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轪侯家族

从二号墓底层的泥浆中找到的重要文物，是刻着“长沙丞相”四个字的官印。

在一号墓的出土文物里，其实已经有不少“轪侯家”“轪侯家丞”的字样。直到二号墓出土了这枚官印，考古人员才初步可以验证三个墓主人的身份。毋庸置疑，二号墓的主人就是长沙丞相轪侯本人。也可以确认一号墓的辛追是他的夫人，墓中也出土一枚印章，刻着“妾辛追”。三号墓的主人，据研究人员猜测是利苍和辛追的子嗣之一，因为葬于她的足下。

二号墓里一共找到3枚印章：一枚为玉印，顶方形，刻阴文篆体“利苍”，长宽各2厘米，应该是墓主人生前携带之物；另两枚都是龟纽鎏金铜印，其中一枚刻阴文篆体“轪侯之印”，另一枚刻阴文篆体“长沙丞相”，两枚长宽都是2.2厘米，且都是明器。

其实这听起来有点破除考古的神秘感，原来要确认一个墓的主人是谁，还是需要这样具体、确切的证据才行，而并非一个神奇的推演过程。

那么，谁是长沙丞相轪侯？

根据出土文物上的“利苍家”“轪侯”“长沙丞相”等字样，我查阅汉朝正史《史记》《汉书》，发现了对他的简单记载。但史书也没留下什么长篇大论，单说《史记》，大家都知道《史记》里有《本纪》《世家》《列传》等不同的篇目，《本纪》是写帝王的，《世家》写世代沿袭的大家族，《列传》则是有影响力的人物的事迹。轪侯没有独立成章，这代表他在《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眼里，远远算不上那个时期的大人物。

他出现在哪儿呢？10个大事列表之中。《汉书》中也是如此，他出现在列表之中。在浩瀚的中国正史中留下名字和基本的家族历史，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先来看《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这一表所写的是从汉惠帝到汉景帝因功封侯的情况。在概述的部分，司马迁写道：

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长沙王者，着令甲，称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籓守职，信矣。故其泽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数人。及孝惠讫孝景间五十载，追修高祖时遗功臣，及从代来，吴楚之劳，诸侯子若肺腑，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余。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

大概意思就是，司马迁读诸侯分封的资料，读到便侯的时候，有了一些感慨。便侯就是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儿子之一吴浅，他在孝惠元年被封为便侯，“便”指他的封地，在今天的湖南永兴县。为什么他在看到便侯的时候，会突发感慨呢？因为刘邦在开创汉朝之初，先后分封了八个异姓王，包括长沙王吴芮。八王中最有名的就是韩信了，后面还会提到一位英布。到了惠帝的时候，只剩下长沙王还在，其他都在中央集权的历史进程中被贬或被剿杀了。长沙王的王位传了五世，最后因为没有子嗣而终结。这五世长沙王，没有犯过一点错，尽职尽责地守在长沙国。

简单介绍了吴氏长沙王后，司马迁又想到了从汉惠帝初年到汉景帝末年（大概从公元前194年到公元前141年）被分封的一些王侯。这些人封侯的原因各不相同，有追随刘邦平定天下的功臣，有汉文帝还是代王的时候从封地带来的家臣，有汉景帝时期平息吴、楚战事的功臣，也有诸侯的至亲骨肉，还有归顺的匈奴、南越等非汉朝统治地区的臣子，一共90多个人。《史记》之所以把这些人的名字都列下，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个时期有仁有义的显著成功人士。

《史记》中关于轪侯家族的记载如下：

轪，长沙相，侯，七百户。孝惠二年四月庚子，侯利苍元年。高后三年，侯豨元年。孝文十六年，侯彭祖元年。元封元年，侯秩为东海太守，行过不请，擅发卒兵为卫，当斩，会赦，国除。

“轪”指封地轪县，在今天河南省光山县和罗山县之间。汉朝的轪县属于江夏郡，也就是今天湖北东部、河南南部的一块区域，唐朝取消了这个行政划分。

轪侯的职位是长沙国丞相，有700户的分封。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是利苍封侯的第一年。高后三年（公元前185年），是利豨继承侯位的第一年。孝文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是利彭祖继承侯位的第一年。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已经是司马迁生活的时期了。当时的轪侯利秩是东海太守，他行军经过某个地方时，没有请示上级就擅自指挥士兵进行护卫，按照律法应当被处斩，但是遇到了大赦，只是被剥夺了封地和封号。我查看了一下元封元年发生的事件，这年汉武帝封禅泰山，改元为元封，这大概是大赦的原因。

