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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生物与文化通过巨蛇这一现象戏剧性地连接在了一起。蛇的形象以象征的形式被创造出来，是富有魔力的不祥之兆，它能在白日的幻想与睡梦中，轻易地进入意识与潜意识。它毫无预警地出现，又突然离开，留给我们的不是对于任何真正的蛇的具体记忆，而是对于一种更强大的生物——巨蛇——的模糊感知，伴随着一片恐惧与惊奇的迷雾。
这些特质在我一生中时常出现的一个梦境里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原因很快就会清晰起来。
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水草丰茂的地方，周身一片寂静，笼罩在灰色的荫翳里。当我走进这个阴郁的环境，我被一种陌生的感觉攫住了。面前的地形神秘莫测，处于未知的边缘，宁静而险恶。我必须待在那里，但在梦里却无法理解为什么。突然，巨蛇出现了。它不是一种普通的、字面意义上的爬行动物，而是更多的东西，一种具有非凡力量的威胁性存在。它的大小和形状变幻莫测，全副武装，却又令人无法抗拒。有毒的头部透露着冰冷的、非人类的智慧。当我观望它时，它的肌肉盘旋着滑入水中，潜入支柱根的下方，随后又返回岸边。这条巨蛇在某种意义上既是那个荫翳之地的灵魂，又是通往更深处的通道的守卫者。我感觉到，如果我能捕捉、控制，哪怕只是躲避它，一种无法定义而又巨大的变化便会随之而来。这种预感唤起了古老而无名的情感。同时我也隐约感受到风险，仿佛刀刃或是高耸的悬崖带来的威胁。蛇既富有生命力又威胁着生命，诱人而又诡计多端。现在它靠近我，纠缠着，准备发起攻击。这个梦在不安中结束了，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
蛇与巨蛇，血肉之躯的爬行动物与恶魔般的梦境画面，揭示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之复杂性，以及所有生物所固有的魅力与美。即使是最致命、最令人厌恶的生物，在人类心中也被赋予了魔力。人类天生对蛇怀有恐惧，更准确地说，在5岁以后，人们有一种天然的倾向，能够快速而轻易地习得这种恐惧。他们从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中构建的形象既强大又矛盾，从恐惧万分的逃离到对于力量与男性性欲的体验。因此，巨蛇已成为世界各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需要考虑一个非常复杂的原则，它远远超出心理分析对于性象征的一般性关注。任何生命都比几乎任何可以想见的无生命物质更有趣。后者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被活体组织代谢吸收，偶尔与之相仿，或是可以被制成实用且栩栩如生的工艺品。没有哪个正常人会更爱看一堆枯叶而不是它们从上面掉落的树。
是什么使我们与生物如此紧密相连？生物学家会告诉你，生命是大分子从较小的化学片段中自我复制，从而组装成复杂的有机结构；是传递大量分子信息，摄取、生长、目标明确地运动，并繁殖与之非常相似的生物。生物学家中的诗人会补充说，生命是一种几乎不可能的状态，一种对其他系统开放的亚稳态，因而它转瞬即逝——值得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
某些生物还能提供更多，因为它们对心智的发展有特殊的影响。在1984年的《亲生命性》（Biophilia）一书中，我提出，与其他生命形式建立联系的强烈冲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在传统的科学意义上，支持这一命题的证据并不强：这一主题还没有以假设、推论和实验的科学方式得到足够的研究，使我们多少可以确信它的真实性。然而，亲生命的倾向在日常生活中如此明显而广布，值得认真关注。它在个体从幼儿期开始的可预期的幻想和反应中展现出来。它在大多数或所有社会的文化中涌现为反复出现的模式，这种一贯性在人类学文献中经常被提及。这些过程看似是大脑程序的一部分。其标志是我们学习关于某些动植物的特定内容时的迅速与果决。它们太一致了，以至于我们无法轻易地将其解释为是纯粹的历史事件印刻在了心灵的白板上。
