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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刘奭即位前，正逢昭宣中兴，大汉帝国本是一片繁荣。
刘奭的父亲汉宣帝刘询来自市井，深知民间疾苦，深恨贪官污吏。他在位时，严明执法，大力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地主。当时尚为太子的刘奭天生一副好心肠，反对父亲的严刑峻法。有一次，他对其父进言：“陛下任用酷吏，刑罚太重，应该多重用儒生啊！”
汉宣帝听完这番话，十分不满，正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来就是礼法并用的，怎么能像周朝那样，单纯用仁德呢？”随后又说，腐儒不合时宜，动不动就厚古薄今，只知道忽悠人，怎么能重用？
刘奭惹得他爹动怒，只好悻悻然退下。他走后，汉宣帝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不幸言中，西汉王朝正是从柔仁好儒、优柔寡断的汉元帝开始，不断走下坡路。汉宣帝之后，元、成、哀、平四帝在位时，上至朝堂，下至民间，日渐萎靡不振。
汉元帝时，西汉社会已经危机重重，朝中外戚、士大夫、宦官互相倾轧。
汉元帝不亲政事，朝政日益混乱。刚正不阿的帝师萧望之被诬告下狱，悲愤自杀，奸佞宠臣石显却被“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气焰熏天。
当时，农民常受当地官吏无端勒索，尽管有政府赐给的土地，也无力耕作，不得不贱卖从商。无数穷困潦倒的百姓走投无路，改当“盗贼”。
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西汉末年正是中国历史气候，由温暖期向寒冷期过渡的一个阶段。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天灾频发，常见的有旱、涝、蝗、瘟疫等。
有一天，大学者京房问汉元帝，当今是治世还是乱世？
汉元帝倒有几分自知之明，无奈地承认现在依然是乱世。
为此，汉元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和危机，包括减免赋税、乐府减员、罢盐铁官、常平仓，等等。他甚至大胆地打破惯例，削减宗庙。这在当时看来，可是冒犯祖宗、无视神明的举动。但这些举措都流于表面，收效甚微。
大汉，危矣！
翻开史籍，我们不难看出，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下老百姓的恐慌与焦虑。
汉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七月，正值关中地区雨季。
一天，一则“闹洪水”的传言迅速成为长安城的“头条新闻”。消息传来，不知真假，京城上下一时舆论哗然。百姓以为即将大水漫城，“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
吊诡的是，当时居住在长安城外的一个年仅九岁的女童，居然为了避难，擅自从宫城横门溜进来。她一路跑到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未央宫。未央宫是西汉诸帝日常起居与办公理政之所，如此重要的地方出现闯入者。宫门守卫一开始居然毫无察觉，可见朝中安逸懈怠的状态。
长安动乱的消息很快传到汉成帝耳中，他紧急召集大臣们议事。
皇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建议宫中太后、皇上及嫔妃先乘船避难，京中官吏则迅速组织民众，到长安城的高地躲洪水。
众臣都顾着拍王凤马屁。左将军王商坐不住了，只有他针对这则消息提出疑问：“自古以来，就算是无道之国，洪水也不能随便淹没城墙。何况现在是太平盛世，‘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怎可能会有大水一日之间汹涌而至？这一定是谣言，贸然让民众避难，只会让他们更恐慌。”
过一阵子，长安城稍微安定。宫中派人询问情况，才知道果然是讹言。
偌大的长安城，之所以会闹出这样的乌龙，其中一个缘由是当时灾害不断，国家无力应付。民众对政府防洪能力失去信心，一听说天灾降临，自然是保命要紧。在西汉朝廷的统治下，老百姓整日惴惴不安，这便是“闹洪水”事件出现的直接原因所在。
