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南宋权臣韩侂胄发起开禧北伐。这是南宋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再一次兴兵北伐,本来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好事,却成了一出悲剧。
这一战,金人相机而动,转守为攻,宋军败得惨兮兮。
负责中路攻打蔡州的南宋将领皇甫斌被金人包抄,一战即溃,死了两万多人。
南路大军营帐被大水冲走,粮草也被金兵烧尽,不战自溃。
西路的吴曦贪图封赏而与金人暗中勾结。要知道,这位吴将军可是南宋开国名将吴璘的孙子。
东路由韩侂胄任命的京洛招抚使郭倪一向以诸葛亮自居,可在兵败如山倒时束手无策,只知道哭,被人讥讽为“带汁诸葛亮”,总算沾了一点偶像的光。
只有老将毕再遇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却无法挽救南宋全线溃败的颓势。主张出兵伐金的权相韩侂胄更是卷入政变,死于非命,首级被送往金国。
此战,金兵渡过淮河,一连攻陷十余州,饮马长江,打得南宋叫伯伯。随后订立的“嘉定和议”,南宋的岁币从每年的银20万两、绢20万匹一下子增加到每年银30万两、绢30万匹,还需向金支付战争赔款银300万两。
彼时的金朝,国力正处于顶峰。
谁也不会想到,那一年,距离金朝灭亡,只剩下短短28年。
金与宋都不是这场国运之战的赢家,真正的威胁来自北方。
蒙古崛起,是金朝的外患。
就在开禧北伐这一年,蒙古各部首领在斡难河(今蒙古和俄罗斯境内的鄂嫩河)集会,推选乞颜部的铁木真为蒙古大汗,上尊号为“成吉思汗”。
金和蒙古是一对老冤家。蒙古各部与金人的斗争,几乎和金的国祚相始终。自金建立起,蒙古就不断侵扰北境,当时燕京一带流行一首歌谣:“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金人在劫掠宋朝时,蒙古人也在劫掠金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由于《金史》为元朝所编,讳言蒙古,对蒙古各部统称为北部、北鄙、边部等,金对蒙古的战争也常用北巡、北征等一笔带过,没有详细记录。但是,从史书中不难发现,鼎盛时期的金朝对蒙古采取的高压政策。
金皇统六年(1146年),金熙宗为了惩治叛乱,将蒙古首领俺巴孩汗活活钉死在木驴上。俺巴孩汗与成吉思汗同宗,整个部落一直记着这个仇恨。
金世宗在位期间(1161-1189年),针对大漠南北蒙古诸部分裂、互不统属的局面,一面采取“分而治之”的计策,引各部互相攻击,削弱实力,另一面采用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每三年派兵向北剿杀,甚至将蒙古子女虏卖为奴婢。
那些年,金人对这个邻居很是头疼,蒙古人在金人的统治下日子也不好过。金人“分而治之”的政策还弄巧成拙,间接地帮蒙古扶持了一批杰出的部落贵族。其中有一位首领,年少不幸,却愈挫愈勇,最终统一了蒙古各部。
他,就是铁木真。
随着蒙古各部统一,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披靡,先后征服西域各国,“灭国四十”,横跨欧亚大陆。在金朝失去西北屏障后,蒙古人终于挥动马鞭,将刀口朝向金朝,是时候报仇雪恨了。
国势衰微,是金朝的内忧。
虽然南宋开禧北伐时,金兵仍能轻松取胜,但是当时在位的金章宗,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金人的变化。