也许亲生命性最奇异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巨蛇的敬畏与崇拜。在我们对其精神生活做过研究的所有社会中，都有以巨蛇为主导画面的梦境。在任何给定的时刻，至少有5%的人记得曾经有过这类梦境，而如果他们连续数月记录自己梦醒时的印象的话，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纽约市民所描绘的画面与澳大利亚土著和祖鲁人所描绘的画面一样详细而富于情感。在所有文化里，巨蛇往往会经历神秘的变形。霍皮人（Hopi）熟知水蛇帕鲁卢康（Palulukon），一种仁慈而令人恐惧的神灵般的存在。夸扣特尔人（Kwakiutl）害怕西西乌特尔，一条同时长着人脸和爬行动物脸的三头蛇，梦境中出现它则预示着疯狂或死亡。秘鲁的萨拉纳瓦人（Sharanahua）通过服用致幻药物并用切下的蛇舌轻抚自己的脸颊来召唤爬行动物的神灵。回报是，他们会梦见色彩鲜艳的蟒蛇、有毒的蛇和满是鳄鱼与巨蟒的湖泊。在世界各地，巨蛇与类蛇生物是任何有动物出现的梦境中的主要元素。它们被视为力量与性的活灵活现的象征、图腾、神话主角和神灵。
这些文化现象初看起来似乎是超然而神秘的，但在蛇样的原型背后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它存在于普通人的经验中。一看到蛇，大脑就会产生情绪性的反应，不仅害怕它们，还会被它们的细节激发想象并沉迷其中，编织关于它们的故事。这种独特的倾向在我自己不同寻常的经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是我童年时与一条巨大而令人难忘的蛇——一个真实存在的生命的邂逅。
我在佛罗里达北部的延伸地带（邻近亚拉巴马州的一些县）长大。像那个地区的大多数男孩一样，我喜欢在树林中徜徉，享受狩猎和钓鱼的乐趣，这些活动是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我也热爱博物学本身，并且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定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我有一个秘密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能找到一条真正的巨蛇，一条大得惊人或与众不同得超乎想象（更不用说事实）的蛇。
某些条件鼓励了这个少年时代的幻想。首先，我是一个备受父母宠爱的独生子，他们鼓励我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无论多么离奇）；换句话说，我被宠坏了。其次，周围的物理环境为年轻人注入了一种敬畏自然的情感。在四代人以前，那个地区曾是一片荒野，某种程度上其险恶不亚于亚马孙雨林。茂密的龙鳞榈丛一直向下延伸至蜿蜒的泉水和落羽杉沼泽。卡罗来纳鹦鹉和象牙嘴啄木鸟沐浴在阳光里，从头顶掠过，野火鸡和旅鸽仍然被视为猎物。在大雨过后的柔软春夜里，十几种青蛙鸣唱着、鼓噪着，演奏着它们的爱情之歌，汇成一曲大合唱。墨西哥湾沿岸的动物群大多来源于数百万年里从热带地区向北迁徙，并适应了当地温暖气候的物种。小型行军蚁（与南美大型掠食蚁非常相似）的队伍，几乎不为察觉地在夜晚穿过森林地表。络新妇属（Nephila）蜘蛛像茶碟一样大，它们在林间空地上织出车库门一样宽的蛛网。
成群的蚊子从死水潭和坑洼里冒出来，折磨着早期的迁徙者。它们传播着疟疾和黄热病这些南北战争时期的瘟疫，定期暴发成流行病，减少了沿海低地的人口。这种自然的限制是坦帕和彭萨科拉之间的地带直到20世纪初仍然人烟稀少的原因之一，即使在这些疾病被根除很久之后，这一地区仍然是相对自然的“佛罗里达的另一面”。