从孝惠二年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93年到公元前110年），轪侯家族存在了83年。

《汉书》与《史记》中的记载没有太大差异，轪侯的家族故事出现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之中：

轪侯黎朱苍，以长沙相侯，七百户。二年四月庚子封，八年薨。高后三年，孝侯豨嗣，二十一年薨。孝文十六年，彭祖嗣，二十四年薨。侯扶嗣，元封元年，坐为东海太守行过擅发卒为卫，当斩，会赦，免。玄孙，江夏。六世，元康四年，苍玄孙之子竟陵簪褭汉诏复家。

对比《史记》和《汉书》，最大的出入在人名记载上。但是根据二号墓出土的印章，第一代轪侯应该名为利苍，苍与仓可以通用。另外，《汉书》记载了被剥夺封号、封地后，轪侯家的后续。“玄孙，江夏”大概意为他们的后人回到了江夏郡生活，受了这种罪责的人，应该大多会被发配回原籍。联系后文中的竟陵，可以知道利苍一族是江夏郡竟陵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市境内。

最后一句，成了整个家族在历史上最后的一抹痕迹。“诏复家”是汉宣帝在元康四年颁发的命令，从汉高后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各种原因而失去地位的功臣贵族后代，可以恢复祖先的声望。

关于利苍，历史学家马雍先生在1972年9月发表了《轪侯和长沙国丞相——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身份和墓葬年代的有关问题》一文，非常详细地论述了轪侯家族的历史，并推断三个墓中有一个可能是利苍本人的墓葬。马雍先生写这篇文章之时，仅有一号墓被发掘，从出土文物中“轪侯”的字样就可以做出如此缜密、准确的论述，实在令人钦佩。后来，马雍先生还参与了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

根据他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利苍的生平。利苍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官位，一个是分封的侯位。《史记》和《汉书》中都在他被分封的时候就称其为长沙相，可见他是先做了长沙国的丞相，然后才被封了轪侯。按马雍先生的推断，他上任的时间最早可以推算到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吴芮在这一年受封长沙王。没有长沙王，自然也就没有长沙王丞相。而利苍在孝惠二年受封轪侯，所以他最晚在这一年也做了长沙国丞相。利苍死于汉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根据《史记》，醴陵侯越在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上任长沙国丞相，这说明利苍是死在丞相任期内。

我们或许可以更为精确地推算利苍上任的时间。根据《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载，吴郢（吴程）曾任长沙国柱国，《汉代长沙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中称柱国是丞相的前身，这应当是可信的专著，所以采取这种说法。柱国可能是楚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官衔称呼，实质为丞相。也有论文认为柱国是另一种官职，与丞相同时存在。

不过《史记》记载吴郢封义陵侯的时间为“九年九月”，《汉书》中则没有这个“九年”，如果有“九年”就意为汉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若没有则是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史记》和《汉书》都写孝惠四年（公元前192年）他的儿子继承爵位，差异在于《汉书》写吴郢“七年薨”。这又是一个难以辨别的写法，到底是在位七年薨逝，还是汉高帝七年薨逝呢？我比较认同在位七年薨逝，如果是汉高帝七年薨逝，就和汉高帝九年封侯冲突了。假使他是汉高帝五年封侯，公元前200年他就死了，他的儿子为什么要等到公元前192年才继位？

利苍封侯的时间为公元前193年，吴郢应该在这之前就已去世，才会空出丞相的职位。所以当取《汉书》说法，吴郢是公元前202年被封为义陵侯，在位7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去世。因为没有利苍上任的确切时间记载，所以也无法确定是吴郢死在官职任期内，还是在他去世前已经由利苍担任丞相。在另一篇论文中，我看到吴郢在死前数年被免的说法，但未找到确切的史书来源。

丞相这个职位在诸侯国里，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号人物，官僚机构中级别最高的官员。但利苍到底是中央派到长沙王身边的监视者，还是吴芮本身的亲信？我比较赞同前一种推论，因为前一任长沙国丞相姓吴，吴郢去世后可顺理成章派出朝廷的人，监视长沙国的一举一动，巩固中央集权。《史记·五宗世家》中也写“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汉朝初年诸侯国朝廷的丞相一职可以由诸侯王亲信担当，但随着异姓王叛乱频发，为了进一步稳固局势，避免祸乱，诸侯国朝廷的丞相变为由中央委任。

