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发掘实录

近几年，盗墓题材的小说、电影、电视剧掀起了一股热潮，很多人似乎把地下世界想象得格外精彩，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考古发掘和盗墓之间的界限。不少人还问过我：侯良先生是不是跟老九门也有关系？但很可惜，就算老九门是真实存在的，那个时期侯良先生还在河南求学，读师范专业，觉得做个老师也许是乱世中的铁饭碗，根本不曾料想日后会跟考古扯上关系，更没有想过后半生会定居湖南。

虽然盗墓题材的故事看似涉及不少中国传统风水知识，但实际上它的架构还是来自西方。这类小说多是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对于未知新大陆探索的想象，可以说是浪漫化的西方殖民历史。民国时期，西学东渐进程加速，新文化运动兴起，加上好莱坞电影的引入，民国文人、电影人分别在旧派武侠小说、武侠电影里开始了夺宝冒险的想象。

盗墓这件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属于大忌，尤其在封建王朝时代，儒家思想主导，盗墓的故事更难上台面。在我印象中跟墓相关的古代传奇还是有几个，例如《太平广记》中南海崔炜误入南越王赵佗的墓中，被婢女（俑）招待。今时今日盗墓题材的故事其实也是作者用巧思，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零碎的神秘主义元素集中在墓穴这一核心场景中而已。

记得两年前还去一家影视公司聊过盗墓IP（知识产权）改编项目，对方得知我的家庭背景后非常感兴趣，但被我无情地泼了一盆冷水。我告诉他们，真实的考古发掘跟那些盗墓故事完全不一样。最近三星堆的重新发掘过程就在网络上直播，大家多少会对真正的考古发掘有一定的直观了解，而且现在的发掘技术也日新月异，跟侯良先生那个时代的田野考古完全不同。

我在阅读他写下的有关马王堆发掘过程的文字时，第一感受绝不是神秘，而是一种浓郁的时代气息。毕竟马王堆发掘的时代非常特殊，并且本来也没有发掘计划。其中透露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朝气和坚韧，以及那个时代独有的荒唐。

前文已经提过，20世纪50年代初期，夏鼐先生及其团队就已经确定马王堆这儿是一个汉代墓葬群。1956年7月24日它被发文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立下保护标志和说明牌，群众性的文物保护小组也得以成立。但后来因为一些历史的变故，这个保护标志和说明牌不翼而飞，更不会有什么群众性文物保护小组了。

那么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湖南省博物馆在做什么呢？

侯良先生是1969年11月1日在靖县农作的时候收到电报，被通知立即回长沙。3日回到长沙后，他被通知去湖南省博物馆接替副馆长丁立亭的工作。4日他就到了湖南省博物馆，丁馆长交给他一抽屉铜钥匙，交接工作就算完成了。当时湖南省博物馆还剩下17人，到1970年6月调回一部分干部，增至25人。

回看他记录的这段在博物馆的工作经历，很多地方似乎都为后来马王堆的发掘埋下伏笔。1970年上半年，举办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展览。后来从大同购来的“万人坑”“赵劳柱家史”等幻灯片，组成了流动放映组，在长沙和衡阳的中学里义务巡展，一直持续到1972年初。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湖南省博物馆的知名度，并展现了亲和力，所以当马王堆发掘需要帮助的时候，各个学校也积极伸出了援手。

1971年，湖南省博物馆也在全国战备高潮的影响下开始战备工作。战备指挥部要求在老办公楼东侧挖一个防空洞。因为时间紧迫，所以人员分三班倒，党员在夜间12点到早上这一班，白天还有部分住在馆内的年轻人参加，防空洞终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挖成了。这个防空洞对日后的马王堆发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是防空洞挖掘过程锻炼了队伍，为后面马王堆的发掘打下基础；二是防空洞因为特殊的内部环境，成了马王堆大批文物的暂时储藏室，在客观上保护了文物，三号墓出土的漆器储藏在这里长达30年。

