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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中，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凸显了特殊的历史地位。
这是一本奇怪的书，研究、解释日本文化、日本社会，然而作者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甚至写书之前不曾涉入和日本有关的领域。本尼迪克特凭借的是什么？是她作为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学生，对于“文化模式”理论有着精深掌握。她以被美国政府当作潜在敌人关在封闭营区中的“在美日本人”为田野调查对象，写出了这样一本书。
人类学者可以这么草率地成书、出书？在根本道理上，以研究条件与形成过程判断，这本书不可能精确地呈现日本文化，却仓促完成、出版。因为这不是一本学术意义上的严谨著作，而是一种战争时期的紧急救助措施。本尼迪克特是接受美国海军的委托，为提供在太平洋战争中求胜的手段而进行调查的。
美国海军在第一线上感受到压力与需求——弄不懂这样的敌人，没有把握预想他们会有的战争行为，因此必须从更根柢的层面来认识日本人，让海军上上下下心里有个底，知道日本人的价值观，尤其是他们的胜败观念与生死观念。
本尼迪克特尽到了战争中的公民责任，在极其有限的配备下，紧急进到日本人集中营，访问里面的各种日本人，有的刚来到美国，有的已经是“二代”，在美国出生长大，甚至有些是“三代”，父亲或母亲都是在美国出生的。然后她提出了一个简要的模式帮助那些要和日本人进行生死决战的军人理解日本文化。
这个模式就是“菊”和“刀”的对比。“菊”象征了日本高度美学化的社会性格，“刀”则象征了日本集体心理中对于暴力的崇拜。日本文化中，美与暴力是紧密缠卷在一起的。之前的疑惑“为什么这样一个热爱美的社会竟然变得如此暴力”得不到答案，因为根本问错问题了。美与暴力在日本不是对反的两种性质，而是联结在一起彼此加强的。
所有的事物都会衰败而变丑，因而追求美、保存美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在衰败来到之前完结生命，那当然是暴力。愈是美的事物愈应该拒绝衰败，也就是以暴力的方式在极美中予以毁灭，留下只有美而没有衰败的印象。“菊”与“刀”在这个文化中不是两个极端，而是统合的一套象征。以当时的条件，本尼迪克特能够洞视这点，真是惊人的成就。
同等惊人，甚至更惊人的，是这样一本书在战后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竟然成了畅销书。显然日本人也对自身的文化与处境感到强烈好奇、困惑，不得不在荒败的情况下展开灵魂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