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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两颗原子弹之后日本总算投降了，美国人面对被打败的日本人却仍然心有余悸。同样是大战中的主要敌人，美国人没有那么害怕德国人。就算能在德国投降之前成功发明原子弹，美国应该也不会将原子弹投到德国的城市。这在于西方文明的共同背景、情感，不像他们看到日本人那么陌生，完全无法预测日本的行为，被逼动用最激烈的手段来解决战争。
日本是什么？美国人大感困惑。而后来的发展显示：连日本人自己都感到困惑，他们也无法解释自身从军国主义兴起迈向战争，坚持到最后只能以无条件投降收场，又立即对战胜者美国表现出苟活谄媚的一面。“大正民主”到昭和的军国主义，是逆转；战败投向美国，又是逆转。一个国家怎么能如此倒来倒去，每个人变成集体的反面，生出“负面的我们”？
在这件事上，日本和德国很不一样。战争结束，德国纳粹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事实被完整揭露，那是人类历史上不折不扣的空前的罪恶行为。德国不只是战败国，而且在道德上失去了所有的立足点，以至于德国人甚至不能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会有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为什么发生了犹太人大屠杀。任何解释都会立即被当作辩护，立即引来最深切的谴责。
战后的德国人必须将一切吞下去，包括在战争后期自身承受的巨大损害。柏林、德累斯顿、汉堡、汉诺威等十几座城市在英美盟军的空袭下，几乎被夷为平地，每一座城市的死伤平民都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但德国人对此不能说也不能哀悼，只能借由像冯内古特那样有着双重身份的作家，以魔幻的笔法在小说《五号屠场》中描述德累斯顿大轰炸。德国人的压抑，造成了奇特的集体心理状态，刺激产生了现代集体心理学的经典名著：米切利希夫妇所写的《无力悲伤》。
德国人没有权利去问：怎么会这样？我们是怎么搞出这场大悲剧的？他们心中当然有强烈的疑惑，他们当然想探索答案，但不行，因为他们找到的任何解释，看起来都会像是在辩护，在表示做这些事是有道理的。
相比之下，两颗原子弹给了日本一定的自由。日本成为人类历史上至今唯一的“原爆受难者”国家，这模糊、缓和了原本的战争侵略者角色。所以他们不用像德国人那样对战争往事保持彻底的沉默，而能够在战后追问：我们是谁？在什么样的力量驱使下发动了战争？我们到底怎么了？
德国人只能一直道歉、一直承认错误，其实他们反而无法实事求是地探究自己的纳粹历史。日本人在战后却对于昭和史，从九一八事变到“二二六事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提出了很多解释。他们的解释必然有左中右不同立场，在被日本侵略、承受战争破坏的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听来往往就格外刺耳、格外难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