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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文原版文库本的“解说”中，佐伯彰一曾经提过一个重要的看法，认为《丰饶之海》是一部企图与近代小说的大前提及基本常识正面对抗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三岛式的雄壮“反小说”尝试。
而据村松刚的回忆，《丰饶之海》写作念头的起点，应该是昭和三十八年（一九六三年）的秋天，三岛由纪夫自述：“我正计划明年写一部长篇小说，可是，没有形成时代核心的哲学，如何写一部长篇呢？我为此遍索枯肠，尽管现成的题材多得不胜枚举。”
村松刚是一位有右翼倾向的亲法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三岛由纪夫很亲近，因而大家通常就依照他的说法，将《丰饶之海》的创作起点，设定在一九六三年。然而如果考虑佐伯彰一所说的“反小说”意念的话，那么三岛由纪夫在心中有了这个想法的时间，必须大幅往前推，推到他二十五岁那一年。
三岛由纪夫在一九五〇年、二十五岁时写下的笔记中，就有了要写一部超长小说的念头。而“超长”这个篇幅概念，是为了要思考、探索，乃至于挑战小说的基本形式要件。并不是因为想了什么样的内容必须用超长的篇幅才放得进去、写得完，而是倒过来想：小说有必然的长度限制吗？有小说长度的必然性吗？在必然性的前提限制下，撑得起站得住的最长的小说，可以写多长？应该写多长？
三岛由纪夫从西方小说传统中寻求前例，发现最长的小说，具备必然性与说服力，而能够写得很长很长的小说，几乎都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小说叙述的架构是延长的时间。史诗、“大河小说”借由一个英雄的一生，或英雄世家的流传组构起来，小说中的历史时间很长，因而小说也就跟着写了很长。这是西方小说长度上的基本规范。
当时二十五岁的年轻创作者，就已在野心勃勃地思考：如果要在日本用日文写一部超长小说，应该找到外于、超越于西方小说传统的不同理由，要不然就只是换用日文去模仿、跟随西方前例而已，缺乏日文、日本文化的内在必然性。他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突破之处，那就是这样一部日本式的创新超长小说，一定要扬弃历史性叙述，尤其是按照一个人或一家人或一个事件建构起的编年体，流水账般顺着线性的时间写下来的方式。
不过他当时太年轻了，没有足够的积累可以继续思考，遑论实际着手创作这样一部超长篇小说。要再过十几年，他才找到了比较明确的形式，那就是依凭四部各自具备独立时间性的小说，再以非历史性、非编年体的方式将这四部小说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因果连环。
到一九六五年实际动笔时，他将这份野心更加扩大，大到刻意超越了一般作家所能够写作的可能范围。他不只要写四部独立的长篇小说，而且要给予四部小说各自不同的文字与叙述风格，配合四个不同面向的故事，让人读来觉得简直像是出自四位不同的作家之手。
要创造出四种不同文体，还要让四种文体贴合四份不同的小说叙事内容，换句话说，就是要在这过程中，将三岛由纪夫这位作家分身化为四个不同人格的作者，写出四部作品，但最终还能将四部作品有机地联合成一部超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