当时博物馆和相邻的烈士公园共用一个西门，陈列馆前的泥沙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在进行阶级教育展览的时候，观众一多就不太方便了。侯良先生想办法申请了10 000元，把泥沙路改修为沥青路。在修路过程中，有人告诉他路中间有一个战国墓，需要停工。经过几天的挖掘，果然发现了一批文物。而这个墓坑，后来储存了大量马王堆汉墓中的白膏泥（微晶高岭土）。

因为留守博物馆的人很少，担心出现问题，所以侯良先生主动要求所有星期六和其他节假日都由他值班。一到春节，他就挑上一担蜂窝煤，提一口锅，带着全家人去博物馆值班。他的老伴那时笑称“春节来了，我又要陪你去守‘庙’了”。

1971年末，湖南省博物馆还送了一批文物到故宫，参加在故宫内举办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出土文物展”，并准备日后出国巡展。侯良先生的同事高至喜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参与这项工作，因此挖掘马王堆汉墓的请示才以最快的速度递交上去。

回到正题，也是在战备高潮的影响之下，驻在长沙市区的人民解放军366医院（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湖南省总队医院）匆忙迁入马王堆疗养院内。部队进入后，没多久就开始进行战备施工。长沙的地下水位较高，平地较难施工，所以计划在东西相连的两个大土冢内，建病房、药房和地下通道。施工计划是从土冢的东、西、南三方开口，从东、南两角开挖，这样就可以在中心点会合。东边的开口进度比较快，一边挖土一边用砖石加固，但是前进了五六米的时候，忽然顶部塌方，没有办法用砖石加固了，于是工人就用棍子捅了几下，地下突然冒出了莫名的气体。他们认为这个下面应该是空的，就用水去浇灌，强大的气压却能把水冲走。他们再点火，地下居然冒出蓝色的火苗。这听起来还有那么一点盗墓小说的意思。

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当时的人第一感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残留下来的弹药库。但是工兵来探测了半天，没有任何发现，这才打电话给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电话一打，就过了三天。三天之后的星期天，侯良先生在省博物馆传达室值班，接到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组的电话，被告知部队在马王堆挖防空洞的时候遇到了奇怪的现象，派人立马去看看。他和当时也在值班的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先生一同骑单车赶到了现场，看到不少人拿着小棍在洞里乱捣，还有人在旁点火抽烟。他们看了，立即认定这是一个火坑墓，就是充满了可燃气体的墓。侯良先生跑到医院门诊部借了一个氧气袋，想要收集气体，日后可以化验。但是因为已经过了三天，里面的气体几乎泄漏完了，所以没有收集成功，这成了整个马王堆汉墓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他们先找到了医院行政副院长白明柱，说明了这是保护文物，需要立马停下防空洞的挖掘工作并且封住洞口，贴上告示，等他们请示了上级再处理，以防古墓被进一步破坏。当时管理图书、文物、博物馆的临时组织是国务院图博口，他们经图博口领导王冶秋先生同意，向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报告。

1972年1月16日，马王堆一号墓挖掘工作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看到的马王堆汉墓陈列，主要就来自一号墓，包括辛追遗体。如果回溯当时的发掘情境，可能很多人都难以想象，这么多瑰丽、珍贵的文物是在极端艰难的状况下被发掘和保护的。

首先是经费不足，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同意拨发掘经费12 000元，但是中间被克扣了一半。经费不足了，自然就不用指望人手会充足。本身在这个特殊时期留守省博物馆的人就不多，再加上没有经费雇请足够的工人，劳动部门更是不准在农村雇工，怕影响农业生产，他们只好在市区找了20来个待业青年，但这些人的专业素质又堪忧。主力仍然是博物馆的剩余人员，当时全馆职工有42人，除掉老弱、炊事和值班人员，每日能上阵的平均是30人，其中年纪最大的超过50岁，年纪最小的女讲解员有十七八岁。

没钱请人，也剩不了什么钱买工具，购置了60把锄头、50个胶卷，这差不多算是极限了。还得考虑伙食问题，当时职工的粮食定量是男士14千克、女士13千克，其实我看到这个数据没太明白，推断其大概是一个人一个月的量。后来博物馆向粮食部门申请补助，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可以补150克粮、2角钱。

