘肃后续共出了200多名进士。
但这对科举大省则不是好事。分省录取制最大限度地把考试竞争压缩到了省内，一个省中举名额就那么多，如果考生都很强的话，竞争肯定就很激烈了。
不过，经过这轮制度调整，清代进士的南北分布相比明代均衡多了。在清代总计26800多名进士中，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中举人数分别如下：
江苏2933人，浙江2803人，河北2707人，山东2249人。
两个南方省，两个北方省，是不是比明代前四都是南方省看起来舒服一点？
因为进士名额基本是按省分配，这个时候单凭一个省的进士数来判定这个省的人能不能考已经不太准确。更为准确的数据要看巍科人物的分布。
从理论上讲，殿试的名次是中举者完全自由竞争后分出高下的，这才能代表全国的水平。
清代产生巍科人物539人，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人数分别如下：
江苏169人，浙江125人，安徽41人，河北38人。
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士人数，还是巍科人物，江苏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全国“考霸”。清代114个状元中，有24个苏州人，占比超过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江苏和浙江这两个最典型的江南省份，清代一共出了69个状元（江苏49个，浙江20个），占了全国状元数的一半多。
江苏和浙江两省为什么能在最后一个科举朝代独占鳌头？
说起来，科举在清代已经进入了拼资本的阶段——拼经济资本、拼文化资本。
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有能力搞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
就单个家庭而言，也相对更有钱给孩子多读书、多买书、多请名师，再不济也有家族互助组织帮忙，上义学，筹路费。
学者沈登苗说：“在科举时代，是否有真正的资格应试，主要取决于父、祖辈的经济条件；能否在场屋中胜出，大多靠的是本人的禀赋与后天的努力。实力——经济实力与自身智力决定人们在科举道路上能走多远。”
事实证明，越到帝国晚期，阶层流动的大门关得越紧。
宋代超过一半进士出身平民，明代这一数据下降至47%，清代继续下降至37%。到了晚清，进士基本被官宦子弟垄断了。
帝制时代，科举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左右。每个时代，最能考的人都来自不同省份。
唐代：陕西人。
宋代：福建人。
明代：浙江人。
清代：江苏人。
唐宋之际，进士人数有一个南北易位的过程，此后，北方人再也撼动不了南方人在科举上的地位了。
历史上考试最强的南方三省恰好集中于东南沿海，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由南往北越来越强的过程。
就历史进程而言，除了个人努力，每个时代，科举的终极决定力量也不一样。
唐代：陕西人胜出，主要靠地理区位和政治优势。
宋代：福建人胜出，主要是赶上北方普遍沦陷和科举平民时代的到来。
明、清两代：浙江人和江苏人胜出，主要靠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可见，影响科举的主要因素中，政治因素有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与此相反，经济因素则有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
在宋、明两代，尤其明初的一百年，江西科举有过闪耀全国的表现。这得益于北方士人南迁，江西靠近水路和中国相对中央的位置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力，成为其最早的落脚点。
江西由此成为南方一个较早跨入文化发达的省份。
文化南传，由此兴盛。
福建科举在明清之际的相对没落与郑成功长期割据东南沿海，与清政府对抗，导致福建战乱、人口内迁、贸易中断有关。
等到中国统一，东南的贸易中心已南移到了广州。
在拼资本的时代，经济比不上江浙的福建，科举能力自然也就退化了。
科举时代最后的赢家——江苏和浙江两省在经济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延续至今。
长三角迄今仍是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圈，而这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高等教育水平、经济辐射能力均为全国最强。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长三角地区自明代以来重视科举、发展教育的当代福报。
为什么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