蛇的数量众多。墨西哥湾沿岸的蛇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的都种类更多样、种群更密集，人们经常看到它们。束带蛇挂在池塘和溪流边的树枝上，像美杜莎般缠作一团。有毒的珊瑚蛇在落叶堆中搜寻，身上装饰着红、黄、黑相间的警戒色带。人们很容易将它们与它们的拟态者——猩红王蛇——相混淆，后者的身体以另一种红、黑、黄序列的色带组成。林区的人常讲一个简单的规则：“红旁黄，杀个小伙；红旁黑，杰克的朋友。”无害的猪鼻蛇体态肥胖，鼻子翘起，让人联想到有毒的非洲加蓬蝰蛇，它们有生吞蟾蜍的习性。2英尺
长的侏儒响尾蛇与7英尺甚至更长的菱斑响尾蛇形成对比。水蛇对爬行动物学家来说是大杂烩，人们需要通过体型、颜色和鳞片的排列方式来区分，包括游蛇（Natrix）、华游蛇（Seminatrix）、蝮蛇（Agkistrodon）、沼泽蛇（Liodytes）和泥蛇（Farancia）等10种。
当然，丰度和多样性也是有限的。由于蛇以青蛙、老鼠、鱼类以及其他大小类似的动物为食，它们的数量必然比猎物稀少。你不可能出去散个步，就能一条接一条地看到它们。往往可能经过一小时的仔细搜寻，一条蛇也找不到。但我的个人经验可以证明，在任何一天，你在佛罗里达州遇到蛇的可能性要比在巴西或新几内亚高10倍。
说来奇怪，蛇的种类丰富是合理的。尽管墨西哥湾荒野的大部分已经变为柏油路和农田，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能听到电视和飞机的声音，但一些古老的乡村文化遗留了下来，仿佛人们仍然面临着荒蛮与未知的挑战。“让森林后撤，填满土地”仍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是殖民者的伦理与久经考验的《圣经》智慧（正是这种智慧使黎巴嫩的雪松林变成了今天的荒土）。蛇的显著存在为这种古老的信仰提供了象征性的支持。
在这片偏僻地带有人定居的一个半世纪里，对于蛇的共同经验已被编织为关于蛇的传说。人们仍然会听说，如果砍掉响尾蛇的头，它会一直存活到日落时分。如果蛇咬了你，要用刀切开伤口并用煤油清洗以中和毒素（如果说有人经过这样的治疗后活了下来，那么我从未遇到过）。如果你全心信仰耶稣，你可以毫无畏惧地将响尾蛇和铜头蝮挂在脖子上。如果它们仍然咬你，那就承认这是上帝的旨意，并在随之而来的一切中找到安宁。然而，猪鼻蛇往往是滑溜溜的S形的死亡象征。那些靠得太近的人，蛇将向他们的眼睛喷射毒液进而使其失明；蛇皮上的气息本身就是致命的。这个物种受益于它可怕的传说：我从未听说有任何人将它们杀死。
森林深处生活着拥有惊人的强大力量的生物。（ 那 正是我最想听到的。）其中之一就是环蛇。怀疑论者（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在周六早晨沿着县法院的栏杆蹲成一排），说这只是一个神话；另一方面，它可能是由于特殊环境而变得凶猛的常见鞭蛇。在转变之后，它把尾巴塞进嘴里，以极快的速度滚下山坡，攻击惊恐的受害者。然后是关于偶尔出现的真正怪物的报道：一条据信生活在某片沼泽里的巨蛇（无论如何，它曾经存在过，即使近年来没人见过它）；几年前一个农民在城边杀死的一条12英尺长的菱背响尾蛇；最近有人在河边看到的一种无法归类的奇异动物，当时它正在晒太阳。
在南方小镇长大是一件美妙的事情，那里的人们半信半疑地看待动物寓言故事，为青少年的心灵注入了一种未知感与可能性——仿佛可以在离你的居住地一天行程以内的地方发现奇异的事物。在斯克内克塔迪、利物浦和达姆施塔特等地的周边环境中就没有这种魔力，想到所有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儿童的选择已经被最终限制了，我感到一丝悲哀。我离开了莫比尔、彭萨科拉和布鲁顿，以一种悠然的强烈兴致探索周围的森林和沼泽。我养成了静观和专注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进行野外考察时仍然使我受用，我已经学会博物学家技艺的一部分——召唤旧日的情感。