当生活的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气来，老百姓只能通过宗教寻求慰藉。无独有偶，哀帝时又发生了一次流言事件，而且比“闹洪水”传播得更为广泛。
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关东大旱，朝廷再一次无力应付灾情。
关东民众顿感生活无望，遂以祭拜西王母相号召，发起“传行诏筹”的宗教运动。
自正月起，民众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手持草茎、庄稼秆，一直往西走。半路如果遇到同伴，就聚集在一起，有时候一个群体人数多达上千。
他们或披头赤脚，或夜间闯关，或越墙入城，或乘车奔驰，运动波及二十六郡国，全国四分之一的地方都有这些狂热分子的身影。
到达长安后，老百姓们在里巷阡陌呼号、歌舞，集体祭祀西王母。
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民众“会聚”“惊动”“奔走”。这场神秘主义的民间运动，从春天闹腾到秋天，距离大规模的变乱不过一步之遥，既是狂热的宗教崇拜，也是对这个腐朽王朝的抗议。
与此同时，西汉末世，盗贼并起。“盗贼”，成为当时诏书、文告中常见的字眼。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东郡侯母辟兄弟五人，带领一帮流民，烧毁官府，抓捕县官，夺取印绶，自封为将军。
阳朔三年（前22年），颍川铁官徒（从事冶铁生产的刑徒）申屠圣率众起义，杀长吏，劫府库，自称将军，所过之地，多达九郡。
永始三年（前14年），尉氏人樊并等发动流民暴动，杀陈留太守，同年，山阳铁官徒苏令等起义，杀了太守和都尉，夺武库兵器，波及十九郡。
同时，一些武装分子在关中南山起义，依山阻击，断绝交通，已经直接威胁到都城长安，如南山群盗傰宗等数百人和鄂县盗贼梁子政所率流民。
哀、平时期，关中民众暴动，日益频繁，不胜枚举。他们纵横京畿、三辅，还曾纵火焚烧汉武帝茂陵，当时在未央宫都能看到浓烟滚滚。
来自各地的起义民众跨州连郡，相互串连。朝廷派兵镇压，下诏抓捕贼首，连年不获。
那么，西汉末年这些流民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中一大原因，便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如此情形，导致“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大批农民破产，或流亡为寇，或沦为奴婢。
史载，汉成帝本人就“置私田于民间”。在土地兼并的道路上，皇帝一马当先，广置田产，起“模范带头作用”，大大助长土地兼并之风。外戚、宠臣大受鼓舞，公然对土地进行掠夺，更加肆无忌惮。
汉成帝的舅舅王立，曾经勾结南郡太守李尚，强占“草田数百顷”。
这些“草田”原是陂泽荒地，属于少府的公有地，因借给农民耕种，大多已被开垦为耕地。王立眼见这片土地肥沃，当即决定强取豪夺，作为私用，不顾百姓死活。
一些出身穷苦家庭的高官，一旦身居高位，反而利欲熏心，以权谋私。
著名经学家匡衡，年轻时凿壁偷光、勤学苦读，其父靠给人帮工，供其读书。后来，匡衡官至丞相，封安乐侯，竟然贪得无厌，利用郡图的错漏，非法侵占公田400顷。
另一个当过丞相的权臣张禹，更是饕餮之徒。
他不但在朝中享受着高官厚禄，还“内殖货财”，私下里经营工商业，财力雄厚。为将生意做大，张禹依靠权势，肆意兼并土地，“多买田至四百顷”，还都是关中泾水、渭水附近的良田。一次，张禹看中了平陵肥牛亭的一处良田，成帝为满足他的要求，竟下令将亭所迁到别处，而把这块地赐给他。
官亭公田都抵挡不住官僚地主的强取豪夺，贫民的私田更不在话下。
张禹一人集官僚、豪商、地主于一身。这也是西汉末年高层官僚的一个发展趋势，官僚地主对于土地的掠夺，数量庞大，令人发指。
另一方面，西汉末年，又相继出现一批富商大贾，他们遍布于京师及各郡国。
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成都的罗裒，在巴蜀、京师之间来往贸易，数年间获利千万，又以获利的半数贿赂当朝权贵，放高利贷，独占盐井之利，一年之间获利一倍。
临淄的姓伟（此人姓姓，名伟），以鱼盐致富，家资数千万，闻名于齐地，当地官员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另外，还有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长安的樊嘉、挚网、如氏、苴氏、王君房、樊少翁等。这些商贾，富甲一方，资产少的也有数千万，多的达巨万（万万）。他们“以财养士，与雄桀交”，或勾结权贵，独霸工商业。