其次是交通上也有问题。省博物馆离马王堆大概有6千米的距离。省博物馆是在烈士公园西门这一边，烈士公园可以被理解为长沙的“中央公园”“朝阳公园”，占地面积很大。我在2003年搬到了烈士公园东门附近，也就是省博物馆的另一头。此地当时尚属郊区，沙土飞扬，仅有一趟公交车，还是终点站。马王堆离我住的地方，还有差不多3千米。可想而知，当时他们要从博物馆去马王堆，路途有多遥远。别指望有车接送，提着工具，连单车都不方便骑行。况且那个时期，又有多少人骑得上单车？

再次就是发掘环境的问题。在医院内部发掘，虽然它是文物保护单位，像是医院里的一个自治区域，但终归是“寄人篱下”。天晴时大家还能在外野餐，但到了雨天，就只能蹲在屋檐下吃饭，满身泥土的发掘工作者不被允许进入室内。最夸张的是，文物出土后，因为没有应允就地参观，医院立马关上了大门，不让运送文物的车辆离开。有个别阻挠的人，也会有个别热心肠的人，发掘人员出现健康问题，也有医生帮忙照料。

最后还有天气的问题。发掘基本在春天完成，如果你是长沙人，肯定能够明白长沙的春天，几乎就没有晴天。

发掘开始的时候，请了101工程指挥部和湖南机械化施工站帮忙，用推土机推开一号墓上层的封土。封土是填充在墓穴上方的土，其实也就是俗称的“坟头”，规格越大的墓，封土也越大，像秦始皇墓的封土就成了一座山。按《礼记》的说法，有封土的才能称为坟，下面的部分称为墓。推开封土，墓口边沿露出后，再转为人工挖掘。东西相连的这两个土冢封土高约16米，底径约40米，直径约31.5米，可想而知它的制式、规格，以及墓主人身份的尊荣。

推开封土后，墓穴面貌初露。他们鉴定这是一个竖穴土坑墓，属于西汉时期一种常见的墓葬方式。竖穴土坑墓，顾名思义，就是挖出竖直的坑穴，将棺椁放置其中，再摆放陪葬品，然后用土掩埋。但同时，三个盗洞赫然出现，让现场所有的人都心头一紧。

这三个盗洞中，两个方形的属于现代盗洞。其中一个仅开挖了几米就停止了，另一个则有六七米深，还留存一只胶鞋底，被鉴定为1948年左右上海生产。最让人担忧的是剩下的那个古代圆形盗洞，也许那两个现代盗洞相对较浅，都是由于盗墓者看见有“前辈”先到了此处，想必下面不留宝贝，才停下来脚步。这个圆形盗洞从东北角往南延伸，到了墓的东南角急转直下，周壁呈黑褐色，如同烟熏过一般。技工任全生师傅判断这个盗洞应该出现在元代以前。侯良先生非常担心这个盗洞，每天看着发怵，害怕拼命挖掘，最后是一场空。但任师傅要他安心，既然这是一个火坑墓，那就代表里面一定还有东西。

没想到，这个长达17米的盗洞，在距离墓葬本体上填充的白膏泥仅六七十厘米的时候，忽然到头了。无从猜想，这个盗墓者到底为什么决定放弃？可能他觉得挖了太久还没东西，错误判断这是一个疑冢（用来防盗的假墓），所以转身离去。

抛开对盗洞的担忧，挖掘到白膏泥这一层的过程也非常艰辛，毕竟盗洞打了十几米都被放弃了。刚推开封土时还算顺遂，因为工作场面开阔，运土方便。但整个墓穴的外形是漏斗式的，越往下越窄，要把土运出来就需要费些功夫。跳板由一层加到了二层、三层，由于天气常有阴雨，跳板湿滑，泥土也黏腻。人们只好在跳板上绑草绳，再撒炉灰，增加摩擦力。医院四个厨房的灶台炉灰每天都被“扫荡一空”。