其中一些感受一定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所共有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炎热季节里，在春季橄榄球训练和秋季的常规比赛之间，参加公路清理队和去户外探索几乎就是我们的所有活动。但有一些不同之处：我全情投入地追寻蛇的踪迹。在1944—1945年的布鲁顿高中橄榄球队里，大多数球员都有南方人喜欢的幼稚化的昵称和缩写：布巴·乔、弗利普、A.J.、桑尼、休、金宝、朱尼尔、斯诺克、斯基特。作为体重不足的左边锋三线替补，我只有在对手被彻底击败且无力反超的第四节才能上场，我的昵称是“蛇”。尽管我为这种对男性气概的承认感到非常自豪，但我的主要希望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其他地方。那个地区令人难以置信地有40种本土蛇类，而我几乎捕捉到了所有的种类。
其中一种蛇因为难以捉摸而成为我的特别目标：光滑的亮光水蛇（Natrix rigida）。成年蛇静卧在浅水池远离岸边的底部，从藻绿色的水中探出头，以便呼吸和观察四周的水面。我非常小心地朝它们蹚过去，避免蛇类最警惕的左右移动。我需要在三四英尺的距离内进行潜水扑抓，但在我能够跨过这段距离之前，它们总会把头缩进水里，悄无声息地溜到不透明的深处。最后，在镇上最出色的弹弓能手的帮助下，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年龄与我相仿的孤独者，自负且易怒，这样的孩子在过去可能会在安提塔姆战役或夏洛之战中表现出色。他朝着蛇头投掷小石子，让我得以趁机在水下抓住它们。在稍事恢复后，这条捕获的蛇被关在我们后院自制的笼子里养了一段时间，以盛水的盘子里的鲜活小鱼为食。
有一次，在离家几英里
远的沼泽深处，半是迷失半是不经意地，我瞥见了一条没见过的、色彩鲜艳的蛇消失在一个淡水虾的洞穴里。我猛冲过去，伸手去抓，盲目地摸索着。可惜为时已晚：蛇已经扭动着离开了我能触及的范围，进入了洞穴更深处。直到后来我才想到一种可能性：如果我成功了，而蛇是有毒的呢？另一次，我又头脑发热了，当时我低估了一条侏儒响尾蛇的攻击范围，它比我想象中更快地扑了过来，以惊人的威力击中了我左手的食指。由于这种爬行动物体积较小，唯一的后果是手臂暂时肿胀，而在寒冷天气到来时，我的指尖仍会有些麻木。
在一个寂静的7月早晨，我在布鲁顿由自流井供水的沼泽里发现了我的巨蛇，当时我正沿着一条长满杂草的小溪努力向更高处前进。毫无预警地，一条巨大的蛇从我脚下冲出，跃入水中。它的动作尤其让我吃惊，因为那天直到那一刻为止，我只遇到过静静蜷在泥岸和树桩上的体型适中的青蛙与龟。这条蛇几乎和我一样大，暴力且喧闹——可以说是我的同道。它以宽广身体的波浪运动迅速游向浅浅的河道中央，然后停在沙质浅滩上。它不完全是我想象中的怪物，但仍是不同寻常的。这是一条食鱼蝮（Agkistrodon piscivorus），一种有毒的蝮蛇，长度超过5英尺，身体像我的胳膊一样粗，头部有一个拳头那么大。这是我在野外见过的最大的蛇。后来我计算过，它几乎接近该物种已有记录的最大尺寸。这条蛇现在静静地躺在清浅的水中，完全暴露在我的视野里，它的身体在池边的杂草中伸展，头部以斜角朝向后方，观察着我的靠近。食鱼蝮就是这样。它们并不总是像普通的水蛇那样继续前进，直至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虽然无法从仿佛含笑的、凝视着的僵硬黄色眼睛中读出情感，但它们的反应与姿态使它们显得傲慢，仿佛能从人类与其他大型敌人的警惕中看到自己力量的倒影。
我按照驯蛇师的惯例行事：从蛇头后方将蛇棒按在蛇身上，向前滚动棒子使其头部牢牢固定住，用一只手环绕着从膨胀的颌肌后方抓住它的脖子，放下棒子用另一只手从后方抓住蛇身中段，将整条蛇完全从水中提起。这种技巧几乎总能奏效。然而，这条食鱼蝮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使我即刻陷入了危险。它沉重的身体抽搐着，微微扭动着头和颈，穿过我抓握的手指，张开嘴展示出长达1英寸
