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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22年，三十而立的孔子，决定创办平民教育，收徒讲学，以扶正摇摇欲坠的上层建筑，希望改变礼崩乐坏的现实。
孔子带领一群青少年垒土筑坛，并移来一棵小银杏树栽在坛边。他抚摸着银杏树说：“银杏多果，象征着弟子满天下。树干挺拔直立，绝不旁逸斜出，象征着弟子们正直的品格。果仁既可食用，又可入药治病，象征着弟子学成后将有利于社稷民生。此讲坛就取名杏坛吧！”
此后，孔子每日杏坛讲学，四方弟子云集。一生收弟子三千，授六艺之学，传为美谈。可以说，孔子是全民认可的中国第一位教师。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河南人耿介不想当官了，准备辞职回家教书。
他幼年时曾到嵩阳书院春游，看到昔日的著名书院荒草连天，读书声不再，内心悲恸不已。由于担心再也见不着“程门立雪”的场景，耿介便立志从教，倡兴书院。
退休的十年前，他曾向书院捐地三百三十亩，带动省、府、县的官员和县内外的士绅向书院捐地共一千五百七十余亩，复筑嵩阳书院，自任院长。
他仿效孔子当年杏坛讲学，除地为坛，坛上手植杏树一棵，吸引了很多慕名前来求学的学子，而他也被尊称为嵩阳先生。
孔子杏坛讲学两百年后，战国中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稷下（今山东淄博），因田齐政权在此地设立的“稷下学宫”而闻名当世，一举成为中国学术的中心。
稷下学宫被誉为“中国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府”，创建于齐桓公时期（一说创建于齐威王时期）。
稷下学宫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在田齐政权的重视和厚爱下，稷下学宫成为齐国的金字招牌。
稷下学宫的老师称“稷下先生”，也受到了尊崇，既可以兼任田齐政权的智囊团成员，也可以自行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誉为“稷下学士”），进行学术研究。
稷下先生、学士不仅可以“不治而议论”，也可以“不任职而论国事”，且据其意愿可向田齐政权申报功名，若获认可，还能受封“上大夫”，享有相应的爵位和俸禄。
学生可以自由地来稷下拜师求学，老师也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学与教双向选择。在思想上兼容并包，营造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氛围。
稷下学宫最兴盛时，云集了儒、道、法、农、名、兵、阴阳等各家各派有影响的学者，如孟子、荀子、邹子、慎子、申子、接子、涓子、尹文、宋钘、淳于髡等，他们都曾在这里讲学，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也因此出现了《黄帝四经》《管子》等一大批著作。
稷下学宫最著名的祭酒（校长）是荀子，他担任了三届。他有两个学生，一个叫韩非子，一个叫李斯，都是“该校”的杰出“校友”，属于影响后世数千年的人物。
稷下学宫的第一客座教授是孟子，是儒家宗师级的人物，其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在稷下学宫授课多年，广受学生尊敬和追捧。他从当时的各家思想中汲取了各营养，也为其他学派带去了新鲜内容。
要说稷下学宫中名气最大的人物，非田骈莫属，他是稷下道家学派的中坚人物，继承了老子思想的精髓。据说田骈很喜欢评论时事，经常发表高论，成为稷下学宫最为著名的学者。不过，他很快便遭到了其他人的嫉妒，后来齐威王对他动了杀心，田骈便逃离齐国，到薛地投靠了孟尝君。
这个文化中心存在的时间很长，大约有一百五十年之久，一直持续到齐国被秦国所灭，才彻底消失。
秦代以后，私学与官学并行成为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的官学制度奠定了以后中国封建官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中央官学有太学、宫邸学和鸿都门学，地方官学则主要是郡国学校。但是，私学的影响较官学更大，因为私学不仅比官学更普及，而且更持久，受朝代更替或其他政治变动的影响也小得多。
太学即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长安城外建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与博士弟子。
但是太学并不是谁都能去的，名额极为有限。
东汉名臣杜密在调任北海相时，到高密巡视，遇到了当时担任乡佐的郑玄。两人破例做了长谈，杜密从言谈中得知郑玄虽饱读四书五经，但面临家人不支持的困境，于是决定利用职位之便，设法送郑玄去太学深造。
正是这关键的一步，使得郑玄摆脱了像他的老师郑谦一样带着满腹才学老死乡间的命运，得以跻身龙门。
之后，学有所成的郑玄以渊博的学识遍注群经，创立了“郑学”，他的《毛诗传笺》更是意义非凡，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一块里程碑。
等到东汉灵帝时，出现了洛阳鸿都门学，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开唐代专科学校之先河。
鸿都门学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二月，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
汉灵帝刘宏好辞赋书法，为了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扬光大，下诏设置了鸿都门学。因此，所入读的学生都要求擅长尺牍（古代书信）、辞赋及工书鸟篆，经考试合格后才可以入学，入学后的主要学习内容也是尺牍、小说、辞赋与书画。
鸿都门学的设置突破了“独尊儒术”政策的藩篱，打破了封建官学儒家经典教育的界限。不仅丰富了当时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成为隋唐书学、文学和宋代画学的嚆矢，体现了重视人之才华的倾向。
此后，中国古代取士除了以儒经为主要依据外，还兼以诗文取士。
但鸿都门学在史书上属于被贬低的一方。自创立之初，不断遭到非议，帝师杨赐、尚书令阳球等人均上书要求废除鸿都门学。
这是为什么？
汉代的官员来源于举荐制，士人们都依赖于此。官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们能送自己的儿子去太学读书，然后这些太学生又在帝都拜入三公门下，形成牢不可破、层层叠叠的门生关系网。
而随着鸿都门学的出现，这些不靠举荐（茂才孝廉）、不靠“拼爹”的寒门士人用书法、辞赋就能轻松接近皇帝，从而获得高官厚禄，怎能不让太学生们眼红？
所以，鸿都门学设立不久就停罢了，如同昙花一现。
