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王堆是什么？

在我读的电影学里，有一个经典的提问，由法国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提出，也是他重要著作的名字——“电影是什么？”这个命题开启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世界性电影运动。在这本关于马王堆的书的开头，我也想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马王堆是什么？

对我而言，马王堆首先是侯良先生毕生研究的课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是他的一个代表符号。

但从广义来说，马王堆首先是长沙的一个地名，在马王堆发掘的三座汉墓，统称为马王堆汉墓。要是现在在长沙街头，问人马王堆是什么地方，我觉得很多人想到的不是这三座古墓，而是海鲜市场，在这里可以吃到长沙价格最便宜的海鲜。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先生曾率领一批考古人员来长沙进行勘察，根据封土及有关情况，例如土层分布、土中掺杂的文物碎片等，认定长沙东郊马王堆干部疗养院这里东西相连的两个大土冢是汉代墓群。夏鼐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在国内就开始从事考古发掘工作，40年代还曾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工作队在长沙工作了三个多月，一共发掘了162座古墓，其中战国和西汉前期墓葬100座，汉代墓葬45座，唐宋墓葬15座，时代不明墓葬2座。我查阅了《夏鼐日记》，其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他参与伍家岭等地几处古墓的发掘工作，对于马王堆只是寥寥数句带过，没有详细写下他实地勘察的过程。日后的考古发掘实况，也证明这支团队专业性很强，称得上“新中国第一考古天团”。

侯良先生在他的书中，包括在讲解词里，都提到一点，就是马王堆的地名问题。他在发掘期间借宿在墓坑附近的民房，无意中看见这里的门牌写的地名是马鞍堆。以地形状况来看，东西相连的两个大土冢远远看上去的确如马鞍一般，取名为马鞍堆似乎更为合理。

那马王堆这个名字，又从何而来呢？

“马王”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一种称谓，像《权力的游戏》里就有马王。长沙的确有过“马王”，而且是好几个。五代时期，马殷割据湖南，被梁太祖朱温封为楚王，定都潭州（今长沙）。侯良先生在书中认为马王堆中的“马王”，与这里曾被传为马殷家族墓葬有关，不过根据康熙时期成书的《湖广总志》，马殷的墓应该位于衡阳上潢水侧马王山。

不是这一个马王也没关系，在他之后还有几个“马王”。马殷死后，他的儿子马希声继位，在位期间未曾称王，死后被追封为衡阳王。在马希声之后继位的是他的弟弟马希范，在位期间就被封为楚王。在马希范之后继位的是他的胞弟马希广，也是在位期间被封为楚王。马希广因遭到兄长马希萼发起的兵变而身亡，马希萼成了新的楚王。接着他的兄弟马希崇又发起新的兵变，自立为楚王。这一系列变乱，史称“众驹争槽”。

南唐政权趁机拿下湖南，“马王”的时代到这里就终结了。没多久南唐被马殷旧部赶走，又引发了新的内乱，直到宋朝建立，把湖南纳入大宋版图。马希萼死在南唐政权中心金陵，马希崇到了后周政权中心开封，死于何时何处没有记载，估计没有回到湖南。而之前几个马家楚王，都有可能是马王堆名称的来源，嘉庆年间《长沙县志》也认为这是马殷家族墓葬。

汉代和五代相距甚远，如果这里从汉代起就有了两个大土冢，那么被称为马鞍堆的历史估计会长于马王堆。侯良先生认为此处的正式名称就应该是马鞍堆，马王堆属于民间口语误传或一种俗称。因为五代之后的人，也许并不全然了解这两个土冢从汉代就存在。马殷的后人失势，他的墓葬究竟在何处，普通老百姓也不一定会去深究，马氏楚王墓葬所在地也就慢慢变成了传说。我觉得其中还可能有方言的影响因素，“鞍”和“王”在长沙方言里发音的确较为相近。究竟哪个名称出现在前，哪个才应该是正名，可能在今天马王堆汉墓闻名于世后，也变得不再重要。