这些大商贾利用资产“多规良田，役使贫民”。比如，南阳的樊重经营田庄，坐拥土地三百余顷，还有一个五十里的陂塘，雇用的都是“童隶”。
土地集中的严重后果，是大量农民丧失土地。
一些人出卖廉价劳动力，充当佃户，忍受“十税五”的剥削。
一些人被迫卖妻鬻子，充当奴婢，如乐昌侯王商独自一人养有私奴上千，而元帝年间统计的官奴隶，仅无事可干的闲奴就有十几万。
还有一些人，被迫背井离乡，沦为流民，他们相枕席于道路，大多死于饥荒与疾病，甚至“人或相食”。最终，他们奋起反抗，于是有了前文所提及的诸多起义。
大汉的子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或许，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那样：“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一个围墙的气氛，谁有一块马肉就可以显示出贫富的差异。”
天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宫中，汉成帝与汉哀帝却彻底放飞自我，整日醉生梦死，花天酒地。
汉成帝平生最大乐趣，就是花钱建宫殿，供自己享乐。而且他的后宫生活极富传奇性。
早年，出身名门的许皇后备受成帝专宠，遗憾的是，20年间，他们生下的儿女都夭折。后来皇后色衰爱弛，成帝又移情别恋，先后宠爱知书达礼的班婕妤和侍女出身的李婕妤。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当来自贫民之家的绝色美人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出现在眼前，成帝又把此前的感情全都抛到九霄云外。汉成帝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多与赵氏姐妹缠绵，赵飞燕更是一跃成为皇后。酒色伤身的汉成帝，最终因中风死于赵合德的怀抱中。
讽刺的是，汉成帝一世风流，连一个亲生的继承人都没留下。
汉哀帝是成帝的侄子。此君更加荒淫无道，而且他宠幸的不是美女，而是男宠。
小郎官董贤，因相貌俊美而深得哀帝宠爱。有一次，两人同床而卧，董贤的头枕到了汉哀帝的衣袖。汉哀帝先醒，想起身，看到衣袖被压住，又不忍直接抽出来，惊动他的小男宠，便用剑将衣袖截断后才起来。于是，有了“断袖之癖”这个典故，专门形容男同性恋。
为表示对董贤的宠爱，汉哀帝封其为大司马、高安侯。年方二十二、身无寸功的董贤竟得以位列三公。
汉哀帝还曾一次性赏赐董贤田地2000顷，赐其父亲、妻子等亲戚高官显位，并为董贤筑豪宅、修坟墓，规模堪比皇宫、皇陵，“费以万万计，国家为空虚”。
史载，汉哀帝去世后，董贤败亡，家产被抄没，数额高达四十三亿钱。
皇帝们这么折腾，朝中一些有识之士实在看不下去了。
谏大夫鲍宣曾上书哀帝，以“七亡”“七死”陈述民间苦状。
所谓“七亡”，包括：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部落鼓鸣，男女遮列；盗贼劫掠，取民财物等。
“七死”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盗贼横发，怨仇相残，岁恶饥饿，时气疾疫等。
鲍宣认为，当时会出现“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惨状，都是因为官官勾结，贪污严重，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你们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惹的祸。
鲍宣其人，忠于职守，也是一个不怕事的诤臣。
有一回，丞相孔光外出视察，随从的官吏不行旁道，皆驱车在中央驰道奔驰。这一行为是犯法的，正巧鲍宣看到了。他命左右将孔光的随从拘捕，车马都充公。
鲍宣如此不顾情面，孔光耿耿于怀，回去后千方百计排挤鲍宣，向哀帝进谗言。汉哀帝不知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派人到司隶府抓鲍宣。鲍宣见状，居然闭门拒命。
这下皇帝生气了。朝廷以“无人臣礼，大不敬之道”的罪名将鲍宣逮捕下狱，定为死罪，后来才改判髡钳刑，流放上党。鲍宣这人倒很是乐观。到了上党后，他发现这里宜农宜牧，盗贼又少，是个好地方，便举家搬来定居。