利苍为什么被封侯呢？这总要有一个说头。

按《史记》的说法，刘邦分封137个功臣为侯，这里面就没有利苍，所以他可能没有跟随刘邦打过天下。除了打过仗的功臣，《史记》也记载了几个分封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官位到了一定的高度，可以被赐以特殊的爵位来彰显身份。马雍先生认为利苍可能就是这一类，因而《史记》没有记载他的任何功勋，仅仅有一句“长沙相”。再从他被分封的700户来看，当时分封最多的列侯有10 600户，最低的有500户，他的前任吴郢被封义陵侯都有1 500户，这个700户实在算低了。而汉高后在位期间将列侯进行了排序，共180多人，利苍排在120位，也算是偏后。

我们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参考大时代发生的事件。

其一，在汉惠帝时期，也就是汉高后实际掌权的这一时期，她为了稳定局势，格外照顾功臣、外戚、刘氏宗亲的利益。所以，她开始追封“高祖时遗功臣”，第一轮追封了19个人，接着追封到了143人。利苍也是在这个时期封侯，所以他还是有可能曾经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就算不是从头到尾跟着刘邦队伍，也应当参与了秦末农民起义。

其二，倘若利苍在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已经是长沙国丞相，这年长沙国东边的淮南王英布造反。英布是吴芮的女婿，战败后想躲入长沙国内，当时的长沙王大义灭亲剿杀了英布。汉惠帝二年离汉高帝十一年不过三年时间，也许他在平定叛乱中曾为长沙王出谋划策，因而封侯。

根据侯良先生的书中所写，利苍是跟随过刘邦打天下的。这里可以参考《汉书》中对轪侯家族的最后一笔记载，也就是“六世，元康四年苍玄孙之子竟陵簪褭汉诏复家”。元康元年，汉宣帝就开始策划“诏复家”这件事，当时说的是“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诏令的对象是刘邦的功臣子孙，《汉书》中最后记载了123例“复家子孙”。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侧面说明利苍是汉高帝刘邦时期的有功之臣。但究竟是什么功，是打天下，还是平定英布叛乱？也不好说。

还有一个佐证，是二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错金银铜弩机，其制式和铭文款式经鉴定为秦朝风格，大概制造于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这件弩机应该是利苍生前所用，可侧面证明他在秦朝末年就参与了农民起义，并可能因此走入仕途。不过以史书的空缺和他的封侯情况来看，就算利苍参与了秦末起义，也应该没有显著的功勋。

另外一个间接证据，就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记载的刘它一栏：“汉六年以砀郡长初从，功比轪侯。”这句的意思是刘它在公元前201年，作为砀郡的长官开始追随刘邦，他的功劳跟轪侯差不多。但这还是没有写轪侯到底有什么功劳，通过刘它的生平，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推测。刘它本姓项，叫项他或项它，是项羽的亲戚兼部下。刘邦的军队攻下彭城后，项他改投刘邦，被赐姓刘。项他在项羽集团中有一定的位置，他改投刘邦导致项羽大后方失守。“功比轪侯”可能意为利苍作为项羽旧部也投向刘邦，而且也许比项他还要早一些。不过马雍先生的论文推翻了这个说法，他证实此处的“轪侯”应当为“戴侯”，完全是另一个人，这是又一出通假闹剧。但还是有一些文章引用了《汉书》的说法，认为利苍就是从项羽集团改投刘邦，毕竟他们同是来自楚地。

结合大时代的状况来看，此时的诸侯王的确有用亲信作为丞相的，例如造反的英布。我在查阅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地理信息，就是吴芮在项羽麾下时，被封为衡山王。这个衡山不是我们今天的南岳衡山，而是衡山郡，后来在汉武帝时期被改为江夏郡。江夏郡也就是利苍后人“诏复家”后被送回的老家。由此联系起来，利苍很有可能是吴芮被封为衡山王后，在衡山郡加入他军中的。公元前196年底，长沙王吴臣来长安朝拜，并滞留在长安。此时，传来吴郢去世的消息，诸侯王不在，一切要依仗丞相，所以利苍临危受命，成了新一任长沙国丞相。时间线似乎刚好吻合了，但这也只是我的推论。他原本在吴芮麾下，后到了中央，再由中央委派到长沙国，也不无可能。