春深时，天气变得更难遂人愿。墓坑挖深后，进度也越发迟缓。因为阴雨不断，大家都怕这高耸的土墙引发塌方等安全问题。没有办法改善硬件，只能靠集体的力量。当时工作人员到各个学校请求支援，希望每天能有一所学校派两个班的学生来协助挖掘，由博物馆负责午餐。

学生每天来到后，在墓穴的四个角上按辐射形状站成8列，组成四条长长的人工输送带，把土从坑里提出来再往外传送。大多数学生也都没有雨具，被淋得七零八落。因为泥土湿黏，在最外层倒土的学生，要直接用手去抠下来，一不注意就会被竹篾刺伤。

这样的场面，侯良先生直到晚年想起，都会感动不已。在此特别列举当时前来支援的学校情况：

4月1日，长沙市第十三中学 82人

4月2日，湖南师院美术培训班 35人

4月4日，长沙市第五中学 94人

4月6日，长沙市第十六中学 114人

4月7日，长沙市第十六中学 114人

4月8日，长沙市第八中学 63人

4月9日，长沙市第七中学 96人

4月10日，长沙市第十四中学 108人

除此之外，还有湖南医学院（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湖南中医学院（今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等3所大专院校和9所中学的1 500人先后参与了挖掘工作。没有这些学校及其学生的支持，马王堆一号墓挖掘工作可能没有办法完成。

填土挖完后，出现了前面提到的白膏泥，其学名为微晶高岭土，白中透青，软糯、有黏性，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墓葬中时有所见。这层白膏泥厚达1.3米，往下又出现了包围棺椁的一层木炭，至少有5 000千克，解放牌卡车装走了4车。接着，木炭下露出了26张方方正正的黄色竹席，每个角上都写着“家”字。将席子揭开，一个巨大、完整的棺椁出现了，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

这样一个完整如新的椁室出土，当然引发了各界的关注，椁室内的进一步发掘工作，也有了更多援助。在揭开第一、第二层椁板后，发现了四个椁箱，里面摆放了大量漆器、竹笥、木俑、乐器等文物。它们保存得非常完整，而且色泽如新。

出土了这么珍贵的文物，忽然各路人马蜂拥而至。整个墓葬制式是四棺二椁，关于棺椁的问题，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解释。在层层剥离后，最底部的内棺出现了。4月28日下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军代表向侯良先生下了命令：当天晚上7点前，一定要把这个内棺弄出来，运到博物馆去。但是，墓地上堆土高、泥浆深、坡度大，卡车无法接近。于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吊装车间的师傅设计了一种特制吊篮，用人工和机械协作的方式，将重达数吨的内棺吊了上来。接着又要人工把内棺抬上卡车，一共30多个人才完成这项壮举。

内棺离开墓穴，象征着发掘工作到了尾声。从1月16日到4月28日，整个马王堆一号墓抢救性发掘正式结束。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在经历数月令人身心俱疲的发掘奋战后，看到如此完美、罕见的墓葬文物时的喜悦心情。2 000多年前的人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筑出了这个巨大的墓穴。两千多年后，考古工作人员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一次抢救性发掘。我也听过不少人抱怨：辛追好好地埋在地下，没事干吗把她挖出来展览？考古工作中经常有抢救性发掘，像马王堆考古这样无意中打开了古墓，或者一些基建工作中遇到了必须移除的古墓，就需要进行抢救性发掘，而不是无事生非，硬要把墓打开。现在仍有不少已知陵墓除了进行必要的考古发掘，基本维持原状，最著名的莫过于秦始皇骊山陵墓。