汉哀帝这人再荒唐，也还是要点儿面子的。“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耇”的元老大臣师丹，在哀帝朝曾任大司马、大司空。
相较于鲍宣只是反馈情况，师丹直接提出了限田限奴的改革内容：
“诸侯王、列侯、公主、吏民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以二百人为限，列侯、公主一百人，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超过以上限量的，田蓄、奴婢一侓没收入官府。”
师丹的建议是对官僚、豪强私人占有田地和奴婢数量都进行严格的限制。当时，户均占田不过六七十亩，30顷已经是平均占田数的几十倍，可见是充分考虑到了官僚地主的利益，但朝中掌权的外戚和权臣仍极力反对这一建议。
汉哀帝一挥手就赏赐男宠两千顷田地，自然也没有把改革太当回事，以“且须后”将其搁置。
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一些方士儒生提出了更加不靠谱的建议。他们根据五德终始说，编造出“汉运将终，应更受命”的言论，认为改元易号就可解决问题，从而延续国祚。
汉哀帝还真信了。建平二年（前5年），哀帝改元“太初元将”，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
汉朝被视为唐尧之后，陈为虞舜之后。尧舜相承，正好顺应天命。
然而，这场“再受命”的骗局根本没有改变社会现状，甚至都没能让皇帝延年益寿。四年后，汉哀帝就一命呜呼了。
汉哀帝一死，最大的受益者是“隔壁老王”。
外戚王氏家族发迹于汉元帝时期。汉元帝刘奭当太子时，太子妃突然病逝。皇后在后宫选了五位女子，让太子挑选。
刘奭妻子才刚去世，正郁闷着，哪里有心情选妃。他神情恍惚，挥了挥手，指着离他座位最近的，一个身着大红大绿衣裙的女子，就她吧。
这女子正是王政君。被选入太子宫中后，王政君很快为他生下了嫡长子刘骜，在之后数十年里，这位传奇女子，由太子妃一路升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亲眼见证西汉走向灭亡。
汉成帝刘骜在位时，太后王政君的七个兄弟都被封侯，身居高位。
皇室肆意挥霍，臣下竞相仿效，王家这几个兄弟，“互相攀比，到处敛财搜罗珠宝，送礼的人接二连三。他们的府上装潢华丽，妻妾成群，歌姬、舞女不断，夜夜笙歌”，极尽奢华荒淫。
与此同时，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崭露头角。
汉哀帝时，皇帝重用祖母傅氏家族与其母丁氏家族，王氏一度遭到打压。因此，太皇太后王政君一得知哀帝死讯，当机立断，赶往未央宫收取皇帝印绶，急召王莽入宫主持大局。
元寿二年（前1年），年幼的汉平帝即位，属于王莽的时代到来了。
王莽接过统治权后，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采取一些措施，确实是对症下药。譬如为抗灾救灾，他执行六大政策：
一、发动全体民众捕蝗，打了一场灭蝗的“人民战争”。派使者前往受灾严重的地区指导工作。老百姓捕得蝗虫后，可以石、斗为单位交到官府去领赏。
二、若遇天灾，天下家财不足2万钱与受灾地区资产不满10万钱的百姓，免除当年赋税。
三、患病的老百姓，全部集中到当地官府提供的安置点，统一医治，可说是落实了“医保”。
四、因灾害或传染病而丧命者，官府给予抚恤金。发放标准为：一家死6人以上者发丧葬费5000钱，死4人以上者发3000钱，死2人以上者发2000钱。
五、就地安置逃荒难民。由官府提供耕地、住房和生活用具，借给他们耕牛、犁具、种子和口粮，鼓励他们恢复耕作。
六、在长安城建设5里共200区的新住房，供无家可归的流民居住。
据《汉书·地理志》中的统计数据，当时全国共有1200多万户，人口接近6000万，而这200区的“经济适用房”能解决的仅是首都附近少数人口的住房问题，可说是杯水车薪。
王莽代汉后，一心走有西周特色的托古改制道路，继续进行一系列改革。但在当时，通过政策上的弥缝补苴以赈民之急，也不过是南柯一梦。
天灾肆虐、土地兼并、流民遍地等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改善，新莽政权很快就淹没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浪潮中。
当一个国家病入膏肓，人为的努力便已微不足道，无法阻止历史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