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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派”的一种写作潮流，是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私小说”的传统。“私小说”一度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流，凝视、揭露自我内在黑暗、不堪的部分，相信一个人是由外在社会规范所不容的黑暗、不堪欲望与行为来决定的。符合社会规范的部分，大家都一样，是集体性的，只有在违反集体性规矩的地方，才有真的“私”，私我、真我。
如此自曝性的写法，成为军国主义的眼中钉，尤其在战争中遭到强烈禁抑。军国主义加民族主义要求每个人都当规矩的好“国民”，彻底符合“国民性”，当然不能有什么颓废的乱七八糟的隐秘思想与行为。
然而战败牵涉挫败与罪恶感，“私小说”的精神此刻可以用来从日本人可能的劣根性探索战争的根源。像坂口安吾的《堕落论》或金子光晴的《绝望的精神史》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他们的看法相当程度上呼应了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于日本“耻文化”的描述。与之相对的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罪文化”，以上帝为无所不知的终极裁判，因为任何罪都逃不过上帝的知觉与记录，所以会随时焦虑地意识到自己的“罪”；日本人心灵中没有这种紧张，他们在意的是违背众人认定的是非观念之举被发现，会受到当众批判所带来的耻辱。如果没有被发现，他们不会认为欲望或行为本身是错误的、邪恶的。
坂口安吾认为日本所需要的，是真正、彻底的“堕落”，堕落到无法自圆其说、无法为自己辩解的最底层，日本人才有可能从肤浅的“耻文化”沉降出现“罪文化”，才能摆脱酿成战争的文化动因。金子光晴则认为战后的社会景况显现的非但不是反省，反而是从“耻”恶化为“无耻”，所以他要溯源从明治维新去追究使得日本人精神破产的绝望历程。
三岛由纪夫作为“战后派”的作家，同样强烈反对日本的“耻文化”，要以他的小说去探索比羞耻更深刻、更绝对的人心层次。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中充满了“恶德”，指的是被社会当作羞耻的事，但其内在其实具备深刻的意义，甚至带有强大的生命力量。
三岛由纪夫参与了“战后派”的共同努力——探索恶的深度，要摆脱日本人连恶都缺乏深度因而被空洞得近乎愚蠢的军国主义席卷的悲惨过去。
三岛由纪夫是第一个作品被大量译介到西方的日本作家，更具突破性的是，他的西方读者不限于学院里的文学或东方文化研究者，而能够取得大众读者的认同。
除了主要小说作品都被翻译成英文，最受欢迎的《金阁寺》甚至在欧洲的主要语言中都有译本之外，他的几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还在西方上映，《金阁寺》《潮骚》《禁色》《午后曳航》都受到重视。
三岛由纪夫为什么能吸引西方读者、观众？虽然川端康成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但那一代的西方读者和知识界最熟悉的日本作家，不会是名字很长很难记的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而是名字朗朗上口的三岛由纪夫（Mishima Yukio，或更简单的Mishima）。即使这么多年后，在华文语境中理解三岛由纪夫，我们还是应该将这个现象当作背景存留在心中，这会对我们的阅读理解，发挥很大的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