内棺刚到博物馆不久，谁也没想到，一批省机关人员纷纷跑来看热闹，并要求立即开棺。这明显不符合田野考古的工作步骤，正常的步骤应当在发掘后先整理和保护，然后撰写发掘报告。专程从北京来帮助发掘的考古专家王㐨先生坚决不同意，但这些“不速之客”下了命令。没有办法，工作人员只好硬着头皮把内棺打开了。一揭开棺盖，映入眼帘的是鲜艳亮丽的丝绸，一碰就会碎。这是因为这些丝绸长年处在封闭空间，接触到空气会迅速氧化。包裹衣物的习俗被称为衣衾制度，属于先秦时期的礼制，有大敛和小敛两种形式，小敛用衣服包裹尸体，大敛是包裹后缚扎。从马王堆一号墓的包裹情况，可以清楚分辨大敛、小敛。从晚上七八点一直忙到凌晨五点，工作人员都没有揭开棺中珍宝的真面目。看热闹的人，可能也没想到看热闹居然也这么辛苦。不仅宝贝没看到，棺内还有一股强烈的酸臭味，在那个人人携带手帕的年代，在场的人都用手帕捂着鼻子，有人说手帕上沾到的气味三天都没洗干净。

经过专家6天细心的剥离，终于露出了一个女性的头部，脸上覆盖着两件长方形丝织物，这也是古代常见的装殓用品。这又引发了新的内部争论，到底古尸算不算要保护的文物？最后还是请示了图博口的王冶秋先生，他回复说：“两千年保存完好的古尸，是世界奇迹，尸体和丝绸都要保存好。”

但还没有做好文物的清理和登记工作，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就脑袋一热，命令立即布置陈列对外开放，说长沙就80万人口，组织好的话半年就能参观完。5月22日，发掘完成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发掘出的文物居然就开放参观了。展览现场不仅有本地市民，外地游客也闻风赶来。队伍从博物馆门口一路排到烈士公园西门，跟今时今日的盛景有些相似。当时的门票是事先发放，为了分流，外地游客到旁边的省体育馆传达室领票。每天计划发800张，最后发到1 500张，还是供不应求。

当时博物馆四周还没有围墙，不少观众等到晚上12点都不愿意离开，早上天未亮就有人来排队。开始几天人流量高达1.3万，后来湖南省参观文物领导小组成立了，安排了参观日程，把每天参观人数控制在4 000人。但这个时候，博物馆的员工刚刚经历发掘大战，还没休息恢复过来又临接待大战，不少支援发掘的单位也排不上参观的队伍，忍不住在电话里发脾气。当时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揶揄，“挖了一个死人，害了一批活人，惹了一批好人”。

就在参观人潮汹涌之际，图博口的王冶秋先生在6月2日突降长沙。他一踏进湖南省博物馆，看到万人涌动的场面，就立马勃然大怒并呵斥：“文物保护工作没搞好，怎么能开放展览呢？这是谁决定的？”这场陈列闹剧这才得以平息。王冶秋先生在详细了解发掘过程和文物情况后，回到北京，于6月8日向国务院写了《关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情况的汇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领导阅后，于11日批示：“注意，千万不要把出土文物搞坏。”

因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在17日才看到报告，了解情况后严厉批评：“湖南军区挖出，不报告省委，更未报告中央、国务院。后来又人山人海地去参观，还有刮妖风的。出土尸身和衣着、帛文，还有其他文物，非变质不可。请告卜占亚、李振军同志，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后，仍旧留在湖南省博物馆，这是可以向群众说得通的。非当机立断不可。请值班室打电话去，速办勿延。”

周恩来总理在观看关于马王堆一号墓挖掘的纪录片《考古新发现》时，看到了一号墓旁边的土冢，便跟王冶秋先生说，旁边的那个墓也可以发掘。

1973年9月6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请示报告》。周恩来总理在10月3日批复：“此事请王冶秋回京后，协同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各地有关科研单位和医学科研及医务人员前往长沙，协助中共湖南省委办理此事，并请文化组派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总政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影片摄制工作。务期此次发掘工作，取得比上次更多的成绩和收获。省委李振军同志任组长，王冶秋同志以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科研单位各出一人，连同省委宣传部张兰明同志为副组长，成立小组。订出切实可行而又不造损失破坏的计划，经省委批准后再开始发掘。共20多万元，可以满足其需要，要预置一些设备和化学药品。”