的毒牙，露出令人生畏的惨白色“内衬”，进行威胁性的“棉口”展示。肛腺分泌物的恶臭弥漫在空气中。就在那一刻，早晨的炎热变得更加显著，这一幕显然变得荒唐可笑，我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独自一人待在这个地方。谁会发现我？蛇开始扭动头部，试图用嘴咬住我的手。我不是我这个年龄里非常强壮的孩子，我逐渐失控。我想也没想就把这条巨蛇扔进了树丛里，这下它疯狂地挣扎着逃离，直至消失不见，我们彼此都摆脱了对方。
我坐下来，任由肾上腺素狂奔，心跳加速，双手颤抖。我怎会如此愚蠢？蛇到底有什么让人如此厌恶又着迷？回想起来，答案看似很简单：它们保持隐匿的能力，它们柔软无肢的身体中所蕴含的力量，以及由尖锐空心的牙齿注射的毒液所带来的威胁。对蛇感兴趣并对它们的普遍形象产生情感反应，超越一般的谨慎和恐惧，这对基本的生存是有利的。大脑中与生俱来的规则（以学习偏好的形式呈现）是：对任何具有蛇形特征的物体立刻警觉。 需要不断 学习这种特定的反应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演化出了类似的规则。当非洲森林中常见的长尾猴和黑颚猴看到蟒蛇、眼镜蛇或鼓腹巨蝰时，它们会发出一种独特的刺耳呼叫声，以唤起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警觉。（不同的呼叫声用于指代鹰和豹子。）其中一些成年的猴子会在安全距离处跟踪入侵的蛇，直至它离开该区域。这些猴子实际上传播了一种针对危险蛇类的警报，有助于保护整个群体，而非仅仅是遇到危险的个体。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那些可能对它们构成威胁的蛇类会引发最强烈的警报。某种程度上，显然是通过本能的路径，长尾猴与黑颚猴已经成为合格的爬行动物专家。
对人类的灵长类近亲恒河猴的研究支持了人类对蛇的厌恶是与生俱来的观点。恒河猴是生活在印度及周边亚洲国家的大型棕色猴类。成年恒河猴看到任何一种蛇时，都会产生它们这个物种普遍的恐惧反应。它们会做出不同的动作，比如退后并凝视（或转身离开），蹲下，掩面，吠叫，尖叫，扭曲面部并做出恐惧痉挛的表情——嘴唇后缩，露出牙齿，耳朵贴在头上。在实验室里饲养的恒河猴，即使先前没有接触过蛇，也会对它们产生与野外捕获的恒河猴相似但较弱的反应。在旨在测试反应特异性的对照实验中，恒河猴对放置在笼子里的其他非蛇类物体没有反应。蛇的形状（可能还有它们独特的运动）是引发恒河猴做出本能反应的关键因素。
我们暂且认为，至少在某些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对蛇的厌恶确实有遗传基础。随之而来的可能性是，这种特质是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而来的。换言之，对蛇产生恐惧反应的个体可以比那些不产生反应的个体繁殖更多的后代，因此快速习得恐惧的倾向得以通过种群传播——或者，如果该倾向已经存在，则会在种群中维持较高水平。
生物学家如何检验这种有关行为起源的假设？他们沿着自然历史进程倒推，寻找没有受到环境中有利于演化变化的力量影响的物种，看看这些生物是否不具备该特征。狐猴作为猴子的原始近亲，提供了这样一种倒推的机会。它们是马达加斯加的土著居民，那里没有大型的或有毒的蛇类威胁它们。事实证明，关在笼子里的狐猴在面对蛇时没有展示出类似非洲与亚洲猴类的自发恐惧反应。这是一个充分的证据吗？在科学论述的纯洁语言中，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证据“与这个命题一致”。这个命题或任何类似的假设都无法通过单一的案例来解决。只有进一步的例证才能提高人们对它的信心，以至于坚定的怀疑者也无法对它提出挑战。