古代的姓氏，可以作为身份源流的证据。《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楚公子分食采于利，后以为氏。”意为楚国公子的封地在利（今四川广元境内），所以用“利”作为氏，利苍应该为楚国贵族后裔。

二号墓主人利苍的身世相对比较清晰明了，我们把一号墓的辛追夫人姑且放在最后一个讨论，现在来看看三号墓的主人。他会是第二代轪侯利豨吗？

“豨”这个名字，看上去非常复杂。它是一个生僻字，反而在人们追溯利氏家族源流的时候，起了一定的佐证作用。这个字意为野猪，就是楚人方言中的小猪。这符合利氏的楚人身份，基本契合《汉书》中其后人回到原籍竟陵的记载，竟陵属于楚地。但是“豨”字在古代通“狶”，这个“狶”字又是多音字，念xī的时候与豨同音，意为野猪或者叫猪的声音。念shǐ的时候，一是指狶韦——古代传说的帝王名号，二是指古代官名。按照中国人望子成龙的传统，似乎取后一个意思更为恰当。

根据《史记》的记载，在利苍去世后，有人接任长沙国丞相，那么承袭侯位的利豨就不可能是长沙国丞相了。既然不在长沙国内任职，他是不是就应该离开长沙国回到自己的封地？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接连颁布了法令，要求没有任官职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如果利豨此时在长沙国里没有任何职务，他就应该回到封地。

就算长沙国地处偏远，不受中央诏令影响，或者利豨在长沙国任职了，这个时候轪侯家族还没有离开长沙国，根据《汉书》的记载，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轪侯利彭祖赴长安担任奉常，他们总该离开长沙国了。利彭祖任期持续到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结合“孝文十六年，彭祖嗣，二十四年薨”，可以推断利彭祖死在奉常任期上。

再根据三号墓出土的木牍所写下葬时间，可以确定墓主人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二月二十四日，而据史书记载可以推算出利豨死于公元前165年，二者有一定的年份出入。从史书到实证，大部分专家学者都初步认为三号墓的主人不是利豨，更不会是史书上有名字的轪侯族人。此人应该是利苍和辛追的一个儿子，从嫡长子继承侯位的传统来看，应该是次子，或者排行更小的儿子。有人根据陪葬品中的《驻军图》推测，三号墓主人可能是驻军之一“司马得军”的将领，“司马”是官职，“得”被推测为军队将领的名字，所以三号墓主人应该名为利得。

但1983年参与了马王堆二、三号墓挖掘和帛书整理工作的傅举有先生，在《考古》杂志上发表论文，认为三号墓的主人就是利豨。在《关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墓主问题》一文里，他详细列举了一系列出土文物，根据这些文物的制式、墓中遣策的记载，推断墓主应该是第二代轪侯利豨。

例如在棺材的制式方面，汉代初年只有诸侯可以享受三棺的待遇。长沙出土的同一时期的其他诸侯墓葬，包括利苍的墓葬，都是用三棺。再如墓中遣策记载的一些信息，“美人”“才人”“宦者”“家”“家丞”“家吏”这些身份称谓，需要一定级别的人才能使用。

将墓葬的制式、规格与史书记载相比较，从而推断出墓主人应该也是诸侯身份，这从逻辑上来说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矛盾，就是墓葬年份和史书记载的时间有三年之差。傅举有先生认为，这是《史记》和《汉书》本身记载的错误。

前文其实也列举了史书上的一些错误，例如《汉书》将利苍写成黎朱苍，将利秩写成利扶。这方面的差异可能是笔误或字体变化造成的，而且古文没有标点，断句时也可能造成这样的错误。但《汉书》和《史记》记载的轪侯家族传承时间是一致的，没有出现人名这样的差异，可见《汉书》的记载应该是沿袭了《史记》年表。

那么《史记》本身会不会出错呢？

傅举有先生在文章之中提到另一本书，即清代史学家梁玉绳写的《史记志疑》，这本书指出《史记》的纪年错误多达百处，其中“表”的部分错误最多。傅举有先生还提到中华书局在1959年、1960年分别出版《史记》和《汉书》点校本的时候，也做了一定的勘误工作。其中《史记》“表”的纪年错误有37处，《汉书》“表”的纪年错误有74处。所以傅举有先生认为利豨卒年，很有可能就是《史记》尚未被确认的一处错误。我在查阅《史记》资料时，就发现《高帝本纪》中写高帝十年长沙王吴芮到长安朝见，但是高帝五年吴芮就已经去世了，这肯定是一处笔误。