另外，《太平寰宇记》记载，这里是第一代刘氏长沙王刘发葬程姬、唐姬的墓地，称之为“双女坟”，后也有文献记载这是刘发及其母唐姬的墓。刘发是汉景帝的儿子，他的生母唐姬本是程姬的侍女，汉景帝要临幸程姬时，程姬因为月事不便，由唐姬替代，生下刘发。因为生母地位低微，所以刘发不受汉景帝喜爱。在吴氏长沙国因没有嫡长子而除国后，刘发被分封为长沙王。长沙国地处偏远，相较于长安气候阴冷潮湿，不是分封福地。相传刘发为人极其孝顺，他的两位母亲去世后被葬于长沙，他在坟上立杆挂灯，并从长安带去沙土建筑高台，登高远望灯火，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他筑台之处，就是今天长沙的定王台。这里现在是著名的书市，我读初高中时几乎每个周末都流连于此。未发掘时，此处的传说年代与夏鼐团队鉴定的年代相符。发掘过程中东侧发现一电线杆大小圆洞，四周是似火烧过的土，直上直下，这与传说的立杆挂灯不谋而合，于是大家都认为文献记载应该可信。

长沙变成网红城市之前，湖南省博物馆就已经门庭若市。近几年一到了节假日，门口的队伍一直排到烈士公园门口，浩浩荡荡好不壮观。大多数人到湖南省博物馆，都知道要看马王堆，而在马王堆众多陈列中，人们最想看到的是辛追老太太，但不少人又不敢看她。

为什么大众对于一具千年古尸如此痴迷而惧怕？

惧怕当然很好理解，生者本来就惧怕死亡。不少人在自己的湖南省博物馆游记里都提到，看了辛追后回家发烧、做噩梦，像是遭到了神秘的诅咒，其实也就是惧怕死亡的心理通过生理不适发泄出来。但就算有着根本性的惧怕，大家还是忍不住要去看，这又是一种根本性的痴迷。这正好也可以用前面提到的《电影是什么？》这本书中的电影学理论来解释，即木乃伊情结。安德烈·巴赞的意思是，人类捕捉、保存活动影像的原始动力，跟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心理是一样的，都是妄图借此获得永生。

对于很多人而言，马王堆就是辛追，辛追是整个马王堆的核心。这点也很好理解，每个博物馆都有属于它的镇馆之宝，就像每个城市都有地标性建筑。她在全世界也享有盛誉，毕竟是首次发现的距今2 000年的湿尸，后来类似的古尸都被称为“马王堆尸型”，她的珍贵性超脱于一般的器质型文物。

绝大多数文物按照时间顺序陈列。不难发现，同一时期的文物有一定的相似处。例如一个朝代或者某个窑烧制出的瓷器，具有稳定的共同特质。但其中，偶有几件特别精美的作品成为珍品，又会因为各种原因仅存世一件，成为举世瞩目的孤品。

马王堆出土的绝世孤品指的不是辛追遗体，她并不能代表马王堆墓葬的实际价值，甚至和整个西汉文化都没有关系。不是说辛追遗体本身没有价值，她还是有极高的医学研究价值的，只是这个价值和她所处的时代没有太大的关系，无法直接帮助大众了解西汉文化。国内绝大多数以一个墓葬或相关墓葬群为核心的博物馆陈列，都很少见墓主人出场，主要是出土文物，加上墓主人的介绍。墓主人的作用主要在于佐证出土年代，以及让我们通过对他们的社会地位、职务的研究，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文化。

为什么大众在心里会将辛追视为马王堆的核心？

一方面是大众始终有一种对于永生的幻想。古今中外实在有太多关于永生的传说故事，这种神秘主义色彩赋予她一定的价值。

另一方面，有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思想存在。她是这个墓葬的主人，人们自然会觉得应以她为尊。没有她，又怎么会有这样丰盛的陪葬品呢？她和她的陪葬品本身就是一体的，陪葬品能够保存完好，她本身也能保存完好。她虽然不能直接体现对后世影响颇深的文化价值，但她生前是这些文化的享有者，死后是这些文化的拥有者。

我曾经读过一位日本记者写的关于故宫的书，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角度，就是故宫不止一个，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其实有四个故宫并存。

第一个故宫，自然就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它是最声名显赫的故宫，除了陈列、收藏的文物有名，其建筑本身就有着极大的文化价值。

