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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政治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席天扬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在马克思看来，拿破仑三世在1848年革命之后掌权的剧本，是对于拿破仑·波拿巴1799年发动的雾月政变的拙劣模仿。而拿破仑三世的成功上台，部分原因在于1848和1799年的巴黎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上的相似性。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解释民粹主义思潮在当代西方政治的周期性涌现。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历经了多轮经济动荡和衰退，并在其社会矛盾中酝酿了汹涌的政治思潮，以反精英、反建制为普遍诉求的民粹主义思潮也催化了一起又一起政治极端事件。从特朗普胜选到英国脱欧，从极右翼政党登堂入室到强人政治的兴起，以往西方精英看来遥远的危险正在切近，套用一句列宁的名言，“有时候几十年里什么也不会发生，有时候几周里就发生了几十年的事情”。
面对既有的认知系统的崩裂，当人们捡起旧世界的碎片，试图整顿心情重新出发，也要问一句：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又将走向何方？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经济史学家巴里·埃森格林看来，21世纪初开始发生的经济衰退和民粹主义，既不是旧时代的挽歌，更不是新世界的序曲，而是一个既有主题以不同调式在不同乐章的再现。这种历史呈现不尽如马克思所言是不断退化的模仿，却可能是黑格尔所谓通过不断扬弃达到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在此“否定之否定”逻辑支配下，极右翼成为法西斯主义在21世纪欧洲的回响：为了缓解国家主义的冲突和威胁、致力于缔造欧洲团结而形成的欧盟，因其超主权的制度安排和庞大的官僚机构而被人诟病，成为维护本地化利益和传统欧洲价值的政治势力的攻击目标。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执政期间在宣扬其政治理念时，会跳过里根而回溯到19世纪的民主党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他不仅在白宫办公室悬挂杰克逊的肖像，更宣称其所推崇的“美国优先”原则来自这位前总统。无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里根，都把全球事务作为美国政府的优先项。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并把全球化冲击视作头等敌人，就必须和建制派的叙事保持距离。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威学者，埃森格林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史等领域，留下了诸多经典。他对于民粹主义的论说更是一幅西方世界自拿破仑战争以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埃森格林的笔下，技术变革和经济的兴衰催生不同行业与阶层的起落，随之产生的种种进步、扰动、失落、矛盾、冲突、反抗和狂热，在全球化的历史步伐中与分配政治和民族认同相互裹挟，最终转化为一张张愤怒的选票和“政治素人”的粉墨登场。
太阳照常升起，世界悄然改变。
民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西方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终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西方思想史上的民粹主义缺乏一个内在自洽的逻辑体系和一以贯之的政策主张；与其说这是一种理论或者理念，不如说它代表了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思潮、事件和政治运动的共同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强调以人民为本，主张以民众的意志决定政策的根本依据。埃森格林把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具有反精英主义、独裁主义和本土主义倾向的政治运动”。而populist（民粹主义者）的拉丁文词根populus的含义正是“人民”。可以说，不同时代和语境下的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现实的诊断和政策药方千差万别，唯有基于“人民”的叙事是这些思潮的共同特征。
问题在于，“主权在民”正是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国家理论的根基，而非民粹主义者的首创。以代议制民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对人民负责这一基本假设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强调“以人民为本”不能从根本上否认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既然无法否认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就只能反其道而行之，批评代议制民主辜负了人民的信任——指控精英通过操纵政策议程架空了人民主权，严重伤害了民众的利益。而要说服民众认识到这一点，在现实世界就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利益严重受损的民众——无论这种伤害来自技术、制度、政策还是外部世界的竞争。