金章宗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在金朝历代皇帝中汉化程度最高。他力主文治,正礼乐,修律法,完善典章制度,使女真社会完成了封建制的转化。然而,在改革制度的过程中,金人剽悍朴素的民风也随着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奢侈腐化的生活。
自进入中原后,女真贵族强取豪夺,侵占大量田地,且全为官田、河滩地等膏腴之地。女真贵族不思进取,占用土地却不耕种,终日饮酒作乐,任其荒芜。有的还会学习汉人用租佃方式进行经营,有的竟然直接将田里的桑树、枣树砍了当柴烧。
土地兼并,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民只剩下贫瘠的土地可耕种,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
懒惰和奢侈的风气,也在军队中盛行。
有一次,南宋使者出使金国,在宴会上和金朝群臣比赛射箭。宋使张弓搭箭,独中50箭,而金朝的代表选手只中了7箭,可把皇帝给气坏了。
由此可见,金人已逐渐丢失尚武精神。
金初,在吸收辽、宋制度之前,地方上原本实行猛安谋克制。猛安、谋克都是由女真人担任,相当于千夫长、百夫长,负责行军打仗,监管地方行政。在征服过程中,金朝不断将新附者编入猛安谋克进行管理,西北、西南二路还有蒙古、契丹等族组成的乣军。
《金史·兵志》记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他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乃遣使诣诸孛堇(女真语“长者”)征兵”,可谓全民皆兵。
可到了金章宗时,军队纪律败坏,缺乏训练。北部的边将向周边部落索要贡献,南方的边将向南宋朝廷收取贿赂。一些世袭的猛安谋克甘愿放弃特权,参加科举考试。女真贵族追求科举入仕,听起来很有上进心,实际上是只是为了贪图享乐。
金章宗统治后期,官僚队伍素质也急剧下降,老病不肯辞退者数不胜数,一个个尸位素餐,贪赃枉法,在朝廷混吃等死,日渐奢靡。
金朝的司法机构提刑司更是形同虚设,只察细事,对重大案件视而不见,估计放在眼里的就只有张三偷了只鸡、李四放狗咬人之类的琐事。
正如史书记载,“纲纪不立,官吏弛慢,迁延苟简,习以成弊”。
当时,金朝官员中竟有三分之二为门荫补叙者,既无功绩,也无能力,而他们的特权还能荫及子孙。为了改善朝廷风气,金章宗突发奇想,破天荒地想到一招“妙计”。
这位尊崇儒家思想的金人,竟鼓励女真人勿忘旧俗,学好骑马射箭,走遍天下都不怕。他还特别规定,女真人骑射成绩优秀的话,即便身形不及格也能破例进宫担任护卫。
同时,他又下诏,命女真人不得改汉姓,不得使用汉字作为女真名,不得学习南人装束。然而,这些表面功夫并没有什么用。真正导致金朝衰落的不是汉化,而是安逸的环境带来的腐化。
随着金朝内部危机重重,奢侈腐化之风积重难返,晚年的金章宗也彻底放飞自我,沉迷于美色,独宠元妃李师儿。
而李师儿偏偏很有心机,只要章宗临幸其他嫔妃,她就想方设法在背后捣鬼,使得她们无法怀孕,甚至流产,最终导致章宗死后无子继承,宗室相争,朝中局势更加混乱。
后来被成吉思汗推崇备至的全真道掌教丘处机,在这一时期经常与金朝统治者来往。他直言不讳地斥责金朝皇帝有“不仁之恶”,迟早要完。
金泰和八年(1208年),空有一身抱负的金章宗死了。由于继嗣未立,李师儿立懦弱无能的卫绍王完颜永济为帝,以便于控制。
新帝即位后,金朝派使者到蒙古宣告,要成吉思汗下拜接受。
成吉思汗在帐外接见使者,问道:“新登位的皇帝是谁?”
使者告诉他,是卫绍王。
成吉思汗轻蔑地说:“我还以为中原的皇帝都是天上人当的,像这种平庸懦弱的人也配当皇帝?我拜他干什么!”