尽管《史记》《汉书》作为正史，是离历史真相最近的文本，但书是人写的。尤其像《史记》《汉书》这种几乎是由一个作者以一己之力完成的皇皇巨著，更难免出现错误。况且，这两本书的成书年代也较为久远，在流传的过程里，也会出现版本之间的差异。我自己就曾校对过两个时期出版的《演技六讲》（导演郑君里译），两个版本相距不过三五十年，差异就多达上百处，更何况那些流传千年的书籍呢？

另有陈松长先生的论文《马王堆三号墓主的再认识》，认为这三年的空缺，是因为利彭祖服丧三年而没有立马继任侯位。《史记》中只是写他继承轪侯的时间，而没有写利豨去世的具体时间。《汉书》成书于《史记》之后，《史记》的可信度理应更高。在三号墓出土的《丧服图》，也可以佐证轪侯家族遵循服丧制度。

再从墓葬的具体情况来看，一号墓和三号墓出土陪葬品的制式很相近，其中陪葬的钱币属于同一时代，都是汉文帝时期的四铢半两。根据地层关系来判断，一号墓和三号墓下葬的时间也可能非常相近，都晚于二号墓。而三号墓既然已经被确认是公元前168年下葬，那么根据史书记载推算出的公元前165年是谁的卒年呢？傅举有先生认为，它应该是一号墓辛追的，这似乎也说得通。

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史记》和《汉书》记载的轪侯更迭，年份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如果利豨一个人被误写了，那么后面几代人继承侯位的时间以及卒年都是错的，司马迁真的会粗心成这样吗？当然死亡时间、下葬时间和继任时间是可以有一定年份差的，也不是上一任列侯去世，嫡子自动继承侯位，而是需要先由中央派官员吊唁，视察丧葬过程是否僭越，再确立嗣子，并且等丧事完成后，才能正式继承侯位。三号墓出土的木牍有“主藏郎中”“主藏君”字样，这也许就是中央或长沙王派来主持葬礼的臣子。再结合古人的服丧制度，所以记载时间的误差是可以合理解释的。

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疑问，二号墓主人已经被确认是第一代轪侯利苍，那么利豨作为嫡长子是第二代轪侯，从礼制角度来说两任轪侯不可能比邻而葬，在实地考古发掘中没有这样的先例。我认为这并不难解释，可能利苍与辛追只有这一个儿子。解剖结果表明辛追没有生产过多次，最为宠爱的独子早逝，与父母（辛追此时虽未去世，但必然已经确定要与利苍异穴合葬）同葬一处，于情是可以理解的。

侯良先生的书中，写一号墓下葬时间大致在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墓主人去世的年纪约莫50岁。这个推断的去世时间跟史书记载的利豨去世时间也很相近，再结合利彭祖的生平来看，如果辛追比自己的儿子利豨晚逝，那么利彭祖在任奉常前往长安之前，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居住在长沙。因而这又延伸出新的问题，如果轪侯家族还住在长沙，三号墓主人不是利豨，那他的墓葬又会在何处？而且如果他不是利豨，就代表辛追去世前两个儿子接连早逝，这不只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惨，甚至有点太凑巧。

从三号墓主人的骨骸可以推断，他死时很年轻，可能三四十岁。陪葬品中有兵器架与38件兵器，还有长沙国的《驻军图》、《车马仪仗图》、12万字帛书，这可以证明三号墓主人生前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至于他为什么早逝，史书和现代医学都无法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

现在湖南博物院在解说陈列时，将三号墓主人认定为利豨。至于未来，是否会有新的发现来确认这个说法或推翻这个说法，那就只有等待了。

终于到了重中之重的辛追。在一号墓里除了印章“妾辛追”，没有任何跟她的身份、生平有关的记载，她确切的生卒年月也无从知晓。“辛追”二字看上去像姓名，但从古代传统来说，印章上不会刻女性的姓氏，辛追只是她的名字，具体姓氏不详，也无从考证。近几年，对于印章上的字，也有了新的讨论。魏宜辉、张传官与萧毅三位老师合写的《马王堆一号汉墓所谓“妾辛追”印辨正》一文，认为印上的字应该是“避”一个字，而非“辛追”两个字。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出土漆器上所写的“君幸食”“君幸酒”字样当中的“君幸”是她的名字，“君幸食”“君幸酒”意为君幸的食器、君幸的酒器，所以她名为辛君幸。另有佐证是汉朝人多用“幸”字取名。不过现在人们倾向于把漆器上的字样解读为“请您吃”“请您喝酒”，代替主人的寒暄之词。