另一条证据来自对黑猩猩的研究，据信，这一物种与类人猿的共同祖先可追溯至500万年前。实验室中饲养的黑猩猩在蛇面前会感到不安，即使它们以前没碰到过蛇。它们会后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并紧盯着入侵者，同时通过“哇！”的警告呼叫声提醒同伴。更重要的是，这种反应在青春期逐渐增强。
最后这种特质尤其有趣，因为人类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育顺序。5岁以下的儿童对蛇并没有特别的焦虑感，但随后他们变得越来越警惕。只消有一两次稍微不好的经历，比如看到一条束带蛇在草丛中扭动着游走，被玩伴用橡皮模型逗弄，或是听到辅导员在篝火边讲述可怕的故事，就足以让孩子们产生深刻而持久的恐惧。这种模式在人类行为的个体发育过程中即使不是独特的，也可以说是不寻常的。其他常见的恐惧，尤其是对黑暗、陌生人和巨大噪声的恐惧，在7岁以后开始减弱。相反，逃避蛇的倾向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当然，也可以将思维导向相反的方向，学会处理蛇而不感到不安，甚至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喜欢它们，就像我一样——但这种适应需要专门去培养，通常需要一点强迫和自我意识。这种特殊的敏感性同样可能导致充分发展的蛇类恐惧症，即仅仅看到蛇出没就会引起恐慌、冷汗和恶心的感觉。我目睹过这些情况。
在亚拉巴马州的一个露营地，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一条4英尺长的黑游蛇从树林里滑出，穿过空地，向附近一条小溪旁高高的草地前进。孩子们指着它大声叫喊。一位中年妇女尖叫着倒在地上哭泣。她的丈夫冲到皮卡货车上取出一支猎枪。但黑游蛇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蛇之一，它顺利地躲到了掩蔽处。旁观者可能不知道这种物种是无毒的，对任何比棉鼠大的生物都是无害的。
在世界的另一边，位于新几内亚的艾伯巴恩村，我听到喊声并且看到人们沿着一条小路奔跑。当我赶上他们时，他们已围拢成一圈，包围着一条悠闲地穿过一所房子前院的小棕蛇。我钳住蛇并将它带走，以便用酒精保存它，给哈佛大学博物馆收藏。这一看似勇敢的行为引起了我的东道主们的钦佩或者说是怀疑——我不能确定是哪一种。第二天，当我在附近森林里采集昆虫时，孩子们跟随着我。其中一个孩子手里抓着一只巨大的轮蛛给我，它毛茸茸的腿挥舞着，邪恶的黑色毒螯肢上下活动。我感到恐慌和恶心。我恰巧有轻度的蜘蛛恐惧症。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害怕的东西。
为什么蛇在人类心智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直接而简单的答案是，在人类的历史中，一些种类的蛇一直是导致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除南极洲外，每个大洲都有毒蛇。在亚洲和非洲的大片地区，已知的蛇咬致死率为每年每10万人中的5人或更高。缅甸的一个省份保持着当地的纪录，每年每10万人中有36.8人死于蛇咬。澳大利亚拥有数量异常丰富的致命蛇类，其中大多数是眼镜蛇的亲属。其中，虎蛇因其巨大的体型和毫无预警的咬击尤其令人畏惧。南美洲和中美洲生活着巨蝮、矛头蝮和铜头蝮，它们是最大且最具攻击性的蝮蛇。它们背部的颜色像腐烂的叶子，尖牙足以穿透人的手，它们潜伏在热带森林的地表，以小型恒温动物为主要猎物。很少有人意识到，危险蛇类，即“真正的”毒蛇，在欧洲仍然相对丰富。极北蝰的分布范围直至北极圈。在瑞士和芬兰等不太可能发生蛇咬的地方，每年被咬的人数仍然相当多，达数百人，这让户外爱好者保持警惕。甚至爱尔兰，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蛇（由于最后一次更新世冰川作用，而非圣帕特里克）的国家之一，也从其他欧洲文化中引入了关键的蛇的象征与传统，并在艺术和文学中保留了对蛇的恐惧。