说罢,成吉思汗将金朝使者晾在一旁,纵马扬鞭而去。
蒙古人的复仇,开始了。
1211年秋,成吉思汗亲率10万大军南下攻金,拉开蒙古灭金战争的序幕。
蒙古大军一路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转眼间杀到军事要地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北),逐渐逼近金国中都(今北京)。
野狐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本来是防御中都的军事重镇,但是金军竟然没有屯兵固守,而是调集30万大军迫不及待地摆开阵势迎敌,并在宣化部署10万兵力作为后援,大部分军队分散在野狐岭各个山口,难以相互支援。
蒙古军在数量上远不及对手,且孤军深入,前有堵截,后无强援。
金兵自以为胜券在握,成吉思汗却指挥若定。一代天骄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让他名留青史的,是“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军事指挥能力。
趁着金军立足未稳,成吉思汗一声令下,命全军发动突然袭击,直捣金军中军指挥部,连正在做饭的士兵都将锅里快煮好的肉全部倒掉,上马冲杀。在蒙古骑兵的冲击下,金兵溃不成军,死者蔽野塞川。
野狐岭大战,金兵30万大军全军覆没,几乎丧失全部精锐,在之后的对蒙战争中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镇守西京(今大同)的金军统帅胡沙虎(纥石烈执中)无力抵抗蒙古大军,将官库搜刮一番后,抢了别人马匹就跑。之后,胡沙虎害怕皇帝追查他战败的责任,干脆用毒酒毒杀金主完颜永济,自称监国元帅,改立完颜珣为帝,是为金宣宗。
金人仅剩的一丝残暴和野蛮,也只能用在宫廷政变中了。
此时,蒙古人的杀戮才刚刚开始。
1214年,蒙古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金境,“破九十郡,所过无不残灭”,在烧杀掳掠之后,“河朔为墟,荡然无统”。
河北、山东和山西的大部分城镇惨遭蒙古人焚毁,夷为平地,金人不得不献出公主、儿童、御马和金帛求和。
当地的不少百姓和贵族被蒙古军劫持到草原上充当奴隶,一路上劳累或受冻而死的十有七八。
这场灾难,史称“贞祐之变”。
后来,丘处机为“止杀”远赴西域求见成吉思汗时,还在蒙古的镇海城见过被掳掠至此的金朝宗室和汉人百姓。
第二年,蒙古带着掠夺的财物、马匹和人口撤军。蒙古人走后,金宣宗仍不敢留在中都,决定率领宗室、百官南迁汴京以暂避锋芒。
不曾想,前脚刚走,留下镇守的乣军就发生哗变,在中都大闹一番后向蒙古人投降。乣军由受金朝统治的契丹、蒙古等族士兵组成,是金初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但他们背负亡国之恨和奴役之苦,对女真统治者一直心怀不满。
正如元代史官所说:“宣宗既迁,则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则土崩之势决矣。”随着乣军叛金降蒙,中都失陷,此时金朝的生命已如风中残烛。
金朝统治下的汉人,也趁机宣泄积蓄已久的愤懑,山东、河北一带爆发声势浩大的红袄军起义。
在金朝为内忧外患忙得焦头烂额之际,南宋也以战乱阻隔为借口,连续两年没有缴纳岁币,对金的态度不再唯唯诺诺。
此前,金宣宗即位时,宋宁宗曾派真德秀出使金国,半路遇到蒙古大军,险些把命丢了。
真德秀眼见金兵面对蒙古人时狼狈不堪,深知金朝已经站在毁灭的边缘。于是给宋宁宗献上三策:上策是趁金人疲弱之时出兵北伐,中策是停止向金输贡岁币,下策是继续与金国保持友好关系。
宋宁宗为了保守起见,采纳真德秀的中策,不再输贡岁币。
金朝的处境本来就窘迫不堪,南宋竟然还不交“保护费”,金宣宗一怒之下采取大臣“取偿于宋”的建议,发动了南征。金朝本想通过侵宋以补充北方的损失,没想到失去精锐的金军这一次连宋军都打不过。金朝的先头部队进军到杨林渡(在今安徽马鞍山),红袄军的首领李全带兵杀出,金军损失惨重。另外一路,金军大将完颜讹可遭到宋军内外夹击,三万多金兵被杀,剩下主帅完颜讹可一个人骑着马狼狈北逃。
