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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大思想家孟子幼年丧父，母亲没有再嫁，母子俩艰难度日。
最初，孟母带着孟子住在墓地附近。没多久，孟子就跟着邻居小伙伴一起以模仿大人办丧事为乐。孟母很担心，怕儿子长大后可能要从事殡葬业，没出息，于是举家搬迁到了一处靠近集市的房子。
集市很热闹，做生意的商贩来来往往。年幼的孟子很快又跟新玩伴玩起了模仿的游戏，模仿怎么招呼客人、怎么讨价还价做买卖。孟子模仿得越起劲，孟母的头就越疼——这里也不该是我儿子居住的地方。
孟母又将家搬到一处屠宰场附近。若常住下去，孟子长大后恐怕会成为战国版张飞了。孟母摇摇头，决定再搬家。
这次搬到了学宫附近。孟母看到儿子整天模仿学堂里先生和学子的言行举止，鞠躬、谦让、行礼，心里十分欣慰——这才是我儿子该住的地方。
按照当代人的理解，“孟母三迁”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伟大的母亲经过不断实践，最终选择并认同“学区房”概念的故事。
“学区房”是一个当代的概念，而且产生的时间很晚，至今不过三四十年。从广义上说，学区房指的是大学、高中、初中以及小学周边的房子；从狭义上说，学区房则是特指重点学校周边且孩子具备入读资格的房子。
但如果从国人对于居住环境中教育氛围的看重这一角度进行理解，那么，“学区房”的观念就可以追溯到“孟母三迁”的战国时期，甚至更早。
而古人对良好教育与科举功名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学区房”的发展史。
在科举制度被发明以前，古人追逐“学区房”的动机可谓相当纯粹，就是为了学习知识而迁居、置业，不抱有其他目的。后世看中“学区房”有利于升学或考取功名的功能，在隋唐以前是不存在的。
东汉时，蜀郡成都有个学霸，名叫张霸。张霸七岁通晓《春秋》，懂礼节，行孝道，被认为会成为像孔子的弟子——曾子一样的圣人，故人称“张曾子”。
张霸长大后，博览五经。（博览五经在当时是最高学问的代表。）
这下，整个国家都知道成都出了这么一个博学大儒，于是，张霸居住的片区就成为当时的“学区房”。孙林、刘固、段著等一批年轻人为了方便向张霸学习，纷纷在张霸住室的附近买房。张霸由此成为历史上以一己之力带动片区房价的第一人。
后来，张霸为官多有政绩，数次升迁做到了侍中。时任虎贲中郎将的邓骘是汉和帝皇后邓绥的哥哥，属于典型的外戚权贵。邓骘听闻张霸的名气，想与他交朋友，但张霸犹豫不作回答。众人笑他不识时务，张霸却不以为意。
张霸七十岁病逝，临终前，他给儿子们写了一封遗书，交代后事。
他在遗书中说：“如今蜀道阻远，不宜运归乡里，可就近把我埋葬，有足够掩埋头发、牙齿的地方就行了。人生一世，应当受别人尊敬，如果死后不能好好安排自己，那简直是太受罪了。所以，务必遵照速朽的原则，实现我的心愿，切记切记。”
儿子们遵照父命，将他葬于河南梁县（今属河南汝州），然后在那里安了家。而随着张霸的离去，当年成都的“学区房”也就失去“学区”的价值了。
到了北宋，又有一人像张霸一样带动了片区房价升值。此人名叫宋敏求，家住帝都开封春明坊。
宋敏求是个官二代，凭借父荫和个人努力，后来官至龙图阁直学士，但他更出名的身份是藏书家。
他是北宋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史载，他家中藏书达三万卷，而且，由于他经常亲自动手对家中藏书进行校对，所以天下读书人都以他家的藏书为善本。士大夫们对历史典故每有疑义，必请求宋敏求指正。
有些人家有巨量藏书，却秘不示人。但宋敏求为人慷慨，乐于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藏书，所以他的口碑很好。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其主要助手兼副主编刘恕曾特地绕道到宋敏求家中借览藏书。宋敏求对刘恕的到来也颇为高兴，每天都准备好酒好菜热情款待。刘恕则口诵手抄，昼夜不停，足足住了十天，抄够了他所要的资料才离去。
据宋人笔记《曲洧旧闻》记载，由于宋敏求居住在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即租金）常高一倍”。
你看，就因为宋敏求家的藏书量大质高，读书人便争先恐后地想在他家附近安家，使得春明坊一带的房价和租金比周边整整高出一倍。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也是春明坊宅子的“大客户”。
史载，王安石“在馆阁时，僦居春明坊，与宋次道（宋敏求，字次道）宅相邻”。凭借住得近的优势，王安石遍览宋家所藏的唐人诗集，后来才编选了《唐百家诗选》。
但很可惜，宋敏求家的藏书在宋哲宗时期毁于一场大火，史称“文献一劫”。
其实，在宋敏求生活的宋代，人们追求“学区房”的动机已经掺杂了功利色彩。这主要是唐以后科举制带来的普遍性成才焦虑导致的。
宋敏求是官二代，按照宋朝的制度，他可以直接承父荫而入仕做官，无须遭受科举的折磨。但他深知时代的焦虑，很关注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性问题。
宋敏求曾向朝廷建言说，各州县只有学校而无学官，所以学生士子容易离开本乡本土而到外面去拜师求学，请求在各州县设立学官。
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便于考取科举功名，整个国家内部形成了一条逐级向上的迁居链条。用南宋人洪迈的话来说就是：“缙绅多以耕读传家，而乡野之间读书非便，问学非便，故自村疃迁于县、自县迁于郡者多矣。”
村—县—郡的迁居链条与如今望子成龙的父母们的所作所为并无区别。人心不变，为了子女读书升学而迁居置业的经济逻辑也不变。而这条以下一代的教育和科举为核心的迁居链条，它的最顶端就在帝都。
历朝历代，帝都基本都是文化中心，会聚了最高端的教育人才和资源，因此其各种生活成本，包括“学区房”的购房费用，必定也是最高的。