另一个理论难题在于，people（人民）一词在英文中既是单数，又是复数。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主权来自作为单数名词的“人民”，而在现实政治中，受到政策影响并对于政策施加影响的“人民”却是由无数偏好、能力、信仰各异的个体组成。正如书中所言，民粹主义的兴起往往伴随着经济衰退和分配冲突，以及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导致的冲突。根据分配冲突的原因，民粹主义者的具体政策诉求也不尽相同，从主张扩大公共支出、加强再分配和对富人征税的力度，到反对贸易自由化、限制外来移民，民粹主义的政治光谱同时覆盖了西方传统政治中的左右两极，“不仅包括反精英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也涵盖敌视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比如，近年来美国政治中无论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茶党，还是特朗普支持者及其本人，都对金融资本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和20世纪30年代民主党人休伊·朗及其支持者考夫林神父的观点一致，当代民粹主义者认为监管当局对于金融业过于宽松，而让普通人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无独有偶，在美国历史上，安德鲁·杰克逊在19世纪30年代对于合众国第二银行特许权进行了否决，而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也围绕合众国第一银行展开辩论，民粹主义的政策已经成为西方历史上无可回避的政治遗产。
民粹主义同样模糊了西方政治经济的左右分野。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来自中西部受全球化激烈冲击的“锈带”区制造业工人。制造业工人支持特朗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在贸易政策上的强硬主张，而特朗普上任后对于包括欧盟伙伴在内的世界各国强征关税也算是“兑现”了之前的竞选承诺。在意大利、希腊等国，传统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者转而支持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对于金融业的敌对态度类似，民粹主义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在历史上也不是无迹可寻。导致20世纪惨烈关税战的法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就是在共和党总统胡佛任期内通过的。
2017年以后，日趋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和西方舆论不断升级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使得国人对于西方民粹主义的影响有了更直观的感受。针对所谓的“中国冲击”的政策话语中充溢着对于“他者”的敌视，以及对于自身优势地位弱化的政治焦虑。这种焦虑也表现为对于不同宗教和语言背景的移民的排斥。埃森格林指出，基于民族认同政治的民粹主义情绪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一战之后，美国政府通过《移民法案》加快了限制外来移民的步伐，三K党针对少数族裔的暴力也在同一时间达到顶峰。往前回溯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排华法案》限制中国劳工的进入，缓解本地劳工的不满。
历史似曾相识，往事并不如烟。
民粹主义政治家和某些民众在民族认同和排外主义上的共振，反映了更深层的信念危机。埃森格林指出，民粹主义思潮在美国具有广泛市场，来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美国人特有的对政府的反感和对个人主义的执念是有物质根源的。……对个人主义的推崇源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起到‘安全阀’作用的国境线，这使得许多美国人实际上有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而个人主义能否构成一个社会的底层原则，取决于个人掌控命运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主义也是一柄双刃剑。当经济繁荣、收入稳定、民众对未来充满信心，国民会把繁荣和福祉归因于个人自由和奋斗。反之，当技术变革或者全球化引发结构性冲击，造成失业和收入下降，被替代和利益受损的人群更倾向于把萧条的责任归因于政府政策而不是个人行为，因为“政府就是问题本身，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埃森格林在书中提及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据说有选民在一次市政厅会议上警告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罗伯特·英格利斯，‘让你的政府别插手我的医疗保险’，但这位选民并不知道医疗保险是一个政府项目。”这个故事的趣味在于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深层政治吊诡：谁能阻止强大的官僚集团去干预个人事务呢？当然是比官僚集团更加强势的“强人”了。按照这个逻辑，“强人”绕开西方民主的决策程序和法治规则去进行变革，却可能被视为对于腐败的官僚和利益集团的反制，是对于民主价值和个人自由的捍卫。
而在欧洲，对于移民的文化排斥、全球化冲击以及欧债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导致了对于个人主义的怀疑和向传统价值的回归，法国“国民阵线”正是这种潮流在西欧的代表。欧洲的民粹主义同样不是新事物。奥克肖特于1958年在哈佛大学的系列讲座《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中就曾经深刻地剖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观的分野，指出“不想享受个性自由，并非是远古年代的遗迹，而是一种‘近代’特性，正如近代欧洲的个性观是从共同体道德观的残片中孕育出来的那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极端政治思潮印证了关于集体主义的现代性论断：欧洲法团主义试图为不确定性和个人主义负面影响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却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民粹主义能够赢得未来吗？本书从宏大的历史视角提供了启迪。正如作者所展示的那样，包括俾斯麦、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的一些政治家，都曾面临重大社会转型的挑战，他们的政策回应在某种程度上也颇具民粹主义色彩。然而不同于德、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局走向，上述政治家成功地驾驭了民粹主义的思潮，并通过理性化、制度化和建设性的回应，缓解了分配矛盾，带来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这或许说明，在民粹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有深具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家才能成功地驾驭风浪，不断远航。