第二个故宫，想必很多人也都知道，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历史衍生出的“故宫”。

第三个故宫，也并不难猜测，是沈阳故宫。沈阳故宫是清军入关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宫殿，可以算作北京故宫的前身。同时，溥仪在伪满洲国濒临破产的时候，企图从沈阳出逃，最后被苏联拦截，他从故宫带出来的部分文物就这样留在了沈阳博物馆。这个故宫里，不仅有宫殿实物，也有文物，只不过二者是分离开来的。它既是清朝的前世，又是清朝的尾音。

第四个故宫，可能很多人想不到，是在南京。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转移一大批北京故宫文物到四川，在解放战争期间运送到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品，也是从这一批文物里偷运出去的。因为战事吃紧，仅3 000箱被运到台湾地区，12 000箱留在了南京。后来10 000箱回到了北京，2 000箱留在了南京。

所以从这位日本记者的理解来看，故宫不应该仅仅是北京的实体故宫，由于种种原因，一个故宫分成了四个，都保有故宫的部分精粹。而且故宫这个名字，本身就极具中文的暧昧性：“故”是过去的意思，似乎所有属于过去的宫殿都可以称为“故宫”。例如南京的总统府，曾经也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再加上2 000箱存放于南京博物院的故宫文物，组合出一种莫名的历史宿命感。

这个角度启发了我，马王堆似乎也不应该只有一个，而是有三个。

第一个马王堆，自然是湖南博物院的马王堆汉墓陈列，这里保存着马王堆的精华部分。它不仅有最值得展览给公众的文物，还有很多发掘、保护的资料档案，以及对马王堆汉墓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从1972年到1974年，从三座墓中发掘的重要文物，差不多从出土开始，就被安放在这里。而且从1972年一号墓发掘工作刚刚完成，就开始了马王堆文物展览，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第二个马王堆，是马王堆疗养院内的马王堆汉墓原址，保留了三号墓发掘的墓坑原貌（一、二号墓发掘后墓坑已回填）。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马王堆，可以说是马王堆的本体。可能单单只有一个墓坑，又在离市中心稍远的疗养院中，此处并没有很大的旅游价值。不过我也在这附近遇到游客问我怎么去马王堆，我想他们可能是想到“省博”但导航出错了。

侯良先生最后就住在马王堆疗养院，也是在这里去世的，这种命运的呼应，听起来特别有神秘主义色彩。我去疗养院探望他的时候，才得知这里保留了一个墓坑，就在疗养院大门不远处，外面建了一个房子围起来。我去的时候大门紧闭，门上写着“门票2元”。我趴窗户往里看了一眼，里面和我小时候看到的所有马王堆发掘现场照片一样：一个2 000岁的巨大墓坑静静留在那里。

第三个马王堆，在博物馆的仓库里。从小时候到现在，我印象中博物馆陈列的文物是有变化的。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两个墓的巨型棺椁原本都会展出，在这个展馆旁边的小楼里，那里曾是最早的展馆，现在已经完全被拆除了。我也问过侯良先生：一号墓出土了辛追遗体，那二号墓、三号墓里她丈夫和儿子的遗体呢？他回答他们都已经是一堆白骨了。我继续追问：那他们现在在哪儿？他说在博物馆的仓库里。

本来博物馆的陈列就是一门科学，不可能把全部文物一股脑儿摆出来，得有一个逻辑。要考虑到文物本身的价值，同一类东西有好几十件，那摆一件就足够了。如果出土时破损过于严重，都没办法修复，还是收起来比较好。现在还有一种“以旧修旧”的理念，在湖南博物院陈列大楼二楼的“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馆有一件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一万多年前的陶釜，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陶器之一，出土时只剩下一两块碎片，但是被修复成了完整的器皿，而修复的部分没有上色，这是为了展现它的破损程度和它的完整器型。在我的印象中，原本解剖辛追后内脏也展出过，是围绕着她陈列的，后来估计是考虑到观众接受度的问题，都被收起来了。