自然界的作用似乎已被转译为文化象征，这一过程的顺序如下。数十万年以来（这段漫长的时间足以使大脑发生适当的遗传变化），毒蛇一直是造成人类伤亡的重要原因。人们对这种威胁的反应不仅仅是回避它，就像经过试错后能够识别有毒的浆果一样。人们还表现出与非人灵长类动物相似的恐惧和病态迷恋。他们在幼年期继承了强烈的厌恶倾向，这种倾向与日俱增，就像我们最近的演化亲属——黑猩猩——一样。心灵接着增添了更多独特的人类特性。它以情感作为源泉，丰富了文化。蛇在梦中突然出现的倾向，它的蜿蜒身形、力量与神秘成为神话和宗教的自然成分。
想象一下感觉与情绪状态如何在梦中被加工成故事。梦者听到远处的雷声，梦中的场景变换着，以一扇门猛然关上的声响结束。他感到一种普遍的焦虑，他被带到一条学校走廊，在那里寻找一间他不知道的教室，为了参加他没有准备的考试。当睡眠中的大脑进入其常规的梦境阶段（以闭着的眼皮下的快速眼动为标志），下脑干中粗大的神经纤维向上放电至皮质。被唤醒的头脑的回应是，提取记忆并围绕造成身体与情感不适的源头来编造故事。它急于再现刚刚感受的真实经验的元素，通常以混乱而古怪的形式呈现。而蛇往往以一种或多种这类感觉的化身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蛇直接的与字面意义上的恐惧，但梦中的形象也可能被性欲、对支配与权力的渴望以及对暴力死亡的担忧所唤起。
我们无须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我们与蛇的特殊关系。蛇最初并不是梦和象征的载体。似乎恰恰相反，因此这种关系也更容易研究和理解。人类对有毒蛇类的具体经验在经过遗传演化进入大脑结构之后，才催生了弗洛伊德现象。心灵必须从某些事物中创造出象征和幻想。它倾向于先前存在的最强大的形象，或者至少会遵循创造这些形象（包括蛇的形象）的学习原则。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也许因为过度沉迷于精神分析学，我们混淆了梦与现实，混淆了梦的心理效应与根植于自然界的终极原因。
在那些前科学时代的人（他们的梦境是与精神世界相通的渠道）当中，蛇是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巨蛇在文化建构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有一些用于简单保护的魔法咒语，例如《阿达婆吠陀》中的圣诗：“我用我的眼杀死你的眼，我用毒药杀死你的毒药。哦，巨蛇啊，死去吧，不要活着；你的毒将返回到你身上。”
“因陀罗曾杀死你的第一个祖先，哦，巨蛇，”圣诗还在继续，“自从他们被击败后，他们究竟还有什么力量呢？”因此，这种力量可以被控制，甚至可以通过医卜和施展魔咒转移给人类所用。两条蛇缠绕着一根魔杖，这最初是众神信使墨丘利有翼的权杖，而后成为使节和传令官的安全通行证，最后则成了医学职业的普遍象征（被误认为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权杖，而后者是被一条单独的蛇缠绕着）。
巴拉吉·蒙德克（Balaji Mundkur）展示了人们对蛇天生的敬畏如何在世界各地发展为丰富的艺术和宗教作品。巨蛇的形态在旧石器时代的欧洲石雕上蜿蜒，也被刻在于西伯利亚发现的猛犸牙上。它们是夸扣特尔人，西伯利亚雅库特人和叶尼塞-奥斯蒂亚克人，以及许多澳大利亚土著部落萨满的权力与仪式的象征。风格化的蛇常被视为赐予生育力量的神灵的护身符：迦南人的阿什脱雷思，汉族的伏羲和女娲，以及印度教的穆达玛与摩纳娑。古埃及人崇拜至少13个蛇神，这些蛇神掌管着健康、多产与植被的不同组合。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头巨蛇尼赫伯考，它广泛巡视这个河流王国的各个部分。刻有眼镜蛇神标志的黄金护身符被放在图坦卡蒙的葬礼裹尸布里。甚至连蝎子女神塞尔凯特也被称为“蛇之母”。与她的后代一样，她同时是邪恶、力量与善好的源泉。