所有人挤破头都想在帝都立足，但只有少数财富精英家族或文化精英家族才能留下来。
唐代时，尚未成名的白居易前往帝都长安求取功名，但要想在竞争白热化的帝都站稳脚跟，哪怕是聪明过人如白居易也不容易，白居易自己也深知这一点。
他自小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头发就全都白了。
到了二十九岁，白居易考中进士，这是相当了得的成就，以至于他一度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时考中进士的十七人里面，他最年轻。
此后，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三登科第”，顺利得到官职——秘书省校书郎。经历多年的困顿漂泊和不懈努力之后，他终于在帝都定居下来。
唐以后，大批有财或有才的精英家族涌入帝国都城，从而抬高了帝都生活成本，使得“学区房”的价格居高不下，而这又衍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冒籍。
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有官员向宋仁宗上奏：“今开封府举进士者至千九百余人，多妄冒户籍。”
自科举制度开始实行的隋唐以来，各个朝代的秀才、举人的录取名额基本采取区域分配制。
唐代诗人柳宗元曾经指出，“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意思是说，帝都的录取名额很多，是其他地方所不能及的。
北宋都城开封同样存在录取名额多的巨大优势，所以才出现了冒用开封籍参加科举的现象。
向宋仁宗上奏揭露冒籍现象的官员举例说，庐州举人王济的哥哥王修己在开封府的祥符县买了十八亩田地，因而有了开封府户籍。于是王济投递家状时，竟然谎称王修己是自己的父亲，以求在开封应试。
还有一名叫王宇的士子也加入了王济这一户，连家状上“三代”部分也借用了王济的父祖三代——为了科举，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认了。
这名上奏的官员请求朝廷加强限制，要求只有在开封有户籍满十年且居住在此的士子才可以在开封参加科举。
可见，帝都“学区房”房价高企，使得一些人开始钻空子，采用冒籍的形式分享科举资源优势。
而这反过来冲击了“学区房”市场，加剧了科举不公平。
因此，当时的官员才提出在帝都参加科举必须“人户一致”的建议。
或许是认为“有开封户籍十年”的规定过于严苛，最终，宋仁宗下诏，将年限减至七年，即“举人有开封府户籍七年以上不居他处者”才可以在开封参加解试。
尽管此后历代对“科举移民”都有所限制，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一现象。
清朝乾隆年间，苏州城一家弟兄俩听说北京进士好考，于是让父亲在北京辖下的顺义县买下一座破房子。两人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北京的科举，并双双考中，成了“科举移民”现象中的一对幸运儿。
当“学区房”与科举户籍产生关联的时候，这场读书人集体参与的阶层跃升竞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由于各地区之间的读书风气差异甚大，有的地方文风很盛，读书人为考个秀才或举人挤破头。有的地方没有读书的风气，稍一用功就能轻轻松松考个功名。
正如欧阳修所说：“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
这说的是北宋当时的情况，但历代基本都是如此，录取率高的省份是十分之一，录取率低的省份是百分之一，这中间是十倍的录取率差异。
所以，古代读书人以买房入籍的形式，纷纷移民录取率高的地方。
大到全国，小到一个府内部，都存在买房入籍的操作。
如今的福建省莆田市，在明代称“兴化府”，下辖莆田县和仙游县。其中，莆田县尤其多出科举人才，整个明代，莆田县出了494名进士，是全国出进士最多的县。
全国唯一的“七代进士家族”——黄寿生家族就来自莆田县。在明朝两百多年间，这个家族直系八代中，有三代中解元、七代中进士，在科举时代一马当先。
为了争夺有限的科举名额，明朝崇祯年间，莆田和仙游两个县发生了激烈的“泮额之争”。
简单来说，泮额就是古代上官学的名额，只有上了官学，才更有机会考取功名。
莆田人擅长科举，县内竞争激烈，官学名额不够，于是，很多莆田人就近搬到仙游，在这里买房子和田产。莆田人看中的是仙游这个“学区”的竞争低热度，但这导致了仙游人的不满。
面对莆田人涌入本地购买房产的情况，仙游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庆幸本地“学区房”的升值，而是陷入了本地生源升学率降低的焦虑之中。
一方面是官学学额被挤占，另一方面是本地升学陷入内卷。因此，不满莆田人“跨县竞争”的仙游人，将情况反映到了福建学政那里。
当时的福建学政为此专门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叫作“罢一复一”。“罢一”就是莆田人从此不能再去仙游置房、买地，占用仙游的官学名额，而“复一”就是仙游人不能去当时兴化的府学上官学，兴化府学的名额全部留给莆田人，这意味着仙游人只能上县级中学，不能上市级中学。
虽然这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暂时缓解了两县的争端，但仙游人对自己不能上兴化府学一事一直耿耿于怀。
七八十年后，清康熙年间，朝廷才取消了“罢一复一”的政策，允许仙游人与莆田人公平竞争，择优入府学。
同一个府辖下的两个县尚且存在如此绵长的宿怨，更不要说全国那么多地方了，面对参差的教育水平与录取名额分配，要构建一个绝对公平的科举竞争环境是多么困难。
一直到晚清，福建、广东等省由于地区内部的“科举移民”问题，还时常爆发械斗。
或许只有当“学区房”回归到知识的价值本身，这一贯穿科举制一千三百多年的公平之争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