侯良先生的书中，特别提及了一件没有展出的藏品——出土自三号墓，被称作中国最早的“乌纱帽”。但它并不是真的乌纱帽，只是形态上有所类似，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墓中遣策记载它的正式名称是漆纚纱冠。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最早、保存最好的一顶漆纚纱冠，可想而知它的价值。但也正因为它太过珍贵，又是难以保存的织品，所以在现有的条件下，无法拿出来向公众展览。

博物馆仓库里未被陈列的这一部分文物，属于不会被公众看见的马王堆。它们的价值，也早被各类学者研究透彻，虽然公众看不见它们的实体，但是它们内含的价值，已经体现在公开的研究成果之中。

这三个部分构成了整个马王堆的实体，而文物的价值则是它所折射的文化。对马王堆文物的研究，又延伸出马王堆文化，这是“马王堆学”的精神所在。

马王堆三个墓一共出土了3 000多件文物，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包括帛书、帛画、竹简、漆器、陶器、兵器、乐器、丝织品、农畜产品、中草药等。侯良先生在他第一本马王堆著作《神奇的马王堆汉墓》后记中，提到了夏鼐先生的一句话：“一个古墓就等于一本古书。”不同门类的文物，就如古书中不同的章节一般，也是我这本书的行文逻辑。这些客观存在的器物，展现出了西汉时期长沙国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面貌，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风俗民情等多个方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环境与生态文明。

对于马王堆文物的研究，侯良先生很喜欢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大协作”来概括。由于马王堆的出土文物是多元的，分属不同领域，因而不同门类的文物由不同的专业机构、组织来研究。同一类文物也具有不同的研究意义，例如出土的三十多种帛书，内容从历史、哲学到医药、科技无所不有，需要不同的学科单位进行研究、诠释。同一件文物也可以在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的价值，例如乐器本身的形态、发声方式由乐器研究所进行研究，而它的制作材料、上色工艺又由木材、化工、动物、植物等研究所进行研究。

我对马王堆出土文物涉及的研究学科做一个基本统计：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中医学、中药学、解剖学、组织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临床医学、考古学、历史学、哲学、文学、文字学、版本学、音韵学、训诂学、民族学、民俗学、美学、农学、艺术学、宗教学、军事学、美术学、舞蹈学、纺织学和烹饪学等。其中部分学科的历史因为马王堆汉墓的发现而被改写。

马王堆出土文物背后的研究工程可想而知有多庞大，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过于专业，并不能直接呈现给大众。例如，湖南医学院在解剖辛追遗体后出版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一书，就不像是普罗大众会买来阅读的睡前故事书。大众能享有的马王堆文化，还是跟陈列的文物息息相关。

在这些客观存在的文物背后，隐藏着古人的思想。近年来考古学中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人们称之为认知考古学，也就是通过这些遗留的文明痕迹，去推导古代人的所思所想。比如在马王堆的案例里，它的墓葬形式、陪葬品纹饰和部分陪葬品，在某种程度上就直接展示了当时的信仰系统。尤其是帛书中的《老子》甲、乙本，从内容上就呈现出了信仰归属，还有云气纹的大量使用，也体现出当时人比较相信的创世学说还是道家的“气生万物”。

死亡是一种神秘又充满想象空间的事情。对于古人来说，墓葬成为礼制的一部分，就象征着他们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段生命旅程的开始。正因这种对死亡的无限想象力，我们才得以看到那么多保存在墓葬中的璀璨文明痕迹。这个“开始”，可以换成一个更方便理解的词——“升仙”。当然，“升仙”思想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并非一开始就存在。

中国人很喜欢神仙，也渴望成为神仙。我很喜欢倪匡的《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中的一部，它就叫《神仙》。倪匡用了一种戏谑的手法，将神仙的概念偷梁换柱：他在书中写的修炼方式，其实都是外星人故意落在地球的，把使人成仙的宝贝搜集齐全，就可以从人变成外星人，获取一些非人类的超能力，也就是“成仙”。这个情节虽然天马行空，但是至少保留了一点成仙的传统思想，就是成仙得有一套明确的步骤。