不论她的名字是“避”，还是“君幸”，或者是别的，“辛追”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说法。要想彻底更改过来，恐怕要费极大的功夫。

尽管辛追没有生平事迹流传下来，但是在她的遗体出土后，关于她的离奇故事可是满天飞，也就是上一章中周总理批示里所写的“刮妖风”。像是有人参观后说辛追会笑，其实是因为尸体腹内腐败产生气体，将她的舌头冲出口外，乍一看好像是有笑容。慢慢地，“辛追的笑容”演变成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又说郭沫若来到长沙，辛追坐起来跟郭沫若说话，她说的话博物馆里所有人都听不懂，只有郭沫若听得懂。辛追请郭沫若吃了陪葬品里的水果，郭沫若当场写了一首诗。

侯良先生的书中提到，他当时到全国各地去，到处都有辛追的故事在流传，开始是零零碎碎的，后来不断拼接，最后竟然成了一个完整的版本，甚至有人以《郭沫若答日本记者问》为题将传说整理成文并加以印发。它大致说的是：辛追本名彩娥，原本是汉文帝时期的宫女。汉文帝在位期间，天下太平，他却久久没有子嗣。一日宫中设宴，汉文帝对彩娥一见倾心。后来彩娥也有了身孕，害怕皇后加害，汉文帝给了彩娥一个锦囊，以备不时之需。果然皇后虎视眈眈，也宣称自己怀孕了，在彩娥生产后，意图杀人夺子。被派去杀彩娥的太监心生怜意，偷偷把彩娥送出宫。出宫后她被一个卖豆腐的人救了，嫁给他为妻。多年后，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彩娥拿出锦囊与儿子相认。但她不愿意回到宫中，汉景帝封卖豆腐的为七百户侯，让彩娥后半生衣食无忧。去世后，她被施以当时最好的防腐技术。

这个故事，听起来过于像天方夜谭。有基本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汉文帝的皇后姓窦，是汉高后之后又一位位高权重的女性，一直到汉武帝初期都还有极大的影响力。她生了两子一女，其中就有汉景帝。汉景帝出生于公元前188年，而汉文帝继位是在公元前180年。汉文帝都还没当皇帝，怎么就会有皇嗣的问题呢？但可能因为辛追的生平是空白，不少人都把故事当了真。我的一个北京长大来湖南读书的朋友曾对我言之凿凿：辛追就是汉景帝生母。

除了市井流传的辛追故事，慢慢也出现了正式的书写版本。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花鼓戏《彩娥恨》，可惜这个剧目流传不够广，知名度也不够高，侯良先生在书中一笔带过，我也查不到、问不到更具体的故事资料。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现了两部辛追题材的电视剧，一部是2004年的《大汉巾帼》，一部是2007年的《辛追传奇》，它们都是偏演义性质的历史新编。《大汉巾帼》由蒋勤勤主演，讲述辛追被父亲托付给利苍，又有青梅竹马符申相随，不知怎么还被刘邦看上，因而遭到刘邦的爱慕者南施的妒忌，南施设计害死了利苍及其儿子。《辛追传奇》由长沙人左小青主演，但其实辛追也不一定是长沙人，这个故事更为“玛丽苏”（泛指文学中的主角过于完美）。辛追成了韩信、刘邦等人争相抢夺的女子，而她心中只有韩信一人。

近几年，还有长沙歌舞剧院的《梦圆马王堆》，以及舞台实景剧《大汉伊人》、京剧《辛追》等作品。京剧《辛追》是较新的一个作品，主要以辛追个人成长为主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少女时与利苍相遇，第二阶段是战乱中重逢相恋，第三阶段是在利苍去世后送子参军。虽然剧中辛追的人生历程也是凭空虚构的，但相对来说比较严肃，没有与不相干的当世豪杰强硬关联。最近还推出了动态展演《一念·辛追梦》，讲述她忍痛让儿子从军的故事。

辛追在史书上根本没有留下一个字，就连轪侯家族的寥寥数语，都是难以成篇的。但是结合秦末汉初的情境，反而能演绎出一幕又一幕乱世佳人大戏，不得不说她的确是马王堆的第一巨星。 lD1kicUVrFMTd50ej4kHkXxtqG7u83Y6LiDUVAi+9EaBvRoEy+MYv5+JAXij8u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