当天上午，王冶秋先生就电话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领导小组成立时，又加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王应睐，下设办公室、秘书、宣传、业务、施工、安全保卫、古尸研究等小组。除此之外，还有省内外大批科研、新闻工作者。

先发掘的是三号墓，发掘工作开始于11月19日。发掘人员先用洛阳铲打孔，湖南省气象局监测了不同深度的地温，并在三号墓东侧钻了一个9米深的定点观测孔。和一号墓一样，发掘人员先用推土机推去上层封土，露出墓口后，再进行人工挖掘。三号墓的发掘工作主要由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80多名师生，以及解放军工程兵部队20多人参与，分为三班，日夜施工。

11月23日，发掘人员见到了白膏泥，这时他们已经从墓口向下挖掘了6.5米。三号墓发掘过程中，没有出现盗洞。在墓坑的填土里，发现了云纹瓦当和汉文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钱，在靠北壁处，有一个带木柄的铁锸，当时是全国首次发现。另外，还有一个两边有提手的圆形竹筐，都是古代的筑墓工具。墓道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空洞，开始还不知道这有什么作用，随后才发现各有一个守墓的偶人。

白膏泥中还夹杂了碧绿的树叶，还有一段青色的竹子和许多小竹片，几乎跟新鲜竹子一样，可见白膏泥的防腐、密封性能之好。但可惜，白膏泥保护了偶然混进其中的树叶，却没有保住内棺中的尸体和衣物，它们依从着自然定律而腐朽。

三号墓的制式是一椁三棺，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共1 000多件，包括4幅帛画，610支竹简，38件兵器，6件乐器，316件漆器，104个木俑，50个竹笥，还有12万多字的帛书。

1973年12月18日，最大的土冢下的二号墓的挖掘工作开始，到1974年1月13日结束。二号墓的墓坑呈椭圆形，是很少见的一种形状，南北长11.5米，东西宽8.95米，深13米。制式是一椁两棺，在三个墓中是最小的一个。发掘人员在顶部发现了一个大盗坑，里面还遗留了两只唐代敞口浅腹假圈足黄釉瓷碗，说明早在唐代的时候，这个墓就被打开了。在墓的一侧，还有一个现代盗洞，里面有手榴弹。虽然这两个盗洞都挖到了墓坑底部，棺椁却没有被打开。

棺椁未开，可能是因为盗墓贼好不容易挖下来，结果看到棺椁外貌已经严重腐朽，根据经验肯定也就知道里面的东西残破不值钱了；也可能他们技术格外高超，又盗亦有道，打开后再恢复原貌，不惊扰墓主人。墓里的400多件陪葬品大多已破损，就算盗墓贼没有打开过，长沙的酸性土质本身也不利于保护文物。《长沙发掘报告》中就提到，长沙古代墓葬的大部分尸骨、文物都被腐蚀、破坏。我推测一号墓那个盗洞戛然而止，正是由于盗墓者发现二号墓的情况，判定一号墓中的陪葬品也都残破，从而半途而废。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一句，侯良先生的某些书稿中写：一号墓有三个盗洞，其中古代盗洞一个、现代盗洞两个；二号墓有两个盗洞，其中古代盗洞一个、现代盗洞一个。其更晚的书稿中写二号墓有多个唐代到近代盗洞。但我查阅的马王堆挖掘考古报告中写：一号墓有两个近代盗洞；二号墓有三个盗洞，其中古代盗洞一个，近代盗洞两个。我不知道盗洞数量的差异是什么导致的，虽然我将侯良先生的书稿作为“信史”参考，但也把矛盾点单列出来。

回到二号墓发掘现场，当时又值冬季，冷风中的挖掘工作者不由得有些失望，本来是被寄予最大希望的一个墓穴，反而什么都没有。

李振军组长来到现场鼓舞士气，也许在墓底的泥浆里会有什么惊奇的发现。果然，大家还真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虽然这不是一本章回体小说，但考虑到每个章节的主题，还是需要“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