西汉事死如生，墓葬系统也是一套步骤，让生者帮助死者去往另一种生命形式生活的地方。马王堆里会不会有神仙？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回答，肯定没有。但古人埋葬他们的亲人，已经尽了最后的孝道，他们相信此举可以助力逝者开启新生命。虽然现代人没有这么繁杂的墓葬系统，也不会想着帮助逝去的亲人成仙，但是这种思想还是根植于我们脑中，我们总希望前人可以在冥冥之中庇护自己。写这本书之时，我也有点希望我的爷爷可以保佑它畅销。这是一种很不科学却又无法根除的集体潜意识，但对个人而言，是极有自我安慰价值的精神寄托。

抛开封建迷信思想，我觉得有没有神仙也是马王堆的核心问题，这一点直接决定了马王堆汉墓在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发展过程中处于哪一个位置。从客观角度看，下葬时间、礼制都是可以考证的，但是唯有信仰系统属于主观层面，只能推论，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

当年，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后，经新华社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据统计，1972年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自公开展览以来，它也吸引了无数外籍友人前往参观。其中，我觉得日本人似乎对马王堆格外痴迷，日本境内甚至掀起过“马王堆热”。

1972年正值中日建交，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前，日本媒体透露他想特意到湖南来看一看马王堆。国家文物局考虑到出土文物还在整理和保护之中，不方便直接对外宾开放，在请示国务院同意后，决定把一号墓出土的T形帛画调到北京，挂在故宫博物院的外宾接待室中，待田中角荣参观故宫的休息间隙给他参观，并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亲自讲解。侯良先生当时负责护送T形帛画前往故宫，在行程中意外结识了沈从文先生，这又是后话了。

1974年，日本友好书屋读者代表团来参观，一行人都特别激动，他们说日本用整版报纸报道马王堆帛书的出土，一般只有火灾、地震这样的大新闻才有这种待遇。1990年，马王堆部分文物在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公园展览馆展出，展出时间为168天，参观人次高达40万。

我曾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到两只漆耳杯，形态、色彩乍一看跟马王堆的漆器十分相似，下面也标注了中国湖南长沙出土，但时代写的是战国。湖南也出土了不少战国时期的漆器，由于语言不通，我也无法弄明白这两件漆器出现在东京的原因。

记得有一次，在湖南省博物馆一楼的洗手间，我无意中听到两个外地游客的对话。其中一个认为马王堆没有什么好看的，不如他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编钟大气。

中国有句老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特征，在这里生长的人也有不同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从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文化。就拿这位游客对比的湖北省博物馆来说，尽管湖南、湖北都是楚文化的核心地带，但也随着历史进程分化出不同的特点。况且曾侯乙墓和马王堆汉墓时代不同，墓主人的级别也不同，有些直观上的差异很正常。

墓葬文化本身具有一个观看角度的问题，古人建筑烦琐的墓葬空间，并将之封存于地下，这就形成了一套想象中的观看体系。例如在室墓中装饰壁画，这壁画肯定不是给活人看的。不少人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室墓中的壁画就处于墓主人目光直视的位置。把“观看”这个理念拓展开来，也就是墓葬中的每个环节、葬品所处的位置，都要为墓主人服务。而墓葬从地下回归地上，进入博物馆之后，原有的观看逻辑被博物馆学的分类打破。

《流动的博物馆》里提到，博物馆的存在可以帮助人们“抗拒时空压缩的迫害”。“抗拒时空压缩的迫害”听起来既有哲理又高级，这句话似乎有点难以理解，但是换成通俗易懂的说法，就是让人们忘记对死亡的恐惧。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打破时空界限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所体验的是历史长河诸多片段的拼合。所以，为了更好地体验“抗拒时空压缩的迫害”，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观看模式。

这本书就是我所构建的马王堆观看模式。从某种角度来说，电影也是一种观看模式，与博物馆的超越时空性有一定契合度。我想将马王堆的陈列，看作一次叙事、一部电影，甚至一趟追忆逝去亲人的旅程。

文物背后蕴藏的文化价值，是很值得细心体会的。一件镇馆之宝也许有着耀眼的奇观效益，能源源不断吸引游客前来一睹风采，但更多的文化价值其实藏在大量烦琐、重复、乏味的展品里。如果你愿意聆听它们的故事，想必也能离历史尘埃之下的马王堆更近一点，从而真正走进尘封的文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