阿兹特克的众神系统是一个由奇异形态构成的幻影集，其中巨蛇被赋予了重要地位。其历法符号包括蛇形的“四运动”（olin nahui）、巨型海怪西帕克特利——一种拥有分叉的舌头和响尾蛇尾巴的鳄鱼。雨神特拉洛克部分是由两条缠绕在一起的响尾蛇组成的，它们的头靠在一起，形成了雨神的上唇。Coatl（意为“巨蛇”）是阿兹特克神灵名字中常出现的成分。科亚特利库埃是由蛇与人类的身体部分组成的具有威胁性的怪物；西瓦科亚特尔是生育之神与人类的母亲；休科亚特尔是火蛇，每隔52年，火焰会在其身上重新燃起，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宗教历法分界点。羽蛇神是拥有人类头部、披着羽毛的巨蛇，是晨星与昏星之神，掌控着死亡与复活。作为历法的创造者，书籍与学识之神，以及祭司的守护神，他在贵族与祭司接受教育的学校里得到尊奉。据说，他将乘坐蛇筏从东方的地平线上离开，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一定是令人震惊的事件，情形很像今日知识分子听闻古根海姆基金会被解散了。
矛盾的蛇类形象也是古希腊宗教的特征。在宙斯的早期形象中，有一条名为梅利切奥斯的蛇，既是爱神，温和且能回应祈求，又是复仇之神，人们在夜晚为其献上祭品。另一条巨蛇保护着阿瑞斯之泉纯净的水域。他与厄里倪厄斯并存，后者是来自地下世界的复仇之灵，他们如此可怕，以至于无法为早期的神话所描绘。欧里庇得斯在他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Iphigeneia in Tauris）中将他们描绘成蛇：“你看到她了吗，她是冥界之蛇，张大着嘴/来杀我，带着致命的毒蛇？”
狡猾、欺骗、恶意、背叛，以及分叉的舌头在面具般的头部迅速伸缩所暗示的威胁，这一切特质都带有治愈与引导、预言与赋能的神奇力量，成为西方文化中最流行的蛇的形象。伊甸园里的蛇，如同在梦中出现一样，成为犹太教中邪恶的普罗米修斯，使人类获得了善恶的知识，承担起原罪的重负，作为回报，上帝宣告：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总结一下人类与蛇的关系：生命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文化将蛇转变为巨蛇，一种比字面意义上的爬行动物更有力量的受造物。文化作为心灵的产物，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图像生成机器，通过组合成地图和故事的符号来重新创造外部世界。但心灵无法完全把握现实混杂的丰富性，身体也无法长寿到可以使大脑像万能的计算机那样逐一处理信息。相反，意识会快速超前，高效地掌握某些类型的信息以维持生存。它会轻易地顺从一些倾向，同时自动规避另一些倾向。遗传学与生理学已积累了大量证据，表明这些控制机制本质上是生物学的，以细胞结构的独特性内在地建构于感觉器官与大脑之中。
这些综合的倾向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类天性。其中核心的倾向，比如在对蛇的恐惧与敬畏中所彰显的，正是文化的泉源。因此，简单的感知催生出了无穷的具有特殊意义（同时仍然符合创造它们的自然选择力量）的形象。
难道还有其他的可能吗？大脑在大约200万年的时间里，从能人时代到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时代，逐渐演化为现在的形态，在此期间，人们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与自然环境密切接触。蛇很重要。水的气息、蜜蜂的嗡嗡声、植物茎的向性弯曲都很重要。博物学家的恍惚是适应性的：在草丛中看到一只藏匿的小动物可以决定晚上是进食，还是保持饥饿。而一种甜蜜的恐惧，那种即使在今天也会使贫瘠的都市之心感到愉悦的，对怪物与爬行的形态心惊胆战的迷恋，会让你仍然期待新一天的到来。生物是隐喻和仪式的天然原料。尽管证据远不足够，但大脑似乎保留着它旧日的能力、它的迅捷。在丛林退去后的世界里，我们仍然保持警觉并继续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