金军对宋战争得不偿失,北方的蒙古军依旧步步紧逼。
1224年,金宣宗的儿子金哀宗遣使向南宋求和,承诺金兵不再进犯,希望集中兵力抵御蒙古大军的进犯,可惜为时已晚。
1230年,蒙古大军早已磨刀霍霍,继承成吉思汗的窝阔台在坐稳汗位后,派出三路大军伐金,留给金朝的时间不多了。
蒙古大军再次南下,金军以重兵防守潼关、黄河一带。此举早已在成吉思汗预料之中。成吉思汗将金国视为囊中之物,他生前曾留下遗言:“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窝阔台照着他父亲所授方略,派弟弟拖雷带一路大军借道于宋,由宝鸡入汉中,沿汉水东进,与其他两路大军对汴京形成包抄之势。
蒙古军三路大军并进,将汴京围得水泄不通,并使用从西域带回的抛石机攻城。抛石机又称“回回炮”,是冷兵器时代的攻城利器,一直到15世纪都是世界一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尽管蒙古军有抛石机这一个“大杀器”,但汴京城高墙厚,整整攻打了60个昼夜也未能攻下,蒙军主帅速不台只好下令暂时退兵,金哀宗松了口气,送给蒙军无数金银珠宝,并以酒肉犒劳蒙古兵。
可就在蒙军退走后不久,一场瘟疫袭来,短短一个月内,汴京城中数十万人死于非命。
到了1232年底,城中出现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金哀宗自知汴京难以守住,带着一部分大臣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他悲叹道:“我佩戴金印紫绶十年,为太子十年,为皇帝十年,自知平生没有太大过失,本应死而无憾。可我现在唯独感到遗憾的,是祖宗百年基业将毁于我手,我就要与历史上的荒淫暴乱之君一样亡国了啊。”
在战乱、瘟疫、饥荒侵袭下,汴京沦为人间地狱,蒙军再次兵临城下,留守京城的金军只好开城投降。
蒙古人入城后,大肆搜掠金银,纵兵折磨官员、百姓,还把两宫皇太后和皇族宗室五百多人粗暴地塞进37辆大车,押送回蒙古,一同被劫走的还有无数工匠、绣女、宫人。
诗人元好问目睹金朝衰亡,为之慨叹,在其《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一诗中写道:
道旁僵卧满累囚,
过去旃车似水流。
红粉哭随回鹘马,
为谁一步一回头?
靖康之变时的悲剧再次上演,这一次,金人换了角色。
金哀宗逃到蔡州后,重新聚拢将士,勉强组织了一支万余人的精兵,同时派遣使者向南宋借粮,以唇亡齿寒的故事告诫宋朝不要弃金朝于不顾。
金哀宗还对南宋抱有最后一丝幻想,南宋却早已接受蒙古人的邀请,相约一同进攻蔡州,也想在灭金战争中分一杯羹。
1233年,蒙宋联军合兵蔡州,轮番攻城。
蔡州早已是一座孤城,金军在缺水少粮的困境中顽强地坚守了三个月。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到最后只能吃“人畜骨和芹泥”,就连鞍鞋甲革也都扒下来煮熟充当“军粮”。
得知城中弹尽粮绝,蒙宋联军就在城外大开盛宴,饮酒吃肉。城中军民听闻后,情绪更加低落。为了继续战斗,金哀宗只好杀御马分给士兵充饥。一些老弱病残和重伤士兵也被杀死,其他人“拘其肉以食”。
大势已去的蔡州,如同一座死城,城中军民最后的疯狂犹如金朝的一曲挽歌。
在绝望的环境中,苦苦支撑到1234年元月初九,金哀宗终于崩溃,决意以身殉国,将皇位传给金将完颜承麟。
完颜承麟死活不愿接受,金哀宗只好安慰他:“朕身体肥胖,不习鞍马,卿身手矫健,又有将略,万一能够幸免于难,还有希望复国啊!”大概意思就是你跑得快,更有机会逃脱,皇帝都这么说了,完颜承麟只能同意。
第二天,蒙宋联军攻入城内,金哀宗解下腰间的带子,上吊自杀。
城破之际,完颜承麟率领残兵展开巷战,不一会儿就死于乱军之中。那时,距离完颜承麟登基仪式结束还不到一个时辰,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金朝至此灭亡。
在享受数十年的纸醉金迷后,女真贵族最终以一场残酷的人间惨剧彻底走向毁灭。不在堕落中奋起,那就只能在奢靡中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