隋唐时期采取重振儒术、三教并重的文教政策，在选士制度上采取科举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其中，“六学二馆”组成了中央官学的主干。
“六学”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国子监（国立京师大学，平民可以就读），“二馆”指弘文馆（政府主办的普通贵族大学）、崇文馆（皇太子主办的高级贵族大学）。这些学校是大唐的最高学府。
唐朝的“六学二馆”有着不同的入学要求和严格的等级限制，这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制约着受教育权的分配。
武德四年（621年），尚为秦王的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归来，唐高祖李渊一时高兴，以李世民为天策上将，设天策府，置官属。
李世民抓住了这个机会，在长安宫城之西设置了文学馆，招集天下名士，延纳当时英俊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即秦府十八学士。其中就有杜如晦、房玄龄、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于志宁等名流。
李世民是个舍得投资的人，除了食有鱼、出有车外，十八学士还一律配享五品俸禄，他又命当时的著名画师阎立本为他们画像，“藏诸凌烟阁，留待后人看”。
只是可以预见，这一段风流闲散的日子并不会长久。李世民跟他们谈论了一阵文史，研讨了几次经籍，然后很快把“争嗣”的主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面。
武德九年（626年），秦王李世民带兵入玄武门，诛幼弟李元吉，杀皇储李建成，废长夺嫡，入主东宫。这就是玄武门之变。秦府十八学士为此宵衣旰食，日夜筹谋，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即位第二个月，李世民便下令在弘文殿聚书二十万卷，改修文馆为“弘文馆”，集聚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虽然两馆相继只有几年，但是在荟萃人才、开拓文化上功不可没。
这些文化人可以说是李世民的智囊团。有的为制定国策出谋，有的为撰写史书效力，还有的写诗撰文为文化发展献才。李世民和弘文馆的这些文人共商朝政，重视文化，创益匪浅。
尽管当年的弘文馆规模不大，但在这里的确集聚和造就了一批人才。
除了官学，私学的发展同样迈出了很大一步。
依山而建、隐于名山大川、风景秀美之处的书院开始出现。唐代诗人李端年少时住在庐山，就曾跟随皎然和尚读书。
山林寺院中必有从师授习的教学活动，这个时候的书院与山林寺院的关系密切，难以区分。
等到宋代，真正意义上的书院才应运而生。
宋代出现的书院意味着中国民间高等学校的诞生。可以说，书院萌芽于唐末，形成于五代，大盛于宋代。
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
书院以研究、讨论和讲学为要务，称得上是古代的研究生院。相对于官学，书院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具有更多的学术自由和自治权力，更加偏重培养学术修养和个人修养，而不以培养官僚、参加科举考试为最终目的。
当时出现的著名书院有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庐山）、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长沙岳麓山）、石鼓书院（位于今湖南衡阳石鼓山）、应天书院（位于今河南商丘）、嵩阳书院（位于今河南登封太室山）、茅山书院（位于今江苏句容茅山）等。
其中，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可谓当之无愧的明星书院。除了应天书院设立于繁华闹市之中，其他书院大多设在山林胜地僻静处。
应天书院由五代后晋杨悫所创，宋真宗时，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从此，这所书院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时人称，“州郡置学始于此”，天下学校“视此而兴”。
宋仁宗天圣年间，文学家晏殊任应天知府时，曾为书院聘请名师任教，书院规模得以进一步发展。
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因母亲去世而辞去了兴化县令的职务，次年在应天府居丧时，在此地任教。他主持应天府时，择生只有品德和学业上的基本要求，没有年龄、身份和地域的限制，生徒来源广泛，院生可以随意流动，不受地域、学派限制，均可以前来听学。
四方学子纷纷慕名前来就学，书院在全国声望空前，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为中州一大学府。应天书院堪称千年前的“清华北大”！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只可惜，靖康之变后，金兵南侵，中原沦陷，应天书院被毁，学子纷纷南迁，中国书院教育中心随之南移，应天书院没落。在南宋理学大盛时，应天书院已不如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四年（940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在庐山五老峰南麓隐居读书，李渤养了一头白鹿，白鹿通人性，常常跟随人出入，被人们称之为“神鹿”。这里本来并没有洞，因四周地势低凹，俯视似洞，才称之为“白鹿洞”。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理学宗师朱熹出任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南康镇）时，率百官造访书院，见书院残垣断墙，杂草丛生，感到非常惋惜。于是朱熹责令官员重新修复了书院，并自任洞主，亲自讲学，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还专门邀请心学宗师陆九渊到书院讲学，使得白鹿洞书院一时间名师荟萃。
朱熹的苦心经营使得书院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摇篮，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书院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尽管“争鸣”的范围很有限，但较之只准先生讲、学生听，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一般官学教育却自由得多。
此后，元、明、清的书院大多沿着既定道路前进发展。
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现代大学的正式登场才开启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